2021年度调研报告合集43篇（全文191361字）

　　　
目 录
1．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1
2.“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十五周年调研课题组成员闫磊：
北京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6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打造“两山论”的广西实践样板“龙脊模式”的经验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8
4.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
对提高人民银行专项监督工作质效的实践与思考 12
5.郭守斌、魏域斌、魏玉杰：
对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16
6.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研报告 21
7.安徽省总工会经审会调研组：
关于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24
8.南阳市农业农村局方拓锦、陈自龙：
关于加快南阳市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融合的调研报告 28
9.辽宁省兴城市委党校曹志琴：
关于锦州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33
10.天津市税务局税收科研所课题组：
关于天津台资企业税收情况的调研报告 36
11.新余市教育局张晓明：
关于我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43
12.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课题组：
国有企业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和对策 46
13.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荆州探索” 50
14.华宇佳、马晓旭：
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55
15.市委党校64期处干班学员孙云国：
将服务群众寓于城市管理工作之中我市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调研报告 60
16.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行联合课题组：
金融支持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62
17.天津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弘扬典型精神引领改革发展工作纪实 70
18.留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张建红：
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财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74
19.杨艳玲、刘国廷、李佃胜：
濮阳建设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调研与思考 78
20.北京联合大学“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绿皮书”课题组：
全面提升城市休闲和旅游水平 84
21.锦州小东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李铁东：
全面提升垦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调研与思考 88
22.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梦莹：
全球战“疫”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与建议 90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纪委监委课题组：
如何统筹衔接“四项监督” 95
24.四川省邛崃监狱课题组：
四川省监狱系统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的实践与思考 98
25.杨晓军、钟欣、陈恒、白月：
北京三中院关于刑事财产刑案件强制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106
26.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提升金融标准实施效果重要举措研究 110
27.湖北省委巡视办课题组：
推进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 118
28.“贵州深度贫困县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课题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研究 122
29.邯郸市委研究室、邯郸市民政局联合调研组：
邯郸以“两约”为抓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 129
30.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东、马京鹏：
新时代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若干思考 132
31.许昌市第35期县级干部进修班第三调研组：
以产业兴旺助力镇域经济腾飞 141
32.宜宾市委党校、市委党校课题组：
以地方红色资源为载体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144
33.张家界市委党校第64期处干班学员李本周：
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研报告 146
34.湖北省市场监管局调研组：
湖北省农业标准化发展现状及建议 148
35.基于河南省小微企业调查数据：
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金融纾困效果研究 154
36.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青年课题组：
疫情影响下的投入产出网络、风险传导与政策应对 164
37.课题组：
宜宾“三农”工作重心历史转移调查与建议 179
38.第57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营商环境课题组：
优化深化政务服务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金名片” 185
39.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课题组执笔人李英：
在学史知史中提高“政治三力” 190
40.许昌市第38期正科级干部进修班第四调研组：
找准服务定位 提升社区基层治理效能 192
41.俞可平：
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若干重要问题 基于特大型城市的思考 196
42.西南民族大学姜怡卓：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思考 212
43.许昌市第8期公务员进修班第三调研组：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217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21年5月7日）
　　　　一、农民工规模、分布及流向
　　　　（一）农民工总量减少，流动半径进一步缩小
　　　　2020年，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各项稳就业政策不断落实落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农民工就业保持总体稳定。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规模为上年的98.2%。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下降2.7%； 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比上年减少51万人，下降0.4%。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101万人，比上年减少399万人，下降3.0%。
　　　　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6.1%；在省内就业的外出农民工9907万人，比上年减少1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1.6、1.3、1.8和1.0个百分点。
　　　　（二）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减少最多，占到减少总量的一半以上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10124万人，比上年减少292万人，下降2.8%，占农民工总量的35.4%；中部地区输出农民工9447万人，比上年减少172 万人，下降1.8%，占农民工总量的33.1%；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8034万人，比上年减少17万人，下降0.2%，占农民工总量的28．1%；东北地区输出农民工955万人，比上年减少36万人，下降3.6%，占农民工总量的3.3%。东部地区农民工减少量占到全国农民工减少总量的56.5%。
　　　　（三）在东部地区务工人数减少最多，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
　　　　增加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132万人，比上年减少568万人， 下降3.6%，占农民工总量的53%。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076万人，比上年减少132万人，下降6.0%；在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179万人，比上年减少212万人，下降3.9%；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4223万人，比上年减少195 万人，下降4.4%。在中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27万人，比上年增加4万人，与上年
　　　　基本持平，占农民工总量的21.8%。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79万人，比上年增加106万人，增长1.7%，占农民工总量的22.0%。在东北地区就业农民工853万人， 比上年减少42万人，下降4.7%，占农民工总量的3.0%。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农民工占比均有所下降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1%，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9.2%，下降0.2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7.0%，有配偶的占79.9%，丧偶或离婚的占3.1%； 有配偶的占比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68.1%， 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有配偶的占91.1%，下降0.2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继续提高。从农民工的就业地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1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2.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8.1%；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6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6.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4.2%。
　　　　（三）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55.4%，高中文化程度占16.7%，大专及以上占12.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6.5%，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1%，提高0.5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状况
　　　　（一）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提高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2%，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均为6.5%，下降0.4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其他行业中，从事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比重有所增加。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1%，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
　　　　民工比重为27.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3%， 下降0.4个百分点。
　　　　（二）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
　　　　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上年增加122元，增长2.7%；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606元，比上年增加106元，增长3.0%，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
　　　　（三）东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其他地区
　　　　分地区看，在各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均有增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351元，比上年增加129元，增长3.1%；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比上年增加72元，增长1.9%；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比上年增加85元，增长2.3%；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74元，比上年增加105元，增长3.0%。
　　　　（四）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最快
　　　　分行业看，农民工就业集中的六大主要行业月均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比上年增加138元，增长3.5%；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814元，比上年增加147元，增长3.1%；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699元，比上年增加132元，增长2.9%；从事住宿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358元，比上年增加69元，增长2.1%；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532元，比上年增加60元，增长1.7%；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387元，比上年增加50元，增长1.5%。
　　　　四、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
　　　　（一）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1.5平方米，比上年提高1.1平方米，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均有增加。分城市规模看，农民工所在城市规模越小，人均居住面积越高。2020年，进城农民工在500万人以上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为16.9平方米，在500万人以下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均超过20平方米。
　　　　（二）居住设施继续改善
　　　　进城农民工户中，居住住房中有电冰箱的占67.0%，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有洗衣机的占68.1%，提高2.0个百分点；有洗澡设施的占85.4%，提高1.7 个百分点；有独用厕所的占71.5%，提高1.9个百分点；能上网的占94.8%，与上
　　　　年持平。拥有汽车（包括经营用车）的进城农民工户占30.8%，比上年提高2.6 个百分点。
　　　　五、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教育情况
　　　　（一）3-5岁儿童入园率有所提高
　　　　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6.1%，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入园儿童中，28.9%在公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37.2%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二）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在校率与上年基本持平
　　　　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9.4%，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1.5%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12.4%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7.0%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7.1%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
　　　　（三）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上学面临的问题有所改善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47.5%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3.4个百分点。本地升学难、费用高、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认同率分别为29.6%、26.4%和21.5%。其中，本地升学难和费用高认同率较上年分别下降了4.6和2.5个百分点，孩子没人照顾的认同率较上年提高了6.0个百分点。回答学校师资条件不好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增加较快，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
　　　　六、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
　　　　（一）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
　　　　进城农民工中，41.4%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1.4 个百分点。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83.3%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其中，23.8%表示非常适应，比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仅有1.2%表示不太适应和非常不适应。进城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生活的归属感较上年均有提高，城市规模越小，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在100万-300 万人城市农民工归属感提高最多，在50万人以下城市农民工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的比重提高最多。
　　　　（二）进城农民工业余生活满意度提高
　　　　从进城农民工对业余生活的满意度看，60.5%表示对业余生活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36.1%表示一般，下降6.2个百分点；3.4%表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下降1.4个百分点。
　　　　（三）进城农民工参加所在社区、工会组织的活动更加积极
　　　　在进城农民工中，29.3%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3.9%经常参加，25.4%偶尔参加。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14.3%，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85.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北京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十五周年调研课题组成员 闫磊
　　　　（2021年5月31日）
　　　　从2005年起，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每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以下简称捐献活动）。参加捐献活动的党员、群众和单位数量从2005年的103808人、1909人、1059家，分别增加到2020年的1203762人、253461人、6886家；捐款金额从2005年的680.62万元增长到2020年的11093.52万元。善款使用始终聚焦帮扶困难群众，持续在助医、助学、助老、助残、助困等项目上精准发力，着力提高精准性、及时性、有效性，受益人数从2005年的4596人增加到2019年的36983人，切实发挥了救急解难、雪中送炭的作用。2014年，捐献活动荣获“中华慈善突出贡献（项目）奖”， 2020年再次荣获“中华慈善品牌”项目奖。
　　　　与一般慈善活动相比，捐献活动除了具有自愿性、民间性、社会性等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这为“十四五”时期立足新发展格局推进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是捐献活动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担当意识。在当年的活动倡议中，发起者明确写道：“我们深刻认识到密切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努力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关键所在，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捐献活动不仅建立起了党员与困难群众联系帮扶的渠道，密切了党群关系，更是成为汇聚党员力量、带动社会参与、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捐献活动历年设定的主题都与当年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重大事件紧密关联。例如：2019年的主题是“不忘初心、与爱同行”， 既体现了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责任，也体现了胸怀大爱的慈善精神；2020年的主题是“全面小康，与爱同行”，既体现了广大党员积极投身脱贫攻坚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慈善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应发挥的作用。
　　　　二是捐献活动是首善标准下的工作创新。捐献活动作为首都慈善的品牌活动，其重要性在多个领域不断强化：在党的建设方面，捐献活动成为展示党员形象、增强党内凝聚力、密切党群关系、引导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捐献活动传播了慈善文化，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方面，捐献活动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
　　　　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生保障和慈善事业发展方面，捐献活动成为慈善北京的品牌项目，与民生政策对接，精准救助，精准帮扶，完善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三是捐献活动以党的组织体系作为强大依托。依托各级党的组织，实现对党员的广泛宣传动员和后续精准帮扶的有效落实。由于党在全市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党员在各领域的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和党员的捐献活动对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带动作用，面向党员的捐献活动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党在捐献活动中的领导作用，也极大克服了一般慈善活动中存在的公信力不足、组织和执行力不够等问题。坚持党的领导，依托党的组织体系是捐献活动取得成功并与其他慈善活动相区别的一个明显特征。
　　　　四是捐献活动具有鲜明的思想和价值引领。捐献活动在思想和价值引领方面旗帜鲜明，那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捐献活动首先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每年的捐献主题，又进一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强化了对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投身具体发展实践的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活动中涌现出的大量先进典型，通过捐献活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各界群众通过参与捐献活动增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五是捐献活动具有使命驱动下的可持续性。捐献活动具有远大的愿景和目标追求，这种追求根植于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确定了不同的具体奋斗目标，捐献活动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也提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例如投身精准扶贫、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等。捐献活动是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行动， 历经多年仍然朝气蓬勃。这是捐献活动与其他一般慈善活动在驱动力方面的重大区别，也是捐献活动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持续推进的根本原因。
　　　　打造“两山论”的广西实践样板“龙脊模式”的经验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
　　　　（2021年5月5日）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县，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80%，山地面积占87.2%，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龙胜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开展生态扶贫，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扶贫” 四位一体融合发展，成功走出一条资源变资产、文化变资本、农家变旅馆的乡村振兴之路，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和乡村治理新机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辩证统一的“龙脊模式”。全县35%以上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9.9%降至0.26%，5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18年整县顺利摘帽。其经验为各地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龙脊模式”的“三变”
　　　　龙脊梯田景区占地面积约为70.16平方公里，范围涉及10个行政村，境内居民2700多户、1万多人，是以梯田景观资源为核心，集自然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山地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国家4***景区，是广西旅游的一张响亮名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梯田入股，资源变资产。龙脊梯田是“天上洒落的人间仙境”，如何“不让群众守着金碗讨饭吃”？2001年龙胜县引入旅游公司开发龙脊梯田。2003年大寨村与旅游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村民采取梯田入股参与旅游开发，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的统一运营管理，每年将景区门票收入的7%返还村里给村民分红，村民按要求维护梯田，获取分红收益、劳务收益、耕种补贴等。随后平安村、古壮寨也通过梯田入股形式与公司合作开发梯田。随着景区旅游快速发展，群众收入年年大涨。到2019年，大寨村年人均收入达到15000多元，村集体分红由2003 年的2.5万元增长为2019的720万元，村民最多可分到5.8万元，最少可以分到3000多元。
　　　　歌舞表演，文化变资本。“如果连梯田都没有，怎么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龙脊梯田山脚下的金江村黄洛瑶寨，依托地处景区旅游线的优势， 在政府的引导下，改编瑶族歌舞，引入旅游公司合作开发民族文化。村民以歌舞入股，负责排练和演出，旅游公司做好宣传营销引入团队游客，门票收入的
　　　　60%归村民所有。2019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仅歌舞表演分红就达到659.42万元。通过旅游开发，黄洛瑶寨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成为旅游脱贫的典范。
　　　　木楼整修，农家变旅馆。在梯田旅游的带动下，企业承租农民闲置房屋改造成民宿，农民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旅馆。金竹壮寨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 引入旅游开发公司承建烧毁的木楼，之后交由公司统一管理运营，每年每栋楼屋主收益租金1万元，年底户主与全寨村民均享受分红，30年后房屋返回给村民。当地通过引入公司，破解了木楼重建的资金难题，盘活了闲置的房屋资源，村民通过出租房屋、在景区务工、参与民俗表演等形式获得租金收益和劳务收益。
　　　　龙脊景区村寨通过梯田入股、歌舞表演、木楼出租等合理设置分红比例， 农民实现一“地”收四金（劳务收入、耕种补贴、分红、农产品销售收入），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让贫困群众由旅游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农民共同富裕的“造血工程”。
　　　　二、“龙脊模式”的“三新”
　　　　龙脊景区根据旅游市场需求变化，充分运用“旅游+”思维，推进旅游与文化、与生态、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乡村治理的新机制。
　　　　农旅文旅融合催生产业新业态。龙脊景区在做好梯田休闲、观光游产品基础上，深入挖掘农耕文化和民族文化，推进农旅、文旅融合。根据不同村寨、时段、民族等元素，因地制宜策划、举办“龙脊梯田文化节”“开耕节”“红衣节”“晒衣节”“辣椒节”等系列民族节庆活动，推动金竹壮寨、黄洛瑶寨等一批特色村寨建设，引导群众发展辣椒、罗汉果、百香果等特色种养业，开发插秧摸鱼、瓜果采摘等农耕体验活动，推出凤鸡、翠鸭、龙脊茶、龙脊辣椒、地灵花猪、红糯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皇金菊等有机食品，打造功能多样的文化旅游新业态、新产品。龙脊围绕旅游需求，通过业态创新、文旅融合，带动形成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催生了新产品、新服务，推动旅游全面提档升级， 农业产业、农产品加工的扩容和商贸物流、生活服务的提质，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产业新模式。围绕旅游“吃住行游娱购”等六方面要素， 不断改善产业供给体系，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实施龙脊景区循环路、全县生态旅游扶贫大环线、龙脊创5***工程等重大项目，新建一批高标准的观景平台、停车场、旅游集散中心、咨询服务中心、标识标牌等，推动旅游环境提质升级；
　　　　出台系列免贴息贷款政策，鼓励当地群众大力发展农家乐、民宿，引导村民参与民俗表演、售卖特色商品；开展厨师、导游、蜡染、刺绣等各类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引入企业、社会资本打造高端民宿，培育旅游服务新业态，促进形成较为成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产业配套发展体系，让更多群众搭上“旅游车”、吃上生态饭。目前，仅龙脊景区内的金江、平安、大寨等村寨就有民宿和农家旅馆400多家，床位超过1万张，其中大寨村70%以上的村民都开办有民宿、酒店和农家乐，最高的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每年吸引游客就地消费6亿多元，致富效应明显。
　　　　共建共管催生乡村治理新机制。依托旅游开发，龙脊景区走出一条各利益主体齐抓共治共建共享的乡村善治之路。龙脊管理局代表政府负责景区的规划建设，制定梯田景观保护、民宿规范、建房管理等方面管理办法，并与村寨签订村规民约，实现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龙脊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的统一运营和管理、宣传营销，以门票的10%分红村民，同时对村民保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特别是对传统建筑风貌、梯田农耕方式、生活习俗等的保护，给予一定的奖励； 村委会成立梯田维护管理小组、组建房屋建筑保护委员会，发挥寨老制的作用， 对破坏梯田、违建行为进行约束，并要求村民按照规范管理梯田；村民则根据要求采用传统的农耕手段保持对梯田的耕种，严格保护生态水源涵养林，各项日常生活服务于旅游开发。通过治理创新，龙脊景区形成了旅游兴则大家兴、旅游衰则大家衰的命运共同体。
　　　　三、“龙脊模式”的经验启示
　　　　***总shu记曾多次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龙脊模式”为各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要在推动市场化运作激活乡村资源上下功夫。龙脊经验表明，必须依靠市场才能打通资源资本化道路。“十四五”农村发展潜力巨大，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是关键。当前，广西一些地方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够重视，缺乏市场主体进入，导致农村资源得不到充分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不牢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核心，资源激活是关键。为此，在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中，应高度重视市场化在乡村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引导更多市场主体进入农村，通过创新市场机制引导和推动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集聚，搭建城与乡、工与农、集体与农户、财政与社会等多方资源高效融合推动乡村发展的渠道；要突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市场功能发
　　　　挥，推动小农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升农业农村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在融合创新培育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上下功夫。龙脊经验表明，只有围绕
　　　　市场需求进行融合创新培育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才能形成持久的经济发展动力。当前，广西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但乡村产业振兴基础仍不牢固， 一些地方扶贫产业缺乏特色，一些地方产业发展链条不长、竞争力不强。因此， 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要着眼于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功能拓展，大力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电子商务等多产业跨界融合；要以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或“隔二连三”，实现产业链相加；要以休闲旅游、产销直供、消费体验和个人定制等为方向，实现供应链相通，形成前后相连、上下衔接的庞大产业集群；要以信息技术和电商平台为手段，打通农业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实现一二三产业同步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要在创新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利益联结机制上下功夫。龙脊旅游开发中，通过机制创新推动价值链分配的重心向上游农户倾斜，将产业链条主体打造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极大地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群众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治理主体和受益主体。“十四五” 广西要始终将群众受益摆在乡村全面振兴的突出位置，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强化扶志扶智，推动物质脱贫和能力脱贫双提升。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扶持力度，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确保脱贫后能发展、可持续；还要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好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有效衔接，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形成可持续的脱贫机制和致富动力。
　　　　对提高人民银行专项监督工作质效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
　　　　一、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实践与效应
　　　　近三年来，人民银行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依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党内法规赋予的职责，按照上级工作安排部署，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一）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实践
　　　　一是在政治站位上，突出聚焦“两个维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纪委自2018年以来每年都制定印发了
　　　　《关于做好专项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辖内纪委（纪检组）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重大意义，将践行“两个维护”作为专项监督工作最根本任务， 监督检查各级党委（党组）是否认真扎实地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精神，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将“两个维护”融入政治血脉，见诸行动。二是在监督内容上，因时因势把握监督重点。紧紧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纠治“四风”、金融扶贫专项治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开展了系列专项监督检查。三是在监督方式上，着眼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行工作安排的落实，实现专项监督具体化、精准化。近三年来先后组织一系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具体详见表1）。四是在监督抓手上，注重抓常抓长，提升专项监督实效性。将专项监督融入到业务工作中，开展“融合式”监督，督查各单位把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和业务工作紧密融合、相互促进。同时将专项监督与跟进新要求相结合， 及时跟进各级行党委（党组）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新要求，确保专项监督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二）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效应
　　　　一是政治站位效应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为一项硬任务、硬指标，加大了党委（党组）的压力，进而能变压力为动力，增强了抓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较好地纠正了人民银行一些单位或部门在履行“一岗双责” 上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二是权力运行监督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开展专项监督，各级党组织积极主动地完善了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民
　　　　主集中制，公开议事规则，对涉及重大决策、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内容，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运作，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案件防范工作的有效落实。三是作风建设效应得到进一步优化。通过开展专项监督，有效地整治了在金融扶贫工作、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各项政策落实情况、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等方面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四是党员干部素质效应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开展专项监督，强化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营造了风清气正、团结共事、务实进取、力争上游的良好工作氛围， 为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履行各项职责、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专项监督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从近三年来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实践看，还存在着一些应当进一步探索、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主动意识不很强
　　　　虽然近几年总、分行纪委每年都制定印发了专项监督工作要点和意见，但在中支这一级纪检监察部门依然存在畏难情绪和退缩心理，不想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有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够，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习惯于“坐、等、靠”，指望上级出个“意见”和“明确规定”，有了“尚方宝剑”，下面好“照单”执行。
　　　　（二）方式创新力不足
　　　　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中，存在抓手不多，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问题。有的监督过度依赖听汇报、调阅材料等传统办法，对如何做到常态化、近距离、可视化的专项监督，缺乏更深入有效的办法；有的监督重视发现问题，而轻视问题的整改，忽视监督的效果；有的面对监督难点避重就轻，缺乏结合实际创新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
　　　　（三）信息共享尚不够
　　　　目前人民银行系统内部组织开展的监督项目很多，如党委部门开展的巡察监督、纪委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审计部门开展的内控管理监督、业务部门开展的专项业务监督；这几个方面的监督由于信息交流共享没有很好地进行勾通，很大程度上都存在方式相同、内容相同、结论相同的交叉现象，如此就产生了监督者都负责，结果都负不了责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四）监督效果不理想
　　　　目前，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中，依然是以查错纠偏、查漏补缺的真实性检查和对照制度执行为手段的合规性、合法性检查为主，提出的整改建议或措施常常就事论事，限于操作层面的多，机制建设的少，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缺乏必要的预警，监督成果运用渠道窄，使监督的效能和价值难以得到提升。
　　　　（五）能力素质需加强
　　　　专项监督内涵丰富、政治性、政策性强，对监督主体的能力素质提出较高要求。纪检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知识储备不足、开展专项监督的实践经验和工作积累欠缺、本领恐慌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从而影响专项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执纪问责准确度。
　　　　三、提高专项监督工作质效的建议举措
　　　　（一）强化监督意识
　　　　当前，人民银行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善于从政治角度认识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准确把握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的关系，结合上级纪委专项监督工作部署和本单位党委工作中心，从实际出发，主动拓展专项监督工作思路，从专项监督中发现和分析落实全面从严治学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推动政治监督、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贯通协同、有机统一。
　　　　（二）创新工作方式
　　　　一方面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在《中国人民银行风险监督管理系统》中增加专项监督信息平台，在平台中设计事前、事中、事后等3个模块。主要是用于分行对中支安排工作任务以及中支开展专项监察项目，便于上级机关实时了解专项监察工作开展情况；另一方面在实务中，可探索建立专项监督“三层级”评估机制。通过引入量化分析，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将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有机结合，促使专项监督工作方式和手段更加科学、可续，最终能够直观反映每项监督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
　　　　（三）共享监督资源
　　　　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修订“大监督”工作机制，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 对相关监督检查内容实施资源整合，既可以解决检查项目多、任务重、监督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又有利于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岗位力量和检查特长，使监督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岗位人员在检查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高监督检查的针对性，同时还克服了多部门在同一时间对同一项目及内容的重复检查次数
　　　　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又减轻了被查单位（部门）应对检查的过重负担。
　　　　（四）提升工作质效
　　　　在专项监督工作中，要把握关键环节，创新工作新思路。一是要做到“两兼顾”，既兼顾上级行安排的专项监督工作安排，也要兼顾与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力求抓住本单位中心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选择专项监督重点，从而使专项监督项目选题准确，成效明显。二是要运用资料分析法、直接参与法、调查取证法、专题研究等多种方式方法，对监督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全面衡量，让事实和数据说话，找出制约工作的因素，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与评价，提出具有一定份量和价值的问题和建议。三是建立考评机制。专项监督是人民银行纪委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也是一项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内部管理、风险防控管理工作、促进这一系列工作方面的手段。因此，对每个专项监督的成效及每次开展的专项监督工作情况要进行量化考评。
　　　　（五）增强监督本领
　　　　针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监察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和实践经验不足的现状，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适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培训。一是积极派人参加上级行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学习；二是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新老知识互补，以老带新，做好传、帮、带；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交叉监督检查，以交叉监督检查的方式来锻炼监察人员，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四是每年将纪检干部抽出一段时间派遣到重要部门和要害岗位进行跟班学习；五是平时有计划地组织监察干部系统地学习经济、金融、法律、科技、管理及纪检监察相关业务知识，学习政策法规、制度及业务制度、操作规程；六是重视系统党建， 通过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政治素质。
　　　　对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郭守斌、魏域斌、魏玉杰
　　　　农业的兴衰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农业取得显著成效，各类粮食作物、蔬菜、水果、肉等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居世界首位。但是我国农业发展中还存在着同质化严重、产业不强、产业不适宜等问题，使传统农业生产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生产需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农业领域的普遍应用，智慧农业将会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18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林业、水利工程，推进物联网试验示范和遥感技术应用。”标志着智慧农业快速发展。利用高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智慧农业，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当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的一种新型农业模式与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
　　　　1.智慧农业的概念
　　　　根据《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与信息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智慧农业主要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及传感技术，利用其技术可远距离操作、诊断、灾变预警等，之后根据出现的情况，结合专家库进行会诊，建立可视化通讯以及农业服务模式，对农业达到精准监控，改善设施农业建设水平，扩充农业专家知识库，并进行合理的分析等，实现农业生态的绿色化、标准化、网络化以及全智能化发展。相比传统农业，智慧农业包括物联网、农业信息服务、遥感技术、电子商务、农业休闲旅游等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以互联网、云计算为载体，实现精准、智能化决策和远程控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2]。
　　　　2.智慧农业技术特征
　　　　智慧农业是包括智能化的监控、监测、实时图像和视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运用智能监控录像等设备和智能报警系统对农产品生产环境和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如土壤养分、光照强度、温度、植物营养成分等，而且能精准获取作物生长的实时数据，为作物生长提供精准调控依据，提高作物产量
　　　　和品质[3]。利用决策系统中农产品的具体信息（物流和农产品的生长信息）， 可以提高农产品过程管理和控制的精细化、高效化、专业化、数字化。
　　　　3.智慧农业主要应用领域
　　　　农产品生产智能管理
　　　　农产品智慧生产管理主要体现在种植、养殖等环节，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不仅能结合环境生产要素，如水、肥、气、热等作物生长环境，而且结合专家系统作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使农业生产过程更加精细化、可视化、智能化、简单化、现代化，是逐步将农业生产升级为工业生产的关键步骤，通过监测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标准化、智能化、数字化、可视化提供理论依据[4]，改变传统农业模式现代化程度低的问题，如智能化温室、水肥一体化系统、工厂化育苗等。在养殖方面有智能孵化器、智能养殖场， 均是智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具体体现，逐步由智能化替代人工化，在提高生产效率及降低人工成本方面意义非凡。
　　　　农业基础资源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农业基础资源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主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和新型通信技术对农产品资源进行追踪及质量监督管理。精准获取农业基础数据和质量监管信息，通过可视化汇总和分类，实时有效了解数据的变化和农业形势，并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指标，为做出决策和及时了解关键信息提供了可靠、精准的数据信息，并实时反馈，为农产品质量监管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撑及技术支撑，实现食用农产品生产、收购、销售、消费全链条可追溯。
　　　　农产品物流销售管理及经营服务
　　　　农产品物流销售管理使经营者不仅能实时监控农产品的物流信息、物流环境和物流损耗，而且能借助云计算、5G等先进信息技术建立销售系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科学决策和分析消费者的需求，根据物流与消费者需求情况，精准匹配，快速地应用于农产品物流销售决策中，提高效率，避免资源浪费。打破了传统的市场关系，解决由于空间、时间信息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农产品宣传以及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互联网+”等模式，带动乡村消费、乡村旅游，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差异化的营销方式，并科学运用，对打通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5-8]。
　　　　4.智慧农业的发展趋势
　　　　目前智慧农业的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充分重视，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智慧农业发展。未来智慧农业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低成本、智能化、简便化、协作化、可视化、整体化、经营开放化等方面。智慧农业不仅能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促进农业全面升级，推动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而且可实现智能生产差异化以及服务领域综合信息服务应用，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升级；以国家宏观信息为基础，运用信息技术对农业活动进行决策，通过帮助农民把握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对农产品市场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引导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农业不断发展。例如：种植生产过程中根据种子位置等运用自动高精度播种，根据作物生长耗水规律及营养规律等运用自动灌溉系统、施肥系统等，均实现全程自动控制，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实现可视化、自动化、智能化、便捷化控制。无人植保机的运用，实现了绿色防治病虫害及精准喷施，大大减低了生产成本及人工成本。在养殖业中，环境监控、定时定量投食、智能化除粪、疾病预防、安全屠宰和质量溯源均通过智慧农业平台轻松实现。因此，要从关键技术的突破、社会共识的达成以及整体规划等方面入手， 推动智慧农业的长远发展[9-14]。
　　　　5.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
　　　　“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受政府的支持。
　　　　从国家层面到省市级层面，从省市级到乡（镇）级层面，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到西北内陆欠发达地区，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我国智慧农业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及特点，进行了区域化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精准农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5G技术等正在应用于各个农业生产管理及经营领域。但我国智慧农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经营者普遍素质不高，思想认识不足， 生产经营过程中成本过高是制约发展的重要瓶颈，解决这些不利因素制约将是今后努力的方向[15]。
　　　　主要存在的问题
　　　　缺乏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管理人才
　　　　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生产规模偏小，经营范围单一且分散，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者水平偏低，高学历人才在农业领域严重匮乏，
　　　　但智慧农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对人才素质、专业领域、设备、信息等均有较高要求，而我国主要的农业从业者老龄化严重，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不断流出[16]。农村留守人口基本上以老年人和儿童、妇女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特别是农业信息化接受度低，互联网普及率偏低，思想认识不足，农业生产模式落后，内生动力严重不足，这是导致智慧农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现代农业科研体系不健全，推广能力不足
　　　　我国现代农业科研体系处于发展中，研发投入不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不足，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农户、企业、合作社等未能建立统一的体系， 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落地转化[17-19]。一方面，农业需大量长期投入，农业科研进展相对缓慢，无法在短期内运用到实践中；另一方面，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力度不大，地域差异明显，没有形成高效分类的运行体系，在实际推广中没有统一标准，致使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受到限制。
　　　　农业信息化程度相对落后
　　　　自然信息和市场信息是其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一是农户之前由于信息传播时效慢，来源单一，传播链条长，无法精准、及时、准确获取多方农业信息，导致盲目种植农作物，无法与市场同步，并作出科学决策，导致农产品产值偏低。二是政府与农户之间信息的传播层级多、链条长，农户与政府、专家、市场等互动信息少，系统建立缓慢，无法有效对接[20]。近年来，农村电商平台迅速发展，但农村交通设施、网络服务以及物流条件、加工储藏等环节依然较弱，制约了农业信息化程度的高效利用和发展。
　　　　智慧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机械设备现代化程度低 目 前很多农村农业耕地设备相对落后，仍然采取以往的耕地方式，小型机械、大型现代化农业机械设施较少，且我国传统农业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耕地类型多复杂样，如分割的农田、坡地、梯田等导致大型机械无法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另外，农业机械市场投放量少，价格昂贵，农户无力购买，在灌溉实施方面仍然主要依靠水渠，采用传统的漫灌，造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对高效节水的喷灌、滴灌等仅在局部地域建成。因此，我国智慧农业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机械化、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智慧农业的发展。
　　　　6.加快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建议
　　　　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高素质的专业农民是智慧农业发展的动力，应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加大农
　　　　业科研投入，建设农业科研高层次人才队伍，确保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政府要加大政策指导、资金投入、物资的集成、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支持智慧农业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全方位、多渠道加大智慧农业宣传力度，出台奖励政策， 进而鼓励农民主动创新，发展智慧农业。同时，加强农业院校与产业间的无缝衔接，定期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逐步完善农民的专业教育体系，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业化农业高素质人才队伍， 并带动企业及相关人员加入到现代农业发展队伍中，为智慧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21]。
　　　　建立现代农业科研体系，提升影响力
　　　　加大农业科研投入，组建高素质的农业科研队伍，建立现代农业科研体系，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内生动力。同时，建立以龙头企业为重点，科研院所、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为单元的现代农业科研体系，推进“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吸纳优势科技资源，整合农业科技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加快产业对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现代智慧农业发展。
　　　　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需要多学科合作，更需要统筹规划。
　　　　必须通过现代信息媒介，创建智能农业信息平台进行数据互连和共享，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及时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通过大数据以及云运算等技术， 深度挖掘信息资源，提高农业产业化建设质量。政府应加大投入，提升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促使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2]。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机械设备升级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主要包括引水、蓄水、灌溉等方面，进一步实现数字化、绿色灌溉。加快农业机械设备的生产及成果转化，增加市场投入，加强农业机械设备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户积极使用现代化农机设备，实现精准化、智能化和科学化的远程控制农业生产管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研报告
　　　　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
　　　　（2021年5月31日）
　　　　三天前，四川省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四川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农业大省，与全国一样，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既事关四川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深度，更事关四川“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度。
　　　　可以说，乡村振兴局一出生就要担当重任，也必然会遭遇不少难题。***总shu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怎么看已经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怎么巩固和拓展这些成果？如何在此基础上确保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和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如何确保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看，怎样的衔接才有效？推动有效衔接已经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遇到哪些困难问题？下一步应该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这些新问题需要包括乡村振兴局在内的方方面面合力思考研究，共同在理论和实践上给出答案。
　　　　为此，川观智库联合省社科院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此次联合调研分两个环节：一是深度调研，我们在全省筛选了三个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有代表性的县—
　　　　—宜宾市筠连县、雅安市石棉县、广元市利州区，组建由专家和媒体智库研究员参加的联合调研组，深入27个样本村（包括部分脱贫村和非贫困村）实地调研，掌握有效衔接工作最前沿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二是深入研讨，我们举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座谈会，邀请来自多个学科领域的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地方党政领导，就实地调查发现的创新做法和困惑问题，面对面交流讨论，深入解剖分析，提出对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我们认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衔接工作难度不小。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虽然都聚焦乡村发展，但也差异明显——脱贫攻坚是特殊性、局部性和紧迫性的战略安排，而乡村振兴是综合性、整体性和长期性的战略选择。两者在政策目标、作用对象、施策方式等方面有显著不同，这必然导致衔接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应对挑战，既不能仅靠简单的战略递进或政策并轨，把脱贫攻坚各项政策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后直接照搬照抄， 也不能忽视相关政策的延续性，导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出现政策断层。在此背景下具体该怎么看、怎么干，直接推进衔接工作的各级各部门，都迫切需要能解决现实问题、具有操作价值的科学建议。
　　　　在实地调研和《报告》撰写时，我们选择了“人”“产”“村”三个维度切入，在筠连县侧重调研“人”如何衔接，在石棉县侧重调研“产”如何衔接， 在利州区侧重调研“村”如何衔接。在过渡期背景下这三个维度各有其特定含义：这里的“人”不止于村民，还包括帮扶队伍、基层干部、下乡投资的城里人等，涵盖方方面面参与乡村振兴的力量。“产”不等于农业，而是指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乡村经济产业体系，以及越来越精细的乡村经济组织方式。“村”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承载着更多功能的新空间新社区。我们认为，“人”“产”“村”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点——“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是干好工作的基础；“产”的勃兴是保障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和群众生活持续改善的关键；“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资源配置的载体，是吸引“人”聚集“产”的保障。“人”“产”“村”也是推动有效衔接工作的难点所在。比如，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迁徙是短期不可逆的趋势，脱贫攻坚阶段的外部支援又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下如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长久稳定的人才支持？比如，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虽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出现产业低质同构等挑战，该如何应对挑战、逐步建立起有特色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再比如，经过脱贫攻坚战的洗礼，已脱贫的村面貌焕然一新，其他村特别是与之相邻的村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愿望特别强烈，有限的资源如何更好配置以发挥更大作用等。
　　　　《报告》始终坚持“跳出来”这一原则，将一个村的问题放在乡、县、市乃至更大的空间维度和更长的时间维度来拓展认识，将乡村振兴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系统思考，进而更加开放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比如，针对帮扶力量的问题，《报告》建议学习广东、浙江等地经验，推动帮扶力量从“行政主导”转向“行政和社会力量并重”，积极引导社
　　　　会化、市场化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比如，针对种养业向深加工延伸的问题，《报告》建议由市县从“区域”而非“乡村”层面谋划，立足跨区域视角布局深加工企业，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工厂“吃不饱”、加工环节同质化竞争。再比如，针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问题，《报告》建议至少以县域为单位，在包含县城、若干个乡镇和广大乡村的整体范围内，统筹考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梯次布局，进一步推动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等。“跳出来”其实也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方法论，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并进一步思考和完善不同阶段“跳出来”的不同方法。
　　　　***总shu记指出，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其它调研相比，川观智库与省社科院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研究中心的此次联合调研，更加注重“调”和“研”的多元视角和无缝衔接， 专家学者、地方党政领导和媒体智库各自发挥优势，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用不同的思路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精准地发现问题、筛选问题，更加有效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样本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并不代表相关市县乡村在衔接工作中存在什么疏漏或失误。可以说，这些问题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迈进历史进程中很多地方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些问题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迈进的阶梯，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
　　　　关于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安徽省总工会经审会调研组
　　　　为有效推进工会常态化经审监督体系建设，2020年6月至8月，安徽省总工会经审会主任带领专题调研组深入安庆、马鞍山、六安、铜陵、芜湖等地调研， 通过召开市（县、区）工会工作座谈会、深入基层工会走访和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摸清底数、掌握实情，全方位了解各地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 针对经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之策。
　　　　一、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现状
　　　　近年来，安徽省各级工会经审会坚持以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在服务工会改革发展大局、促进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保障工运事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工会经审工作的“保驾护航”作用。组织基础不断夯实。全省各级工会领导高度重视经审工作，支持经审会独立开展审查监督，省总工会党组会和主席办公会定期听取经审工作汇报，研究解决经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经审组织建设方面，各市级工会经审会主任全部按工会同级副职配备，经审办列入机关编制；在105家县级工会中有77家建立健全了经审组织，配备了专兼职经审干部。
　　　　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各级工会按照《中国工会审计条例》《关于加强工会经费审查监督工作的意见》《安徽省市级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标准》等要求，着力推进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审计人员行为准则、审计操作基本规范、审计整改落实、社会力量参与工会审计等相关制度，工会经审监督制度体系日趋完善，有力推进了工会经审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
　　　　审查审计延伸覆盖。各级工会经审组织坚持“边审计、边整改、边规范、边提高”原则，充分发挥经审组织的“治已病、防未病”作用，提高了资金使用绩效。2019年，全省市、县两级工会经审组织开展同级审计，提出审计意见建议379条；延伸审计下一级工会637家，提出审计意见建议2233条；对29家工会事业单位财务收支情况实施审计，提出审计意见建议157条；开展工会经费计拨审计，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欠缴、漏缴单位及时补缴入库工会经费181.18万元； 对20个工会建设项目实施审计，核减建设资金43.55万元。
　　　　经审工作创新发展。全省各级工会经审组织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积极探索新时代经审工作创新发展的路径、模式。合肥、芜湖、蚌埠等市总工会出
　　　　台了特邀审计员管理办法，宿州、马鞍山等市总工会结合实际配套出台了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工会审计实施办法。淮北市总工会在全市工会系统组织开展基层工会经费使用情况专项清查，并在市纪委监委的支持下将清查工作纳入市委巡察范围。六安市总工会与财政、审计等部门联合对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经费收支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提高了工会经审监督的权威性。黟县、霍山、泗县等县级工会主动加强与同级纪委监委、审计和财政等部门的联合联动，通过采取联合审计、联合检查等方式，指导基层工会管好用好经费。
　　　　二、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安徽省各级工会在推进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新时代工会经审工作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审计力量有待进一步充实。调查结果显示，全省16家市级工会经审办中仅有5家配备了2名以上专职经审干部，市级工会专兼职经审干部中具有审计、财会初级以上职称的占比为57.14%，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仅为28.57%。105家县级工会经审办中仅有56家配备了1名以上专兼职经审干部，县级工会专兼职经审干部中具有审计、财会初级以上职称的占比为21.33%，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仅为5.33%。各级工会兼职经审干部较多，部分兼职经审干部身兼数职、精力有限，且专业水平不高，工会审计力量还需进一步充实。
　　　　审计手段有待进一步更新。随着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的全面推广，工会经费总量稳步增长，工会开展活动日益丰富多样，工会经费审计监督呈现出体量大、项目多、内容杂等特点，审计监督覆盖面需再扩大，审计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调查发现，有的基层工会在审计工作中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一直沿用传统的以查错纠弊为主的财务收支审计，审计手段仍停留在“看凭证、翻账本”等传统方法上，不能有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审计手段实施审计，动态跟踪工会经费收管用情况，导致审计质量和效率不高。
　　　　审计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调研发现，在基层工会审计实务中，有的经审干部因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不强，对审计发现问题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建议，使审计效果大打折扣；少数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压得不紧不实，存在重审计、轻整改等问题，对审计成果运用不够重视，审计发现问题未能及时有效整改，导致一些问题屡审屡犯现象时有发生。
　　　　三、加强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的对策
　　　　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工会经审工作重要性认识。各级工会要利用媒体广泛宣传工会经审工作的性质、职能和作用，提高对经审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使各级工会领导充分认识到经审工作是《工会法》赋予工会组织的法定职责，是工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有力保证，是工会开展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而大力支持工会经审会依法独立开展工会经费审查审计工作。同时通过政策宣传，增强工会领导自觉接受审查监督意识，纠正经审工作可有可无、经审工作就是专门挑毛病的错误认识，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经审部门履行审查审计监督职责是加强工会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措施，是对工会干部的最大爱护和保护。
　　　　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工会经审组织建设基础。一是健全完善工会经审组织。各级工会要认真落实《中国工会审计条例》对工会经审组织建设、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的要求，按照“三同时”原则建立工会经审组织，配齐配强专兼职工会经审干部。二是优化经审干部队伍结构。采取按需录用、科学调配、强化培训、岗位交流等方式优化工会经审干部队伍结构，着力提高财务和审计专业人员在工会经审组织中的比例。三是充实工会经审力量。针对基层工会经审力量薄弱的现状，各级工会要借鉴兄弟省市工会聘请特邀审计员、设立专业审计人才库、选聘社会化工作者等好的经验和做法，吸纳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工会经审力量，夯实工会经审组织建设基础。
　　　　提高审计质量，推动工会经审工作提档升级。一是提高审计能力。各级工会要鼓励经审干部加强学习，科学制定经审干部培训规划，采取集中培训、以审代训、业务交流、网络学习等方式，分层分类开展教育培训，提高经审干部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搭建经审工作交流平台，通过上下联审、同级互审、内外同审等方式，在审计实务中培养锻炼经审干部，使其掌握审计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手段，增强依法依规开展审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二是转变审计方式。各级工会经审组织要主动适应新时代工会经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更新审计观念，注重审计实效，从原来传统的以查错纠弊为主的财务收支审计向以风险防范为导向、内部控制为重点、完善监管机制建设为目标的管理审计、绩效审计并重转变，履行好审查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工会经审工作的“卫士与谋士”作用。三要突出审计重点。各级工会要积极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重点关注“三重一大” 项目、“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津贴补贴等管理使用情况，强化审计
　　　　效能，促进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加大工会经费预算审计力度，指导基层工会科学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强化从资金源头到使用终端的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工会经费管理使用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加大对重大政策落实、重点资金保障、重大活动组织、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审计监督力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工会基本建设和维修改造工程的竣工结算、决算审计，促进建设资金规范使用和效益最大化；加强对劳模慰问资金、困难职工帮扶资金、送温暖资金、扶贫资金等专项资金的审计，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加强对工会企事业单位财务和资产管理审计，确保工会资金安全和资产保值增值。
　　　　创新经审模式，探索实施规范审计的新路径。各级工会要在现代信息技术与经审业务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加快工会经审信息化建设步伐，创新工会经审工作技术、手段和方法，探索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实施审计的新路径，提高运用信息化技术查核问题、评价判断和宏观分析问题能力，使审计监督的链条更长、范围更广、更具长效性。同时，省总工会经审会要在构建全省工会经审工作交流平台、指导基层工会加强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上出实招求实效，充分发挥工会经审组织的“免疫系统”作用，提高经审工作为工会发展全局“保驾护航”和服务能力。
　　　　推动整改落实，持续深化审计成果运用。各级工会要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机制，压实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明确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审计整改的第一责任人，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被审计单位及时整改到位；深化审计成果在加强工会干部管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重大政策落实等方面的运用，将审计意见整改落实情况作为上级工会对被审计单位工作业绩考核、评先评优、推荐表彰、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重点督查基层工会财务审查审计结果向职工公开，切实发挥职工民主监督作用。同时，注重审计效能的发挥，加强审计成果综合分析与有效运用，针对审计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找准“症结”，开出“良方”，精准施策，从源头堵塞漏洞，提升工会经审工作整体水平。
　　　　关于加快南阳市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融合的调研报告
　　　　南阳市农业农村局 方拓锦、陈自龙
　　　　一、南阳市现代农业有关情况
　　　　近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河南省南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河南省关于“三农”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四优四化”为重点，合理优化农业布局，科学调整种养结构，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高效种养业、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在产业发展上，重点培育了“八大产业”
　　　　一是基础产业不断提升。即提升粮、油、菜、畜四大基础产业。在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基础上，发展优质花生450万亩，蔬菜稳定在350万亩，牛、猪、羊、禽饲养量分别居河南省第一、二、三、四位，肉蛋奶总产130万吨。牧原生猪养殖在南阳辖区内已突破1000万头。二是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即壮大菌、花、果、药四大特色产业。对于花卉苗木，重点培育月季花、玉兰花、栀子花“三花”产业；对于优质水果，重点培育猕猴桃、软籽石榴、薄壳核桃“三果”产业；对于中药材，重点培育山茱萸、裕丹参、宛艾草“三药”产业。目前，南阳市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达3.5亿袋、出口额78.2亿元，月季11万亩、玉兰24万亩、栀子花17万亩、猕猴桃15万亩、山茱萸45万亩、宛艾草24万亩，规模均位居河南省第一。
　　　　（二）在农产品加工业上，形成了以粮油、畜产品、果蔬、纺织为主的加工经营格局
　　　　全市拥有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分别为6家、71家、287家。一是以想念食品为龙头的粮食加工产业。全市粮食加工企业150多家，年加工能力400万吨以上，其中日加工能力100吨以上的18家。二是以新纺、南纺为龙头的棉纺加工产业。全市拥有棉纺企业238家，纱锭总数达280万锭，全市纺织工业销售收入345.73亿元，其中新纺是南阳第一家上市企业。三是以河南三源粮油、南阳瑞丰粮油为龙头的油脂加工产业。三源油脂有限公司一期20万吨生产能力，可带动200万亩花生生产基地种植。四是以仲景宛西制药、河南福森药业为龙头的中药材加工产业。全市较大的中药材加工企业56家，年加工能力12.5万吨， 年产值20亿元。其中，宛西制药实现销售收入8.4亿元。五是以仲景大厨房为龙
　　　　头的果蔬加工产业。西峡县香菇加工企业达108家，香菇自营出口从2005年出口额不足350万美元，到2018年达8.4亿美元，13年增加了242倍，自营出口企业40 多家，产品远销东南亚、俄罗斯、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仲景大厨房公司具有年产8000万瓶香菇酱的生产能力。六是以镇平华新地毯集团、南召东方茧丝绸公司为龙头的桑蚕加工产业。带动全市发展桑园万亩，柞坡220万亩，年产茧16000吨，占河南的70%。七是以牧原、科尔沁、三色鸽为主的畜产品加工产业。培育了科尔沁牛业、牧原、三色鸽乳业等龙头企业。以年出栏1000万头生猪的牧原公司为主导，集产品加工、生猪饲养、种猪生产、饲料加工、沼气发电、科研开发于一体的牧原生猪产业集群；以年加工屠宰10万头肉牛的科尔沁牛业南阳有限公司为主导，百、千、万头规模化肉牛育肥场、南阳黄牛科技中心等配套服务组织、相关联企业的肉牛产业化集群；以年加工鲜奶14万吨的南阳三色鸽乳业为龙头，带动全市奶牛养殖7万头。
　　　　（三）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上，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
　　　　一是发展产业化集群。想念食品等19个联合体被认定为省级产业化联合体。实施了牧原国际食品城、想念食品产业园、中以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等重点项目。二是发展新业态。深入挖掘农业功能，积极培育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耕文化体验、康养农业、农村电商、创意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着力构建“经济+生态+社会”多业态复合式农业。2018年，全市100个都市生态农业重点园区完成投资额3.6亿元，接待游客583万人次，园区一二三产业收入35.6 亿元。三是搞活产品流通。实施南阳市“智慧农业11239工程”，积极发展电子商务，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全市已建成3106个益农信息社，农业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比增长31.8%。四是培育了科尔沁一二三产业融合典型。科尔沁肉牛产业化集群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实现了从引进龙头企业到建设示范园区，从集群发展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四个阶段性跨越。2018年，集群实现产值50.03亿元，拉动新野及周边地区新增肉牛10万头，新增就业1万人，人均增收
　　　　8000元，吸纳3万多人从事相关产业。
　　　　二、存在问题分析
　　　　（一）产业链方面
　　　　一是农产品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从质量情况看，大路货多，中高端农产品供给不足，真正优质农产品相对较少。从市场消费看，优质化、多样化、专用化农产品发展相对滞后，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不足，已成为全社会普
　　　　遍关注的问题。二是现有生产经营方式制约的问题依然明显。从土地经营看， 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仍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据调查，全市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22.74万人，其中97.1%的人员从事种植业。农业生产还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小农经济的特征，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三是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小。南阳是粮食生产大市、小麦生产大市，粮食加工企业结构雷同，规模小而散， 缺乏“航母”级企业。全市日加工小麦能力1000吨以上的仅有想念1家，以面粉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企业更少。
　　　　（二）价值链方面
　　　　一是加工链条短。南阳绝大部分产品处在产业链前端，精深加工不够，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最突出的问题是精深加工不够，大多停留在“小麦磨成面，花生榨成油”的初级阶段。都只做产业链前面的一部分，真正附加值高的终端产品缺乏。二是高技术、高科技产品少。农产品加工业高新技术很多， 如瞬间高温杀菌、微生物发酵、微波、真空冷冻干燥、无菌贮存与包装、超微粉碎、超临界流体萃取等，已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得到应用。南阳仅有南阳泰瑞生物科技公司、华邦等少数企业采用。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中，建立院士工作站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个，国家级研发中心、实验室4个，省级研发中心5个。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没有建立研发机构，配备专业研发人员。四是品牌培育不够。南阳虽有7个中国驰名商标、6个中国名牌农产品、14个河南著名商标、15个省名牌产品，但总体数量少、规模小、市场占有率低。
　　　　（三）供应链方面
　　　　一是农产品源头供应质量不高。大宗农产品生产上，上游生产主体总体较为分散，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上下游主体的联结方式较为松散，在生产组织、质量监控、信息传输、价格协商等方面难度较大，因此很难保证质量的稳定性、一致性。二是供给效率不高。农产品从收获、加工到消费者手中，所经历渠道环节众多，储藏、保鲜、温控等技术应用不够，农产品流转主体繁杂，流通供应链不连续；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薄弱，全程冷链物流发展滞后， 难以实现田间地头到餐桌零距离对接，难以形成高效畅通、全程冷链、安全规范的区域农产品流通体系。三是缺乏进入大市场的能力。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多分布在乡镇，如粮食、油脂加工等都是简单的再生产，很多还是传统工艺，耗能高、产出低，生产出来的产品多在本地销售，难以进入域外大市场。四是市
　　　　场营销方式落后。大多数企业还没有采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现代市场营销方式， 如电子商务、连锁代理、产销直挂等还没有得到充分应用，市场营销网络不健全、信息不对称。
　　　　三、加快“三链”融合的对策
　　　　（一）在延伸产业链方面，坚持“三个着力”，培育新动能
　　　　一是着力推进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认真落实《河南省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2017—2020年）》《南阳市绿色食品产业专题工作方案》，重点围绕肉、面、油、乳、果蔬五大行业，以构建现代食品产业体系和建设现代农业强市为核心，以绿色、有机、优质、安全为引领，以孵育壮大优势行业和重点企业为主线，坚持项目支撑、科技引领、转型升级、优化服务，培育在全国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南阳食品品牌，不断提升食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二是着力发展产业化集群和联合体。要把提升效益放在优先位置，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业功能等多种途径提高农业效益。以新野国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为抓手，以20个产业化集群、19个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载体，注重产业链建设、高标准基地建设、连接机制建设，提升建设水平。推进牧原国际食品城、想念食品产业园、中以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等重大项目建设。三是着力统筹农业内部产业协调发展。依托种养业，提升种养业，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精端，推进粮经饲统筹、农牧渔循环、产加销一体、农文旅结合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一批集标准原料基地、精深加工转化、区域主导产业、紧密利益联结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强镇和农业产业园，实现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聚集、多业态发展、多模式推进的融合格局。
　　　　（二）在提升价值链方面，坚持“三个强化”，厚植新优势
　　　　一是强化创新引领。一要借才引智。借助京宛协作战略机遇和载体，挂靠北京国家高层科研院所，利用北京全国独一无二、最先进、最集中、最丰厚、最优质的现代农业人才、技术、成果、研发、市场等资源和优势，嫁接南阳农业农村，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中心为主要形式的技术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大力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积极引导加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加强对农产品有效成分的提取研究和农产品加工设施设备的设计、研制。对重大研发成果、专利要给予奖励。二是强化精深加工。要激发产业技术创新活力，促进新
　　　　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成长，加快推动南阳农产品加工业以精深加工为方向，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效益提高转变迈向中高端水平。如，在高品质粮油制品方面，增加专用粉、功能性淀粉等食品以及保健、医药等方面研发， 开发谷朊粉、小麦胚芽片、小麦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玉米油、花生油、专用油等新品种，扩大精炼油和专用油比重，开发提取蛋白产品，发展高附加值MM豆、花生巧克力、鱼皮花生等休闲食品、高端西点食品配料、餐饮食品佐料、调味品等，不断拉长加工链条。三是强化品牌培育。着力打响西峡香菇、猕猴桃，新野蔬菜，桐柏茶叶、香椿，方城黄金梨，淅川软籽石榴，内乡薄壳核桃等一批高效特色产业品牌。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等模式，推进品牌培育和整合。
　　　　（三）在打造供应链方面，坚持“三个提升”，增添新活力
　　　　一是提升源头供应质量。围绕“四优四化”，认真落实《河南省高效种养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2017—2020年）》《南阳市高效种养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2018—2020年）》，以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为重点，通过调结构、提品质、转动能、促融合、强带动、创品牌，推进南阳市种养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提升三次产业融合水平。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以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经营为融合点，跨界配置农业和现代产业元素，促进产业深度交叉融合，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推进规模种植与林牧渔融合，发展林下种养、稻渔共生等业态。推进农业与加工流通融合，发展中央厨房、直供直销、会员农业等业态。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创意农业、亲子体验、功能农业等业态。推进农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数字农业等业态。三是提升供给效率。首先，要规范生产、加工流程。推进育种、种植、管理、采摘等生产环节产品的标准化生产，规范产品采后的商品化处理流程，如仓储、分级、包装、预冷、检测、质量追溯等流通环节，向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生产主体推广。其次，要培育新型流通业态。着力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物流、农产品跨区域配送中心等信息平台建设，拓展销售渠道。
　　　　关于锦州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辽宁省兴城市委党校 曹志琴
　　　　（2021年5月31日）
　　　　为了解辽宁省锦州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民营企业家成长状况，5月初，锦州市委统战部、锦州市工商联联合市检察院、税务局、锦州市市社会主义学院、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农发行等组成调研组，对锦州市7个县（市）区开展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活动。本文在此次调研基础上提出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从五个方面分析当前地方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关于人才问题。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规模以上民营企业， 还是中小民营企业，都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有些民营企业想扩大生产，引入企业发展所需人才，但是没有门路找到相应引入人才的机构。企业面临着如何留住人才的问题。调研过程中，一些民营企业家谈到，即使引进了人才，因为薪资、环境和自身发展等问题也无法留住人才。另外，加强人才中心的建设问题。部分民营企业家反映，县市区人才中心只负责档案的寄存与管理，不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才服务。而且，部分行业劳动力缺乏，集中反映在建筑行业和制造业。
　　　　在资金问题方面，我们认识到，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但是在调研中，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谈到因为缺少资金或者资金周转不灵，导致企业无法继续扩大生产，影响到了企业的直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缺少资金的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同时，金融贷款机构仍注重以抵押物和担保的方式进行放贷，导致中小微企业不能及时有效地从金融机构得到所需资金。部分中小微企业对金融机构放贷的政策程序不是非常了解，影响到了企业的融资。
　　　　对于营商环境问题，历经全面深化改革和“重、强、抓”专项行动，锦州市对营商环境进行了集中整治，软环境已经大为改观，之前企业反映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不良作风老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企业办事的难易程度确有很大不同，具体反映在规模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起来， 熟人、熟路办事有基础，小微企业由于政策和操作的不熟悉，办事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说到商会、协会问题，不得不提到目前基层工商联人员少的问题。除了日常工作外，其它作用基本没有发挥；商会、协会也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成立门槛低、运行不规范、基本无监管、基本没有党组织等。
　　　　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民营企业家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初、高中学历占比很大。家族式企业居多，用人唯亲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造成一些高级人才难以引进，导致民营企业缺乏现代管理、科学决策和企业长远发展规划，发展受限；民营企业中，中小企业居多，技术装备落后、产品档次低，对外合作交流不够，缺乏市场竞争力。
　　　　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对锦州民营企业发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短期建议方面，集中组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针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进行政策宣讲。编办应对地方机构调整和相关部门职能变更的情况，及时在当地政府网站进行系统公示——方便民营企业到政府职能部门办事；税务部门应对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做系统讲解，重点放在如何操作实施——方便民营企业能够及时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另外，地方政府应落实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兑现招商时答应而没有落实的承诺，加强政府与民营企业的“亲清建设”，建设诚信政府。
　　　　其次，中长期建议方面，一是完善政企关系，做好“亲”字文章。总结县
　　　　（市）区好的做法，如“1+12”工作模式的经验，加之精炼和完善，使之在全市推广；市委、市政府在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之前，充分征求民营企业家及相关学者意见，使政策能够有的放矢；职能部门真正转变工作作风，主动为企业服务，建立长期机制。
　　　　二是政府协调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需要长期抓牢。金融机构要尝试为中小微企业建立标准信用制度，使之适应各类型企业，以利于中小微企业能够方便及时地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尝试开展多种融资考察标准，如真实有效订单、企业应收账款等；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平台综合考核企业，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融资；建议财政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基金，鼓励担保机构积极为中小企业服务。同时扩大专项建设基金的投向，建议安排部分专项建设基金， 对产业带动性强、技术含量高或市场前景好的民间资本投资项目予以大力支持。
　　　　三是落实人才政策。加强政府对人才的服务；加强人才服务中心建设，逐步建立各级人才库和人才流动网，及时为企业提供全省乃至全国各类人才信息； 建设锦州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交流平台，方便企业寻找自己所需人才；人事和劳动部门要深入企业，真正了解企业所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提高民营企业家自身素质。多开展教育实践方面活动， 组织民营企业家到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实施民营经济“培训计划”， 加大对民营企业家和大学生创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建议设立企业家培训基金。聘请省内外优秀企业管理人才和各行业技术人才，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定期或不定期对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进行培训；鼓励企业与院校结对子，引导企业与大中专院校建立联系，定期组织员工培训和选派优秀人员到大专院校接受系统深造，努力提高管理者科学管理的能力。
　　　　
　　　　
　　　　
　　　　
　　　　
　　　　关于天津台资企业税收情况的调研报告
　　　　天津市税务局税收科研所课题组
　　　　为深入了解国家及天津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在天津台资企业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台资企业对天津税收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排忧解难，市税务局税收科研所联合台盟市委会，在市政协港澳台侨专委会和市台办的具体指导下，开展了台资企业税收工作专项调研。
　　　　一、开展台资企业税收调研的背景
　　　　（一）天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台商台胞投资安居的乐土
　　　　海峡两岸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深化融合发展是两岸同胞心之所向， 利之所系。多年来，天津为台商台胞投资兴业、创业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优越宽松的政策环境，截至2020年7月底，天津市共批准设立台资企业2483家， 合同投资总额176.66亿美元，合同台资额119.39亿美元。2020年初，天津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津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具体措施》。国庆节前夕， 第十三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暨2020年天津?台湾商品博览会成功举办，为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二）税务部门助力各类市场主体，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很多市场主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境。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国家和天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天津税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并在全市税务系统开展了以“护苗促发展，税收在行动”的集中行动，面向广大市场主体讲政策、问需求、解难题、听意见。
　　　　二、开展调研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一）确定调研内容
　　　　市税务局税收科研所与台盟市委会共同商定调研提纲，确定调研主要内容是：了解国家及天津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在本市台资企业的贯彻执行情况，了解台资企业对天津税收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为台资企业排忧解难。
　　　　（二）确定调研对象
　　　　市台办及相关区台办综合分析台资企业情况，初步筛选21家中小微台资企业为建议调研对象。市税务局有关部门运用税收大数据综合分析企业生产经营
　　　　和纳税情况，最终确定其中18家企业为调研对象。
　　　　（三）主要调研形式
　　　　市税务局税收科研所联合6家区税务局，一对一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走访5 家台资企业。组织召开税务部门代表、台资企业代表、财税专家代表参加的专题税收调研座谈会，台盟市委会、市台办、市税务局、市台联、市政协港澳台侨专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人民网—天津频道”“网易天津”对座谈会进行了报道。
　　　　三、开展台资企业税收调研的主要成效
　　　　从目前我们开展调研的情况看，大部分在天津投资的台资企业，2020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如原材料采购受阻、海外订单减少、用工困难、资金周转不畅等，在企业自身努力和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帮助支持下， 普遍享受到了国家和天津市给予的减税降费红利，生产销售逐步恢复正常，企业经营者对天津今后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对本市营商环境非常满意。就税收工作而言，众多台资企业一致对税务部门的工作表示满意和认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税企沟通渠道顺畅
　　　　各级税务局通过微信公众号、税企微信群及短信平台等方式宣传税收政策及时到位。有的税务局制作视频培训课程，通过钉钉等新媒体平台举办纳税人网络“云课堂”，围绕企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出台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办税操作方式等进行深入解读并开展线上互动交流答疑， 做到线上线下培训紧密结合，让企业“少跑路、线上问、随时办”，灵活多样的方式得到了企业的广泛好评。截至2020年10月，市税务局已发布各类专题视频88期，实际操作类136期，直播类培训1000余场，8万余名纳税人接受了远程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一致赞誉。
　　　　（二）办税高效优质便捷
　　　　一是大力推动“非接触式”办税。积极推进“非接触式”办税，不断扩大“网上办”，持续推进“线上办”，深化应用“码上办”，大力拓展“掌上办”。截至2020年9月底，全市有8000多名纳税人通过微信预约办理了预约办税业务。不断优化增值税发票“票e到家”业务，积极引导纳税人通过网络申领发票，6 万余户纳税人通过“票e到家”申领发票17万余次，累计申领发票2亿多份。
　　　　二是打通退税流程的“最后一公里”。市税务局下大力气用足用好各项出
　　　　口退税政策，采取精简退税流程，提高退税速度等措施，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为小微企业开通退税绿色通道，内部加强部门协调及时调整退税流程，对外积极协调国库部门畅通“直退”渠道，由纳税人“申请退”变为税务部门“主动退”。如河东区税务局针对某台资企业提出的出口退税办理速度较慢的问题， 通过快速审批，简化退税流程，以“直退”的方式完成退税，扶持了企业发展， 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三是体验“智能办税”的“加速度”。市税务部门从纳税人与缴费人的需求出发，推行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电子化，办理时限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至现在的几分钟；推行新办企业涉税业务综合办理套餐，实现新设立企业涉税业务0.5 个工作日内办结；推出网上办理出口退税服务，平均退税进度控制在5个工作日以内。积极拓展电子税务局功能，在国家税务总局承诺的185项网上办税清单基础上，实现了纳税人轻点鼠标即可在线办结262项涉税事项。
　　　　（三）政策落实不打折扣
　　　　一是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市税务部门以务实有效的举措，暖心贴心的服务，确保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地，帮助企业渡过发展难关，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438.80亿元。其中，2020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288.6亿元，2019年年中出台政策在2020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150.2亿元。各基层税务局主动作为，积极问需，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如滨海高新区税务局对某台资企业捐赠的税收优惠进行一对一政策和申报操作辅导，确保企业能够及时地享受个人所得税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开发区税务局积极向辖区内的台资企业宣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点对点”推送税收优惠政策要点与办理流程，确保企业能够及时享受国家的减税红利。
　　　　二是税款延期缴纳缓解小微企业资金困难。市税务局积极落实相关政策，将本应2020年二、三季度缴纳的税款延缓至2021年一月份缴纳，极大缓解了企业经营的资金压力。为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应知尽知，各级税务部门实时关注小微企业享受缓缴政策情况，调取1.5万余户相关企业名单，通过手机短信形式及时向企业法人、财务负责人及办税人员发送政策提示短信6万余条，指导纳税人及时享受政策，各区税务部门采取“一对一”政策辅导方式，帮助企业打消顾虑，确保企业应享尽享。2020年上半年，全市税务部门已为2.24万户小微企
　　　　业缓缴企业所得税款1.47亿元。
　　　　（四）解决困难积极协调
　　　　本着“份内事情精心办、份外事情尽力帮”的原则，内外兼顾，合力帮扶。对于税务部门职责范围的问题，本着办成事、促成事的责任心认真研究解决； 对税务部门职责范围外的问题，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联络，牵线搭桥，促进沟通，帮助解决；对涉及市场主体之间诸如供销断链、资金短缺等问题，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等平台的优势，多措并举共克时艰，合力护好市场主体之苗。
　　　　一是开展银税互动。在帮扶企业过程中，税务部门紧紧抓住现金流这个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与金融部“联合开方”，充分利用线上银税互动服务平台，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额度，以“信”换“贷”，助力企业稳开新局。通过数据共享、征信互认，实现“银税互动”产品申请、审批、授信、放贷的“线上一站式”办理，最快用时约五分钟，为企业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融资服务，2020年上半年已累计为各类企业授信101亿元。如河北区某台资企业曾向辖区税务部门反映，其经营资金存在一定程度的周转困难，税务部门立即通过相关渠道告知企业可以通过银税互动平台等方式，并协调区金融办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受到了企业的高度评价。
　　　　二是助力企业解决用工难问题。针对企业当前普遍存在的用工难问题，有的税务部门主动联系人力社保部门和人才市场，由企业提出用工需求和意向， 免费在“北方人力微招聘”微信公众号中刊登招聘广告，借助天津北方人才市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用工企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收到了多名求职者的简历和应聘意向，为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招工难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获得了企业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三是搭建信息沟通平台。有的税务部门出面邀请市场监管等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类中介机构，与辖区内企业不定期举办座谈会、通气会等多种交流平台， 倾听企业的实际需求，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源，有效帮助企业拓展销售渠道和空间，提升经济效益。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优势，精准梳理企业需求，主动筛选大数据促成供需双方对接合作。2020年以来，税务部门利用税收大数据帮助企业接链补链，累计实现购销成交额已达2.5亿元。
　　　　四、台资企业税收调研中发现的几个问题
　　　　（一）有关税费政策精准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在台资企业税收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各类税费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财务和办税人员的宣传是比较充分的，也达到了预期的成效。但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宣传的渠道和力度还不够充分，加之企业内部沟通不畅，部分企业经营者对各类税费优惠政策的了解和知晓程度不够深入和全面，对于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不够明显。
　　　　（二）“票e到家”邮寄费用负担主体不够明确
　　　　“票e到家”本身是税务部门为方便企业购领发票，推出的一项便民办税措施，受到了纳税人的广泛好评。由于尚未明确邮寄费用的支付主体，有的区税务部门用自有经费或政府支持经费支付，对企业而言是免费的；有的区税务部门由于经费不足，而由企业支付费用。有的纳税人对这一情况了解不够全面， 因此产生疑义，甚至误认为个别税务部门落实政策不到位。
　　　　（三）有时税务软件升级比较频繁
　　　　由于税务软件受税收政策更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系统升级频次相对比较频繁，操作不够便利。有企业办税人员反映，升级频次较多，有时遇到系统升级时，一些涉税服务无法及时办理，在线等待的时间相对较长。
　　　　（四）税企银三方联动机制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在召开的台资企业税收调研座谈会上，有的专家学者提出，目前税务部门、市场主体与金融机构三方的联动机制取得明显成效，还可以再更深层次开展金融和税收创新，开发更多的有关税企贷方面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税务和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
　　　　（五）台籍人员办理代开发票业务不够便利
　　　　有台资企业办税人员反映，台籍人员取得劳务报酬后，在办理代开发票业务时政策不够明确、流程和手续比较繁琐。
　　　　五、进一步优化天津税收营商环境的建议
　　　　（一）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天津高质量发展贡献税收智慧和力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遵循的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形势的发展对税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重要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税务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总结“十三五”税收工作、谋划“十四五”税收发展紧密结合，在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依
　　　　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持续改进办税缴费服务、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以及不断优化税收执法方式和税收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提质增效。坚持“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当好企业的“服务员”，注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厚植有利于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的税收营商环境，为更好服务“六稳”“六保”工作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中体现天津税务之为。
　　　　（二）加大税费政策的精准宣传力度，回应纳税人的相关诉求
　　　　一是加大对企业经营者的税收政策宣传力度，采用多种形式，精准宣传国家和天津市颁布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使企业经营者在规划整体生产经营活动时，通盘考虑国家税费政策的因素和影响，增加企业经营者的获得感。二是关于“票e到家”服务邮寄费用的问题，建议开展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统一费用支付渠道，加强宣传，消除误解。三是关于台籍人员代开发票不够便利问题，建议与市台办等政府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完善相关办税政策，优化流程，方便办税。四是关于税务软件升级频次问题，建议软件升级之前做好预案，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提前告知办税人员，尽可能减少软件升级频次及对业务办理的影响。
　　　　（三）发挥税务部门的优势，加强税务部门与对台相关部门的交流合作
　　　　税务部门具有联系市场主体直接广泛的优势。对台相关部门具有联系台商台资的独特优势。部门间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不同领域的优势和特点，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在充分用足用好各类税收政策的同时，助推税收帮扶措施由“护苗”向“育林”层次拓展，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角，深入分析台资企业共性问题，研究推出惠及面更为广泛的帮扶和助力措施，精准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四）探讨进一步推进税企银联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台资企业快速和健康发展
　　　　推动实现金融和税收创新，运用税务部门的纳税信用等级评级系统，结合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等级评价机制，为金融机构提供优质的客户群体，帮助在生产经营中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提供金融扶持，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遇到的实际困难。从长远角度看，金融机构可以向有资金需求、纳税信用优良的企业提供专项用于税款支付的金融产品（如“稳税贷”），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 实现财、税、企、银共赢合作，促进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快速健
　　　　康发展和成长。
　　　　（五）强化风险管理，降低纳税人“纳税过错成本”
　　　　还责于纳税人是国家税务总局征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但这不意味着放任不管，税务部门要强化风险管理，降低纳税人的“纳税过错成本”。首先是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强化事中事后管理，从纳税人的日常纳税申报到年终汇算清缴；从企业的日常办税行为到与纳税有关的经济指标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其次，建立纳税人年度税（费）风险自主应对制度，将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 实现风险管理由税务部门单纯事后纠错到纳税人事先预防和税务部门事后纠错相结合的转变，促进征纳双方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共治共享。最后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对不同的税收风险分类提醒和集中推送，提醒纳税人及时发现和应对涉税风险，及时改正纳税错误，减少因非主观因素而犯错，采取“首违不罚”， 从轻处理原则，最大程度降低纳税人非主观纳税过错成本。
　　　　
　　　　关于我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新余市教育局 张晓明
　　　　（2021年5月31日）
　　　　一、我市职业教育发展的优势与瓶颈
　　　　新余职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走出了一条“小城市办大职教” 的成功之路，累计为社会培养了近40万名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新余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全市共有职业院校13所，其中本科院校1所、高职院校3所、中职学校9所，在校生达7.5万人（较2016年增加3万余人，增幅达66%），教职工3400余人，各职业院校累计开设专业160余个。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新余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品牌响。全国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曾在我市召开，我市职业教育被教育部誉为“新余现象”。二是基础好。我市职业教育起步早，从中职、高职到应用型本科， 从技工学校到技师学院，学科门类较全，初步形成以应用型本科为龙头、高职为骨干、中职为基础的办学新格局，积淀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三是机制活。我市职业教育以民办教育为主体，民办职业院校数量多，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办学格局，办学机制灵活。四是支撑强。作为“工小美”城市，我市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独特的工业基础优势和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为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支撑。五是政策优。《国家教育部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提质创优的意见》（赣府发〔2020〕16号）明确提出“在南昌市、赣江新区、共青城市、新余市、赣南地区和其他产业聚集度较高的区域规划建设职教园区、省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技能人才培养综合园区和公共实训中心。”未来一段时期尤其是三至五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在全国上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热潮中，我市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存在许多瓶颈，主要有用地瓶颈、投入瓶颈、师资瓶颈、生源瓶颈、专业瓶颈等。
　　　　二、我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成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应抓住当前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省部共建职业教育高地的机遇，集中解决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同时参照中国（南昌）现代职教城的做法，全面重启省职教园区运行，在全市范围内选派精干力量推进省职教园区各项工作。
　　　　二是加大职业教育发展资金支持。参照中国（南昌）现代职教城的做法，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我市职业教育内涵建设，主要用于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双高”院校和专业奖励、省级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奖励、高层次人才培育和引进、技能大赛、毕业生本地就业创业补助等方面。
　　　　三是加快推进职教园区建设步伐。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采取向上级争取用地指标、将省职教园区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将省职教园区规划纳入城区总规划等三种方式争取用地指标。同时，在省职教园区难以保证职业院校发展壮大土地需求的前提下，在仙女湖区和高新区组团打造职教园区，积极引导职业院校入驻高新区，建立我市职业教育发展东部和西部两大职业教育组团，形成两翼齐飞的职教发展布局。
　　　　四是全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以职教高考制度改革为契机，打破职业教育上升的“天花板”，畅通中职到高职、本科上升的“阶梯”，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中职学校与我市高职院校开展“3+2”合作培养和中职学校与新余学院、江西工程学院等本科高校“3+4”分段培养模式，扩大我市高职和本科招生规模。此外，以省职教园区列入省部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项目为契机，通过整体打包方式立项积极争取专项债等资金支持。
　　　　五是扎实推进“双高院校”创建。全力支持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实施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创建国家级、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和特色优势专业；支持赣西学院、江西新能源学院等高职院校申报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全力支持市职教中心等学校创建江西省优质中职学校和江西省高水平中职学校，支持参与组建江西省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分院，支持申办高等职业院校。
　　　　六是切实加大招院引校力度。支持现有职业院校改善办学条件，加大职业院校退城进园和引校入园力度，推动赣西学院、江西新能源学院、新余司法警官学校、新余新兴产业工程学校等院校进驻省职教园区。积极引进外市高校来余办学或设立分校，鼓励外来企业来余投资建校。
　　　　七是全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能力。围绕我市支柱产业，组建校企产教融合战略联盟，联合开展重点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企业职工培训等，促进优质资源整合、流动和共享，积极打造产教融合型城市。推动企业根据生产要求与职业院校联合举办各种订单班、培训班，为本地企事业单位培养技术技能型
　　　　人才，充分利用人社部门等的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扶持等专项资金，吸引更多毕业生留余就业创业。深化产教融合，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国有企业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和对策
　　　　以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课题组
　　　　***总shu记对国有企业提出“两个一以贯之”重要要求，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中央、市委和市国资委部署要求，2019年下半年，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以职业经理人改革为核心的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需要不断创新思路予以解决。
　　　　一、主要成效
　　　　一是坚持制度先行，优化顶层设计。共修订补充薪酬管理、绩效考核、工资总额、用工管理等各项制度235项，修改完善条款1000余条。来自：头条号 如来写作网，QQ 3231169，加入我们会员群，海量优质材料和PPT课件。
　　　　二是坚持应改尽改，早改革早主动。17户二级企业、56户三级企业全面实施了职业经理人改革，通过市场化招聘和聘任制方式选聘职业经理人222人，走在了国资系统前列。
　　　　三是坚持求真务实，落实“三能机制”。全面深化薪酬分配、全员考核和劳动用工改革，加大企业内部分配和绩效考核权重，畅通员工系统内流动和依法退出渠道，探索强化中长期激励机制，出台《超额利润奖励办法》，实现了经济效益与工资总额同向增减、挂钩联动，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四是坚持结果导向，提高发展质量。2020年天津渤海化工集团主业利润完成17.12亿元，比年初下达的16.3亿元主业利润指标超额5%。2021年1月，营业收入40.94亿元，同比增长30.41%，利润总额0.77亿元，同比增长10倍。
　　　　二、存在问题
　　　　通过围绕“改革效益、改革效力、改革效能、改革效率”对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成效进行评估，发现部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市场意识不够强、容错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1.思想认识不到位，改革创新招法不多。一是存在“狼来了”的惯性思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放开企业生产经营权， 到实施厂长负责制，从探索实施股份制改革，到掀起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直不断，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导致一些国有企业“改革操盘手”习以为
　　　　常。二是存在内涵把握不准、“旧瓶装新酒”问题。1992年推行实施的“破三铁”，其核心内容与此次推行的“三项制度”改革一致，但市场经济下的“新三铁”和计划经济下的“旧三铁”在成因、形式和内涵上差别都很大，不能用老思路解决新问题。
　　　　2.市场意识不够强，改革成效仍有差距。一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评估结果显示，企业的失分点普遍在“市场化对标指标、市场化引进外部中高层管理人员占比和员工通过考核进行降职、降级、降档或调整乃至市场化退出”等几个方面。由于企业性质、工艺设备、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原因，企业与市场中同行业、同规模先进企业对标对表主动性不强，习惯于自己与自己对比，市场化意识欠缺，有时不能客观看待改革要求。二是改革深度不平衡、不充分。由于企业产业背景、经营效益、员工认识等差距，导致企业在推动“三项制度”改革中力度深度不一，改革效果不平衡。例如，有的企业改革下属企业改得快，但改革本级改得慢；有的企业劳动用工机制较灵活，但薪酬机制没有跟上；有的企业干部选拔培养机制很健全，但退出机制不配套。三是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例如，在选聘职业经理人时，仅满足市场化是不够的，选聘的人选应既能为企业带来新思想、新理念，同样要对企业有感情、有情怀；既要与专业水平、业务能力匹配，也要与管理能力匹配。
　　　　3.容错机制不健全，勇于担当底气不足。一是缺乏“试错”机制。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享受到了改革“试错”机制的红利，如在实施股份制资产评估中对企业专利等无形资产未计价、员工可向企业借款入股等。当前，国有企业在实施改革时既要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又要考虑社会民生信访稳定，“试错”机制不足，造成企业在研究改革思路时，有求稳怕乱思想，心有顾虑，不敢创新。二是放权力度不够。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企业要完成自身生产经营任务，也要完成上级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企业法人和董事会的经营自主权受到一定影响，企业希望在“干部选拔、薪酬考核”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
　　　　三、对策建议
　　　　1.强化“四个结合”，形成工作合力。一是坚持“三项制度”改革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党委领导作用，强化党组织对改革的政治引领，确保改革朝着正确方向推进。企业宣传部门要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的基础上，通过开展“三项制度”改革专项学习答卷或有奖征集等活动进行广泛宣传，获得广大职工理解支持，营造人人争当改革先锋的氛围。二是坚持“三项制度”改革与健全改革责任体系相结合。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领导责任，将“三项制度”改革工作纳入对二级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中，科学合理设置考核指标，建立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层层传递的责任链条，确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三是坚持“三项制度”改革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三项制度”改革不仅是一个完善用人和分配制度、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更是一个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更新理念的过程。工会与生产管理紧密结合，通过开展降本增效专项评比、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引导构建员工共同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通过深层次的文化支持，使员工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取得根本改变，真正获得职工对改革的认同感、奉献度、忠诚度。四是坚持“三项制度”改革与企业其他改革任务和提质增效相结合。“三项制度”改革最终落脚点还是要体现在通过改革带来的效益上，而企业盈利能力涉及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外部市场等诸多因素，新的“三项制度”改革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人事、薪酬和劳动用工改革，要将“三项制度”改革与企业其他改革工作统筹考虑，协同推进，通过改革带动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提升、生产经营的稳定、市场的开拓、品牌的做大，进而让企业行稳致远长久发展。
　　　　2.强化党的领导，健全治理体系。一是全面完成党建入章程，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完善“1+3”权责清单，明确“三重一大”党委会前置审核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的前提，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二是加强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职权。完善董事会运作办法，探索董事会评价办法，建立健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一步提升“审计、战略投资、提名和薪酬考核”等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建立健全外部董事选聘和管理制度，拓宽外部董事来源渠道，逐步实现外部董事原则上占多数，规范董事会运作，全面依法落实董事会各项权利，发挥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作用。三是保障经理层依法行权履职。坚持国有企业领导干部“20字”标准，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打造一批又红又专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全面建立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制度， 依法明确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授权原则、管理机制、事项范围、权限条件等主要内容，充分发挥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职责。严格落实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向董事会报告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监督，为经理层开展工作创造条
　　　　件。进一步简化实施市场化职业经理人改革的国有企业选拔干部程序，为赋予职业经理人更大经营决策权、人事任命权提供政策依据。
　　　　3.强化对标先进，突出市场化方向。一是推动企业建立市场对标机制。全面对照国内国际市场竞争要求，对标行业龙头企业，对企业发展战略、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等情况进行全面梳理、调整和完善，逐步建立符合市场化的考核体系，加快形成反应灵敏、运行高效、充满活力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二是健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建立“三项制度”改革年度评价机制，以问题为导向，推动企业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个性化深化改革方案，将“三项制度”改革做深、做细、做实。以完善企业领导班子薪酬与考核体系为抓手， 建立以经营业绩考核为核心，企业综合管理与企业党建考核为两翼，科学、完整、高效、统一的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加大考核中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可量化的指标比例，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三是不断深化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实行经理层任期制管理，签订聘用协议和业绩合同，按照约定严格考核、实施聘任和解聘、兑现薪酬，逐步实现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四是全面推进用工市场化。健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市场化招聘制度，实行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关键岗位核心骨干人才的政策。推动企业建立人力资源市场平台，将各级企业用工集中管理， 为通过考核需要转岗或进入待岗的职工提供就业平台，盘活集团内部人才资源， 优化人工成本，促进人才高效有序流转。五是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在全面实施工资总额管理和动态调整机制基础上，不断推动企业深化内部分配机制改革，在健全完善按市场化考核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按业绩贡献决定薪酬的分配机制，实行全员绩效考核，一岗一薪、易岗易薪。推动企业建立对急需的核心关键人才、高层次管理人才协议工资制度，不断推动薪酬分配向作出突出贡献人才和一线岗位倾斜。六是探索实施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机制改革。制定中长期激励机制改革方案，通过明确改革指导思想、方案内容、遴选确定试点企业、建立工作保障机制等方式，重点推动、总结推广、以点带面全面推动实施中长期激励机制改革，引导企业建立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聚焦关键岗位核心人才，探索在工资总额范围内建立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探索在具有较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创新业务领域国有企业，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建立跟投机制。
　　　　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荆州探索”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调研组的调研报告
　　　　3月8日至10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调研组，赴荆州市公安县、松滋市两地， 开展了以乡镇（街道）、村（社区）为重点的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调研。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初步总结了荆州市近年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有益探索，收集了基层意见建议，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了初步对策建议。
　　　　一、荆州市主要做法及成效
　　　　近年来，荆州市应急管理局突出乡镇机构、救援队伍、物资装备“三大件”， 坚持向内挖潜与争取支持相结合，主动作为，奋力推进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呈现质的提升。
　　　　优化顶层设计，推动乡镇应急管理机构建设破局。鉴于公安县在机构改革前已有建设乡镇安监站、派驻执法人员的先行探索，2018年机构改革后，荆州市因势利导，继续以公安县为样本，推进乡镇应急管理机构建设。2019年5月， 荆州市政府办公室出台《加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机构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各乡镇（街道）在安监站基础上组建应急管理站，与乡镇（街道） 安委办合署办公。在应急站人员配备构成上，实行三个一批的“2+1+X”的模式， 即：县级派驻一批，县级安全生产执法大队向每个乡镇（街道）派驻不少于2名执法人员；从原有灾害信息员队伍中转隶一批，确保每个乡镇（街道）充实1名原灾害信息员；乡镇落实一批，在上级派驻执法人员、转隶灾害信息员基础上， 乡镇（街道）再落实2名以上工作人员。目前，全市乡镇应急管理站普遍配备工作人员4—6人，全市131个乡镇（街道、工业园区）应急管理站（办）人员总数达534人。在应急站建设运行标准方面，《意见》提出了“六有”指导标准（有机构、有人员、有牌子、有印章、有独立办公场所、有工作经费）。目前，全市大部分乡镇（街道）均按照“六有”标准建设了应急管理站。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办全市乡镇应急管理站站长业务培训班。2021 年松滋市启动乡镇应急管理站及配套建设提档升级，安排专项资金，多渠道整合房产等资源，首批已建成4个示范站。每个应急站办公面积为200－500平方米， 配齐办公设施，同步建设乡镇应急物资仓库，组建2－3支应急救援队。如，八宝镇投入100余万元资金改造原税务办公场所，交给镇应急站使用，实现独门独院办公。
　　　　整合各方资源，建设多元化应急救援队伍。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盘活体制内外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地方救援力量。一是整合力量建队伍。松滋市通过签订协议、整合编组、资金扶持等方式，打造了打造了矿山、水上、森林消防、危化、地灾（地震）、防汛抗旱6支准专业队伍。其中，防汛抗旱救援队系与市武装部协作，依托民兵力量组建，地灾（地震）应急救援队系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组建，水上救援队系与市游泳协会合作成立，30人的森林消防救援队系与松滋保安服务总公司协议组建，危化品应急救援队在工业园区消防站基础上组建。沙市区汲纳社区干部、小区保安、复退伍军人、游泳爱好者等志愿者，在10个乡镇（街道）建成了18—30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区镇财政为每支队伍配备了10万元装备，区应急管理局开展应急专项培训。目前，荆州市共建有社会化应急队伍77支3294人。二是多方筹资保运转。荆州市应急管理局投入300多万元，为荆州市蓝天救援队配备专业救援装备，并承担主管部门职责，为其提供办公场所，支持其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使其有充分的归属感。松滋市探索了“1+1+1”的经费保障模式，即市财政在每支救援队伍成立之初给予3万—5万元开办经费，之后每年再列支一定经费用于设备维修及其他保障， 同时鼓励企业出资、爱心人士捐资。动员队伍发挥特长自筹，如松滋市水上救援队将在洈水风景区开展水上节目表演的收入作为经费来源之一。防汛抗旱救援队利用民兵训练经费，组织应急救援培训。公安县、荆州区财政出资为救援队伍统一服装、添置救援器材。三是共训实战提能力。市、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加强与消防、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为应急救援队伍日常训练、应急实战提供舞台。以松滋市为例，防汛抗旱救援队把防汛抗旱纳入民兵训练科目。水上救援队利用洈水旅游景点水上课目表演的机会，广泛开展潜水、驾驶冲锋舟、救生等训练。松滋市公安局将“110”报警与市应急管理局对接，将相关突发事件救援任务交给应急救援队伍。2020年，松滋市6支准专业救援队伍先后6次组织参与抢救群众溺水、90多次处理群众呼救事件，凭借过硬能力获得了社会认可。
　　　　坚持高点定位，抓好物资装备硬件建设。一是配强救援装备。荆州市应急管理局争取500余万元资金购置了一批应急救援装备、应急通信车和应急通讯装备，投资3500万元购置应急救援船舶及其他装备的工作也在加快推进中；公安县高标准配置应急救援指挥车、应急救援运输车，添置冲锋舟22艘。松滋市为每个乡镇配备了80万元的综合应急救援车。石首市配备了气垫船、卫星通讯设
　　　　施和排涝抢险设备。二是建强基础设施。荆州市应急指挥中心已于去年建成投用，与气象、水文、水利、公安、住建、地震、地质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松滋市、公安县在荆州市率先建设了应急物资储备库，其中松滋市应急物资储备库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2831平方米）已于去年底投入使用，储备了90个品种、价值近千万元的救援救灾物资。石首市引进民营资本4000万元建设了荆州市首个应急救援综合训练基地暨中小学生安全体验馆，可承担水上救援、森林火灾
　　　　（芦苇）、防汛、城市排涝等救援训练，能同时容纳1000人左右训练。三是加强科技手段。荆州市应急管理局将2021年确定为全市信息化建设年，正在建设“1338”工程，即：建设1个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监管、感知、应急救援三大网络，健全网上监管、会商研判、应急救援三大机制，覆盖危化企业、非煤矿山、工贸企业、防汛抗旱、防震减灾、城市排渍、气象水文、应急救援八大板块。公安县率先建成县级应急指挥中心，并将视频会议系统延伸了到乡镇。洪湖市、沙市区、荆州开发区建成了化工园区智慧信息平台，目前已上线运行。
　　　　二、荆州市创新探索的主要启示
　　　　近年来，荆州市应急管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等单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体现了“三牛”精神。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例，我们感到，荆州探索对全省有几点可资借鉴的启示：
　　　　一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是破解难题的有效途径。乡镇（街道）应急管理机构及保障缺失的问题，基层反映多年，属典型的老大难问题。2017 年，原省安监局推动省编委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市县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体制的意见》（鄂编文〔2017〕42号），对加强乡镇安监机构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机构改革后，荆州市抓住机遇，推动乡镇应急站建设，打造了安监站的升级版。它启示我们，解决类似老大难问题，既要主动抓好顶层设计，又要积极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先行先试，营造小气候，再逐步推广，选择时机倒逼大气候形成。
　　　　二是应急管理部门主动作为是推动问题解决的不二法门。荆州市应急管理局抓准机构改革方案酝酿、安全生产工作汇报等各种机会，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争取重视与支持。同时多次到组织、编制、人社、财政等部门汇报，寻求支持。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两次专题听取乡镇（街道）应急管理机构建设汇报，常务副市长多次带队深入一线调研，最终不仅促成了《意见》出台，而且为增配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力量埋下了好的伏笔。目前，荆州市辖县
　　　　级应急管理局干部编制最少的有50人，多的超过100人；全市灾害信息员全部调整到位，从市、县、乡民政部门转隶137人（其中原乡镇民政办127人）。
　　　　三是科学规划逐步推进是确保取得成效的务实之举。从2018年开始，荆州市应急管理局坚持一年一个主攻方向，先后规划实施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乡镇应急管理站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科技信息化建设等几项重点工程，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实现了积小胜为大胜。
　　　　三、以荆州为例剖析当前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瓶颈
　　　　从调研的情况看，荆州市探索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精神可贵、经验可学。但是，站位全省安全发展大局，综合荆州和省内外其他地区的探索实践看，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进展还只是阶段性的、成效也是初步的，还需正视以下薄弱环节：一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受乡镇内设机构设置限额的限制，乡镇应急管理站不是正式单设的内设机构，属于“地方粮票”，其正规程度与水利、城建等其他资深部门尚有差距，乡镇应急站人员和派驻执法人员感到底气不足、“腰杆不硬”。二是在实际执行方面，应急站、救援队伍、物资装备“三大件”建设推进不够平衡。乡镇应急站有的挂在经发办，有的挂在政法办，有的仍在探索之中。救援队伍建设方面，目前荆州只有松滋、石首等少数几个县市区专业相对比较齐全，只有沙市区实现了乡镇（街道）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全覆盖。三是在履职保障方面，乡镇应急管理执法车辆没有保障，派驻执法人员或私车公用，或“蹭”乡镇安办干部的车辆，缺乏应有的职业尊崇。派驻执法人员身份是事业编制，开展行政执法面临政策障碍。经费保障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只能一事一批（结），不利于前瞻性谋划工作。另外，调研普遍反映，县市区应急管理局随着编制大幅扩充、人员逐步到位，安全生产执法培训取证需求不断加大。四是不确定因素较多。乡镇今年面临换届，应急站人员可能面临调整。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尚未实施，应急站的设置及职责、性质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四、对策建议
　　　　适时推介荆州经验。采取适当形式，继续总结荆州市有效做法，同步调研总结其他市州（如随州、宜昌等地）的有益探索，梳理若干可供各地借鉴的模式。今年适当时候在荆州召开全省基层基础建设现场推进会，重点推介荆州经验。
　　　　推动出台政策意见。争取省有关部门支持，组成联合调研组，赴省内省外开展调研，进一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探索加强基层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在
　　　　此基础上，跟踪国家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顶层设计和乡镇机构改革进展，推动出台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指导意见。
　　　　开展基层应急能力标准化创建。立足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应急救援职能，从机构名称、职能配置、人员队伍、物资装备、基础设施、经费保障、制度规范等方面，研究制定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指导标准及考核办法。
　　　　积极回应基层关切诉求。针对安全生产执法取证培训问题，充分掌握相关政策，加强全省需求调研，根据执法证培训取证相关规定，及时增列经费预算， 从速安排培训班。针对乡镇应急站车辆、经费等问题，加强与省相关部门沟通， 在省级事权范围内，推动问题解决。针对基层反映的部分泵站、涵闸等防汛设施年久失修的问题，建议举一反三，结合防汛备汛工作，加强隐患排查治理。
　　　　
　　　　
　　　　
　　　　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华宇佳、马晓旭
　　　　当前乡村经济正处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更是促进“三农”繁荣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江苏省乡村生态环境还存在不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影响乡村振兴进程。因此，促进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刻不容缓。本文探究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存在的问题，并剖析原因，提出相关具体对策建议。
　　　　一、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存在的问题
　　　　（一）生产污染
　　　　江苏省乡村经济包括一二三产业，对于农业来说，其生产造成的污染对于乡村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主要包括农业投入品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秸秆燃烧污染等。虽然目前江苏省对于农业生产正在不断进行规范和污染治理，但长期以来的农业生产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农药化肥使用量还有待进一步减量化，2018年江苏省平均每公顷使用农药15.23kg，远高于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标准（<3kg/hm2），平均每公顷施用化肥639.77kg，也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安全上限（225kg/hm2）。随着畜禽养殖的规模化程度提高，江苏省不少地区都存在畜禽粪便露天堆放问题，且尽管近些年来，江苏省畜禽产品产量下降，但仍存在畜禽废弃物污染治理率、综合利用率较低等问题。在水产养殖方面，江苏省近年来未加大水产养殖强度，但仍需认识到部分地区渔民存在不科学、不规范用药行为。在秸秆利用方面，部分地区还存在露天焚烧行为，污染大气环境，尚未实现全面科学还田。此外，江苏省农膜使用量居高不下，维持在11万吨以上，农膜的回收利用率较低，与农药化肥包装废弃物随意丢弃一样，不断造成土壤、水环境的“白色污染”。　　　　除了农业生产污染，乡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有不少属于污染排放性的工业企业，由于管制较为疏松，不少企业会不加处理排污，造成空气、水资源的污染，影响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此外，逐渐发展的第三产业，如乡村物流业、旅游业等，交通尾气的增多、外来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压力。　　　　（二）人居生态环境问题　　　　江苏省乡村人居生态环境还有很多不足，尤其是苏北地区，主要表现在生　　　　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不完善、“厕所革命”部分地区不彻底、乡村绿化率较低等问题。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由于江苏省乡村经济在不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其产生的生活垃圾却不断增多。总体而言，江苏省乡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较高，但仍有少部分地区缺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部分地区存在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陈旧垃圾无人处理的情况，同时，在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离做到有机、无害处理仍有一定距离。在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存在较大不足。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16年生活污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仅占36.5%，苏南情况较好，达73.4%，苏中、苏北情况较差，分别为32.4%、23.6%，尽管政府已经开始整治，但2018年总体水平仍低于70%。在“厕所革命”方面， 户厕改造的较为完善，但苏北地区仍较为落后。且整体而言，对于公厕改造部分比较缓慢，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流动人口较多，公厕的改造应当重视。在乡村绿化方面，部分地区还未完善整体的规划布局，绿化覆盖较为缓慢，目前村庄的绿化覆盖率低于30%，远低于城市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　　　　二、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乡村生态环境自身特性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性和准公共物品特征。外部性可以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于乡村生态环境来说，外部经济便是有一方维护了生态环境，但受益群众并不需要付费，因此从外部经济角度来说，村民作为“理性人”是不太可能做出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众利益的。而外部不经济， 则是部分群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使得其他群体利益受损且得不到补偿的情况，这便解释了在市场环境下部分群众为谋私利破坏生态环境而不需要付出代价，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乡村生态环境是准公共物品，既可以有市场提供又可以由政府提供，而对于乡村生态环境来说，市场机制不完善，当缺乏政府管制时，就很可能出现资源过度使用的情况，造成环境恶化。　　　　（二）政府层面分析　　　　1.法规、制度体系不完善　　　　从法律法规建设角度来看，江苏省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条例主要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环境。而乡村不同于城市，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乡村相关法律的缺失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执法部门也会因缺乏执法依据而存在执法无力感。在制度体系方面，部分地区存在“照搬照抄”的情况，导致政策效果不明显。同时，在管理和监督机制方面也有待加强。　　　　2.环保资金投入不充分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主要由政府主导，对于农村这个环境治理较为落后的地区，治理乡村环境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各项生活设施、农业设施都需要政府的投入，江苏省大部分苏中、苏北以及部分苏南的乡村集体经济并不强大，因而更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但相比较城市而言，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方面的资金投入仍是较少的，尤其是苏中、苏北部分地区。　　　　3.“重经济、轻环境”思想的影响　　　　一个地区的发展状态，与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目前部分基层政府仍存在“重经济、轻环境”的思想，想着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西方国家的老路，为了完成业绩、提高政府收入，盲目引进企业工厂，而其中不乏有一些污染性企业，对此少数基层政府愿意先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而对其产生的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生态文明理念宣传教育不到位　　　　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要依靠群众的力量。然而江苏省政府在进行乡村生态文明理念宣传教育时仍存在一些问题，基层政府在进行宣传教育时往往流于形式，且宣传活动过于单一化，不利于发挥村民的积极性。同时，当出现生态环境破坏行为时，相关工作人员也常常仅进行形式上的教育，缺乏有力的规劝措施，从而较难起到明令禁止的作用。　　　　（三）乡村居民层面分析　　　　1.经济发展压力　　　　江苏省乡村经济依然以农业为主，为提高农业产量，不少农民就选择多使用化肥、农药、鱼药，提高种养强度，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为节约成本， 露天焚烧秸秆、随意堆放畜禽废弃物，减少环保投入，不断导致空气、水、土壤的污染。　　　　2.村民群体特征影响　　　　村民群体的特征，例如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对村民的环保行为以及积极程度造成影响。一般而言，中青年的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群体，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思想道德素质水平越高，越会主动规范自身行为，积极参与环保。根据江苏省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老年人居多且教育程度偏低。　　　　3.生态保护和维权意识薄弱　　　　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是较为薄弱的，一方面，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认为大自然是“无所不能”的，即使不断使用农药化肥、向河道排污，自然环境也能够自我消化，不用特意保护环境；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明知故犯” 的农业生产者，为谋取私利不顾后果。　　　　村民的生态维权意识也较为薄弱，村民为了不破坏邻里关系，对于一些危害乡村生态环境的行为往往会选择忍受。同时，农村缺乏有效的维权组织与机构，久而久之，村民生态维权意识不断削弱。　　　　三、促进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的建议　　　　（一）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就农业而言，应当大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绿色循环农业是一种高利用、低开采的农业发展模式，节约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污染产生并提高废弃物利用率，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发展无公害生态农业生产。除了农业以外，乡村应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如特色食品产业、传统手工艺、乡村旅游等，在江苏经济发达、交通畅通的有力背景下，加快形成乡村特色品牌，在引进相关加工业、物流业的同时，逐渐形成成熟的产业链，带领乡村居民以及城市创业者创造新的财富点。对于以往一些乡镇企业，要引导绿色可持续发展， 在“新苏南模式”不断完善的同时，支持向苏中、苏北地区拓展。　　　　（二）优化体制机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针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和准公共物品特征，政府应当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由政府补偿逐步实现在区域和群体之间进行生态补偿，即由受益方向付出方或由破坏方向受损方提供利益补偿。同时，政府要加强生态保护引导， 引入市场机制，让广大群体自觉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对于地方基层政府，要转变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将生态保护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并提高比重。同时完善有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避免出现管理漏洞。　　　　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在广泛且有听取群众及基层工作人员意见的基础上， 针对乡村特性，从省级到各地方应因地制宜制定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规章条例， 保障村民的生态参与权、知情权、诉讼权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　　　　（三）加大环保资金投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乡村环保投入必不可少，从污染治理到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外部资金的支持。首先，政府应当合理提高乡村环保支出，同时应当根据乡村人口以及占地面积，以及生态环境情况，进行合理投入。其次，政府应引导社会多元化投　　　　入，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国内外企业参与乡村环境治理于开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吸引民间资本投入，逐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配合、个人自愿的多元投入机制。最后，政府应严格资金专款专用制度，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四）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政府应当通过多渠道、有效且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方式来发扬绿色发展理念，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措施：第一，在实现宣传范围广的同时提高宣传深度，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通过微信公众号、小视频、科普活动等方式实现群众的环保以及有关法律认知，让村民真正理解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第二，实现有重点的宣传教育，针对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 基层应专门派相关专员进行专访，确保其正确理解环保知识与措施，同时加强奖惩措施实施力度，对于不配合人群进行有效的教育监督。第三，加强校园生态环保教育，从长远看更能为未来实现绿色美丽乡村打好基础。第四，将保护生态环境记入乡规民约，以共同促进村民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五）提高乡村科技水平，促进经济生态和谐　　　　无论是各类污染的治理，还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科学技术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提高乡村科技水平：首先，提高现有相关科学技术水准，江苏省应充分利用各类科技公司、研发单位以及高等院校资源，鼓励其研究开发适合乡村应用的环保科技，让乡村“用得上”也“用得起”。其次，要加强科技推广，一方面要加强各地区之间的交流， 包括国内外交流；另一方面，由技术推广人员走往乡村实现技术的推广。在此同时，政府应以适当补贴的方式鼓励运用新技术。最后，需加强人才支撑，政府应促进各类高校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管理、技术人才并鼓励其服务于乡村，这些人才对新科技更易接纳也更易理解，有利于乡村提高科技水平。　　　　将服务群众寓于城市管理工作之中 我市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调研报告　　　　市委党校64期处干班学员 孙云国　　　　（2021年5月13日）　　　　近年来，随着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委、市政府以“为人民服务” 的城市管理宗旨和理念，提出了充实基层城管执法力量的工作要求。市城管局积极响应，指导两区两县城管部门建立了城管执法服务进社区制度，取得了较好效果。社区乱搭乱建、乱贴乱画、乱停乱摆、乱牵乱挂、乱堆乱放等“十乱” 顽疾得到了有效解决，市容市貌显著改善。但是，城管执法服务进社区相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仍稍显不足。为此，市城管局提出了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行动。　　　　一、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的必要性　　　　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是构建城市和谐发展的需要。小区是城市最基本的聚居，居民是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建设整洁优美、居民生活方便、服务功能齐全的小区，是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的需要，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是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一项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　　　　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需要。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 能有效克服部门之间职权交叉和扯皮现象，填补目前小区管理中的交叉点和空白点，避免多头管理，重复执法或无人管理的现象，使城市管理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最优化。　　　　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是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的需要。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将进一步充实基层城管执法力量，创造一个高效、廉洁、优质的城管行政执法环境，通过构建优美、舒适、和谐的小区环境，进而打造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的品位和形象。　　　　二、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的优越性　　　　践行为民服务理念。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一直难以深入基层，导致城市管理与市民需求脱节，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城管为民服务的实际范围。随着我市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小区工作的需要，有必要把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主动为小区提供服务，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形成一个覆盖面广、运转通畅、监管到位、便民利民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网络。　　　　提高社区管理效能。目前，我市的行政处罚职能绝大多数与群众的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由于市、区两级城管和市直其他部门及社区居委会没有形成有效合力，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多头管理、重复执法、职责不明等问题，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影响很大。执法服务进小区后，可以避免这些弊端，寓管理于服务中，更有利于宣传教育群众，宣传普及各种法律法规，树立行政执法新形象， 提高城市管理效能。　　　　提升小区宜居水平。在我市现有小区中，乱停乱摆、乱牵乱挂等问题比较突出，车辆乱停、违规养犬、乱牵电线等问题反响强烈，小区物业和居民都希望城市管理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能够入驻小区，优化小区居住环境。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后，将及时回应这一要求，对小区和谐发展起到协调、规范、宣传、预防等促进作用，变间接执法为直接执法，提高小区宜居水平。　　　　三、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的工作设想　　　　立足小区，与小区居民、小区委员会、小区物业紧密联系。执法进小区， 与小区居民紧密联系、相互依靠，是执法服务进小区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工作中急居民之所急，想居民之所想，对他们提出的要求、遇到的困难及时处理和解决，才能真正做好服务工作。同时，充分发挥小区委员会的功能，促进执法人员与小区委员会的配合，不断完善执法人员在小区内的工作方式，提高执法人员在小区的地位和威信。　　　　加强横向联系，理顺各种关系。城管进小区，要加强与小区党支部、物业、小区委员会等机构的联系，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在小区内的作用，形成齐抓共管格局。其中，要处理好小区执法人员与物业及小区委员会的关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提高执法效率，为小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系列化服务。　　　　加强社区投诉体系建设，提高行政执法效能。小区行政执法系统要高度重视投诉受理工作，以机构网络化、装备现代化、管理制度化、运行高效化为目标，形成小区行政执法系统与各小区投诉中心、与相关部门之间上下畅通的投诉受理网络体系，积极受理网上投诉，形成快速联动机制。同时，要充分依靠小区的力量，在小区内建立一支执法动态协查员队伍，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从而加快小区执法规范化的步伐。　　　　金融支持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行联合课题组　　　　一、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2019年9月18日，***总shu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总shu记一向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多次对黄河流域进行考察，亲自谋划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2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2014年3月，***前往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考察，此处也是焦裕禄同志当年找到防风沙良策的地方。2019年8月，***总shu记赴甘肃考察，专门调研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情况，了解祁连山生态修复工作，到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了解沿黄河地区百姓生活情况。2019年8月26日， ***总shu记在中央财经委第5次会议上强调，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2019年9月***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20年8月31日，***总shu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2019年9月***总shu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和任务，包括：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充分考虑各地区差异，因地制宜， 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建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第二，保障黄河长治久安。完善黄河水沙调控机制，解决黄河水少沙多问题，减缓黄河淤积。第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推进农业节水，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第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各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构建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系统。生态功能区就应重点保护生产，涵养水源，河套灌区等粮食主产区应侧重发展现代农业，区域中心城市重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承载能力。第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三）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情况　　　　1.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内蒙古位于黄河“几”字湾的上半部分，在整个黄河流域处于承西启东、北开南联的重要地位。黄河流经内蒙古843千米，贯穿中西部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海和阿拉善7个盟市共19个旗县区，流域面积15.2万平方千米，占黄河总流域面积的19.1% 。黄河流域内蒙古段地跨西北和华北地区，受京津冀城市圈辐射，流经呼包鄂榆经济圈大部分地区（见图1）。　　　　从生态功能看，内蒙古沿黄流域是自治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5个国家地质公园、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经济发展看，沿黄地区能源丰富，工业基础扎实，农牧产业兴旺。内蒙古沿黄地区聚集了全区79%的炼钢、50%的有色金属和大部分煤化工行业，生产了全区69%电力装机容量，天然气保有储量超7000亿立方米。一些企业享誉海内外，包头稀土储量占全国84%，世界55%。西部的河套平原是全国有名的粮食主产区，全区23%的粮食生产于沿黄地区，还有60%的牛奶和34%的肉类也集中于此，创造了全区69%的经济总量、75%的工业增加值和71%的财政收入。　　　　2.推动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一是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看沿黄”的关键时期。沿黄地区的发展对内蒙古经济转型升级起到主导性作用。沿黄地区集聚了内蒙古50%的人口， 85%以上的重型工业，创造了全区69%的生产总值。沿黄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流域段、不同地区经济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二是构建生态文明的现实选择。沿黄地区土壤沙漠化、盐碱化严重，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内蒙古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黄河生态环境，推动沿黄经济带绿色发展，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三是凝聚沿黄盟市发展聚力的重要举措。沿黄盟市经济发展不均衡，呼包鄂三市凭借矿产资源等优势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均占沿黄地区的80%以上。沿黄地区结合自身地理位置特点和经济发展禀赋，积极探索　　　　高质量发展新道路，既有利于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缩小地域贫富差距，促进自治区协同发展。　　　　3.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进展情况。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现状。当前黄河内蒙古段，环境承载压力大，生态保护还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内蒙古沿黄七盟市土地荒漠化面积占全区土地荒漠化面积的60.1%，土地沙化面积占全区土地沙化面积的72.1%。此外，沿黄地区能源、冶金、化工等重型产业集中，导致沿黄水污染隐患明显，部分地区水质量不达标，治理压力大。　　　　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一是推进上游地区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推动中游地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如乌梁素海水环境综合治理、库布其沙漠治理等。二是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大力推进农业节水，推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三是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例如乌海、鄂尔多斯、包头等重工业城市积极探索新技术，发展现代能源；河套平原地带着重高质量农业发展等。四是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自治区文化资源富集，其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屈指可数，发挥民族文化、草原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优势，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五是做好自治区是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脱贫攻坚和民族工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将进一步改善、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有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内蒙古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为推进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府及各盟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自治区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水污染防治三年攻坚计划》、《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等；沿黄各盟市也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呼和浩特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鄂尔多斯市级河流湖泊水域岸线利用规划》、《巴彦淖尔生态文明体制实施方案》、《乌海市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2020年行动方案》等。（见图2）。　　　　二、金融支持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金融支持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金融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的需求不同，金融提供的发展条件也不同。金融只有为经济发展服务，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在促进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健康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金融支持，同时又反过来促进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二）金融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1.积极开展绿色贷款，绿色金融覆盖面平稳增加。自治区金融机构积极支持政策规划，开展绿色贷款支持节能环保、生态治理等新兴经济发展。截至2020 年，自治区黄河流域七盟市绿色贷款余额1527.70亿元，占全区绿色贷款总额的75%。其中，支持节能环保产业贷款180.42亿元，支持清洁生产产业贷款82.58 亿元，支持清洁能源产业贷款510.72亿元，支持生态环境产业贷款124.52亿元，支持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贷款628.12亿元，支持绿色服务贷款1.34亿元。全区绿色金融覆盖面逐年增加，绿色贷款占比逐渐提高。从2018年一季度的7.18%，增至2020年二季度的8.57%。相对而言，黄河流域七盟市绿色贷款占比增长缓慢， 从2018年的8.1%增加至2020年上半年的8.5%。　　　　2.创新绿色贷款产品，支持规模力度不断加大。由于绿色项目的公益性强、建设周期长、融资需求大、经济效益见效慢、收益少，目前支持力度较大的主要是实力雄厚的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占比较少。截至　　　　2020年上半年，政策性银行及国开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绿色贷款占沿黄七盟市绿色贷款总额的比重达到85.42%。除商业银行发放绿色贷款外，金融机构还创建了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债券和绿色碳汇等，多方面促进自治区绿色发展（见图3）。　　　　三、金融支持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政策建议　　　　（一）金融支持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国内外经验　　　　1.国内经验：绿色金融试验区发展经验。　　　　2017年6月，将广东、浙江、江西、贵州和新疆五省（区）设立为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其成功运行带来一些启示。一是强化组织领导。试验省区先后组建了省市区多层次的绿色金融工作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了试验区绿色金融支持的绿色企业及绿色项目范围，将绿色信贷业绩纳入考核。三是构建地方性银行监管评价体系。浙江银监部门建立了地方性绿色信贷检测机制，设置绿色信贷、绿色运营、绿色领域、绿色风险4个维度308个指标， 定期对银行机构支持绿色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四是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包括茶园贷、猕猴桃贷、毛尖贷，专利权、商标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抵质押贷款，还有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产品。　　　　2.国内经验：金融支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长江经济带也曾一度出现环境破坏、生态恶化、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积极作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是加强政银合作，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互相协调配合，打破原有按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调配全省信贷力量，对不同地区根据地域特色和优势进行导向性金融支持。二是创建绿色金融产品，保障长江流域绿色发展的资金需求。如长江污水治理PPP项目、创建长江绿色发展投资基金、长江大保护专项基金等。三是制定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在全国层面对绿色金融发展作出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长江流域各沿线城市也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做出相应具体部署，加强绿色金融支持落实。四是结合区域优势，统筹协调发展。上游区域拥有煤矿、水能等优势资源，适合建立绿色发展理念，引导资金向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倾斜。中游地区交通便利，人力成本较低，应注重发挥人力成本优势，搭建平台，吸收下游区域产业调整转移。下游地区经济金融水平相对发达，着力推动金融创新，整合金融资源，探索建设专业化金融体系，发挥引领作用。　　　　3.国外经验：政策支持绿色金融相关情况。为了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各个国家政府也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政策或者法律手段打造自己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国家采取的是创新与法律规范双管齐下的方式来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美国模式：美国上世纪80年代推出《超级基金法案》，明确了银行的环境责任，银行应承担借款人造成的环境污染责任。法律法规规定， 购买绿色节能产品的消费者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对环保项目进行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层面推动环保型项目的债券融资成本低于市场融资成本，同时建立财政环保专项基金资助环保企业的绿色项目，并建立绿色小额信贷制度来提供绿色贷款。英国模式：对环保示范型的中小企业给予最高金额不超过7．5万英磅的借款提供政府担保。英国政府针对环保的法律法规在经过不断的实践修改后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通过对污染企业的高额罚金惩罚增加了该类企业的运营成本以及坏账风险，银行也相应地把衡量环境风险作为信贷的准入条件。德国模式：国家产业政策对绿色项目的要求十分明确，符合要求的项目可以获得最高10年的低成本绿色信贷资金。某些绿色项目或者运营企业的财务表现并不符合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准入要求，对此类项目或企业，政府建立了生态银行制度确保可以快捷地拿到低成本的绿色信贷资金。　　　　（二）国内外经验对金融支持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启　　　　示　　　　1.建立完善财税支持政策。一是考虑到生态保护项目的公益性，建议设立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提供财政补贴或融资担保、发行专项债等。二是实行优惠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实行差别税率制度。通过财税支持政策吸引民间资本流入。　　　　2.打造发展融资新模式。一是开展资产证券化融资。通过资产支持证券化　　　　（***BS）盘活长期资产，增加资产变现能力，缓解黄河生态治理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现状，但也需控制资产证券化风险。二是推行使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投资方式，吸引民间资金流入，扩大资金来源。三是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发行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债券，拓宽资金来源。　　　　3.引导金融机构将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力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明确银行的环境责任，其借款人造成的环境污染银行也应承担相应的惩罚，而提供支持黄河流域绿色发展贷款较多的银行则给予一定奖励，增加金融机构支持黄河流域发展的动力。定期开展区域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的制度安排。构建地方性银行监管评价体系。建立绿色信贷监测机制，设置绿色领域、绿色风险、绿色信贷、绿色运营等多维度监管指标，融入生态旅游、水环境建设等地方特色性指标，定期对银行机构支持绿色项目情况进行评估。　　　　（三）金融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创新　　　　1.思路和定位。围绕“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总体要求，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切实发挥绿色金融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坚持绿色生态导向，健全适合黄河流域特点的绿色金融体系。金融切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时，应立足于服务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经济的本源，定位于支持兼具商业价值和生态价值潜力但遭遇资金瓶颈的黄河流域绿色发展项目。建立健全多方位多维度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资金融通机制。　　　　2.方向和路径。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带，黄河流域水土保护，污染防治等生态修复治理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单纯依靠财政拨款很难支撑生态保护和治理的资金需求缺口，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创新设计以排污权、未来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用能权、水权等环境权益为载体的绿色金融产品，将金融资源引入生态保护领域，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拓宽生态保护领域资金来源。具　　　　体实现路径和着力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细化“绿色”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细化“绿色”标准，进一步明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涉及的行业和产业，提高金融机构的可操作性。具体支持领域包括：一是黄河治理和保护类项目建设。包括黄河干流、主要支流、重点湖库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和河道、滩区综合提升治理，河套灌区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节能减排、生态价值实现等领域项目。二是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重点支持沿黄地区高等级广覆盖公路、大运力铁路通道、轨道交通和地下综合管廊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基建项目。三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沿黄盟市能源、现代化工、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和文化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加大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发展能效信贷促进节能减排。“绿色”标准的细化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完善金融和财政协调机制。一是人民银行、银保监局和商业银行建立绿色评级体系，为绿色企业（项目）提供合理的评级，鼓励机构投资者使用绿色评级。二是健全财政对绿色贷款的高效贴息机制，加大贴息力度，逐步放开贴息标准限制，简化审批流程。同时，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简化绿色债券的审批流程，免除投资于绿色债券的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并在贷存比和贷款风险权重等方面为绿色债券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深化多方合作，建立健全由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的政银企合作长效机制。内蒙古沿黄流域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匀，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绿色产业对金融服务需求多元化，既需要商业化金融、开发性金融，更需要综合性、创新性， 特别是政策性金融服务。政府应该搭台建桥，引导银行和企业各自回归本源，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上来。多措并举提高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一是创新项目融资模式。充分挖掘地方政府注入资源的途径，重点注入可变现的实物资产和优质的经营性权益，如土地、房产、自然资源开采权、景区收费权等，打消银行不敢贷的担忧。二是强化政策倾斜支持， 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收入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绿色投资项目贴息政策，以市场化手段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三是完善绿色信贷评估体系和奖惩体系，定期对金融机构实施绿色金融和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金融机构监管评级、机构准入、业务准入和高管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并以此督促和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四是发展绿色指数与相关产品。绿色指数和相关投资产品可以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到绿色企业。推动机构投资者开展绿色指数的投资应用，鼓励资产管理机构开发多样化的绿色投资产品，包括公募基金、ETF、集合理财、专户理财等多种形式的绿色投资产品，吸引社会公众资金投资到生态保护和绿色产业上来。　　　　政金合作促进沿黄项目落地实施。政府部门制定详细的项目审批流程，有效落实审批前沟通协调联动机制，设立专人负责梳理项目台账，将入选项目按照责任主体、项目类型进行分类，并定期跟踪项目进展情况，为下一步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开辟绿色审批通道，限时提速办结，提高审批效率。同时， 设定专人专班负责项目跟踪。落实落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项目的激励措施。设立绿色审批通道，降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成本。明确绿色企业的评定标准，鼓励企业通过绿色股权融资。将政策文件中的贴息、再贷款等手段切实落到实处，降低绿色金融的监管政策给参与机构提出的额外管理要求和负担，调动金融机构的内生动力。加大在市场风险、信用建设、农业保险等方面支持保障，分散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产业的风险。　　　　金融机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主动与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非银金融机构合作，开展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吸引社会资金流入相关项目，增强金融对重大产业项目的支持能力。建立金融同业信息互通交流机制，加强金融机构同业交流合作，助力沿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共同营造地区良好金融生态。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参与绿色贷款，实现绿色金融广覆盖。　　　　完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解决绿色金融市场投融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议强化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建立公共环境数据平台，建立环境压力测试体系有效制约污染性投资。二是建立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和数据库，从上市公司、重点污染企业开始逐步丰富数据库名录，提高环境评估方法，降低投资者对绿色项目的评估成本。将环境成本核算引入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环境管理、排污许可证发放等环境管理机制。三是完善绿色信贷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为黄河流域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等提供持久信贷支持。四是设立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立符合条件的优质的金融机构、企业名单，对于名单内金融机构和企业给予相应补贴。　　　　楷模之光耀动群星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弘扬典型精神引领改革发展工作纪实天津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2021年5月25日）　　　　有黎明的地方就有光明。　　　　在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张黎明就是这样一面能带给人光明和希望的旗帜。2018年5月，这个坚守电力抢修一线30多年、有着上百项发明创造的基层职工， 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改革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 一项项接踵而至的荣誉，一段段感人至深的事迹，楷模崇高精神的价值内涵，迸发出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　　　　伴随着新时代的号角，近年来，天津电力以弘扬楷模精神为抓手，聚焦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的新课题，引导广大职工争做学思想用思想、比先进创先进的奋斗者，让楷模精神薪火相传，有力推动了“个体先进”向“群体先进”的拓展升级。　　　　如今，“张黎明”从一个名字变成一种力量，“一枝独秀”已成“百花齐放”　　　　典型引路凝聚奋进力量　　　　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在开展典型宣传的实践中，天津电力党委牢牢把握“央企姓党”这一根本属性，对新时代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张黎明体现的‘时代楷模’精神不能仅停留在一般宣传上，应有更深层次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天津电力党委副书记施学谦说。　　　　一场楷模精神的大讨论在职工中展开。在电力生产一线，在服务群众中， 在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逐渐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时代楷模”精神如何发扬光大？“时代楷模”精神如何塑造成国企价值观？“时代楷模”精神的弘扬如何更深、更实、更接地气？　　　　为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公司党委班子以楷模精神来学习楷模，将“时代楷模”精神融入“第一议题”，贯穿于职工生产生活的各项实践，坚持点、线、面结合，不断扩大典型示范的影响力、辐射力。　　　　在党委带领下，公司建立了整套的学习机制。面向广大党员群众，定期召开报告会、分享会，谈自己、谈身边、谈企业，互相交流学习典型的心得体会， 把“点亮万家”精神发扬到支部、班组，推动涌现更多“黎明式”员工。公司举办“看旗争优、对标黎明”活动，制定对标手册、建立时光档案、颁发荣誉徽章，让员工对标四项核心品质，经常性查找差距不足，提升责任心和荣辱感， 让“我是一名国企人”的标准在每个员工身上都看得见、摸得着。　　　　“这些年，公司搭建了青年学习平台、创新平台、攻坚平台、服务平台， 助力我们像黎明师傅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做贡献。” 很多常年扎根一线的职工，都有着和张黎明相似的经历，凭借自己的本领成长为业务骨干。　　　　有了平台，就有了施展空间。近些年，天津电力通过学习楷模，搭建载体， 发起了“公共服务行业党员服务队联盟”，实施“一十百千万”行动，拓展了“党员社区经理”“党员服务红网格”等新的服务模式，开展了一系列建功活动，让职工在实践中向典型看齐，营造了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建设“推土机”精神的先锋团队　　　　在“时代楷模”精神感召下，天津电力人人向前、个个争先，“头雁”队伍不断壮大，楷模精神的品质内涵逐步转化为企业文化、队伍气质，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群体特征的“推土机”精神先锋团队。　　　　“在公司党委领导下，以黎明师傅为表率，我们在各领域、各战线都涌现出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他们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推土机’精神， 在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自身价值。”公司总法律顾问周群表示。　　　　王旭东，天津电力互联网部信息处处长、青马工程学员。在他眼中，张黎明不仅是业务骨干，更是精神脊梁。说起与张黎明的数次近距离接触，黎明师傅忙碌的身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黎明师傅很多发明创造都是基于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是有温度的创新， 这种创新和他工作的热情感染着我，让我像他那样，在平凡中追求卓越。”　　　　在位于国网天津电力20楼的“心连心津电党员之家”，记者在“业之脊梁　　　　──人物角”了解了更多电力职工的故事。　　　　已故退休女工王娅，30年如一日用爱心点亮寒门学子求学之路，被网友誉为中国人最暖的样子。　　　　深耕带电作业一线的黄旭，带领青年突击队搭建具有高可靠性柔性多状态开关装置，使智慧能源小镇供电可靠性大幅提高，不久前，光荣地参加了全国劳模大会并多次受到表彰。　　　　响应帮扶号召，主动请缨担任村第一书记的刘勇，用实干与担当带领全村走出一条脱贫致富之路，被村民亲切称为“自家人”“跑腿书记”。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榜样是看得见的向导，指引前进的方向。一群年年岁岁栉风沐雨、默默付出的“脊梁”人物接连涌现，会聚成“津电群英谱”。　　　　“我们以‘个体先进’向‘群体先进’拓展升级为突破口，全面塑造国企‘人’的心智模式、行为模式，探索打造新时代国企队伍‘样板典范’。”公司党委组织部副主任赵同介绍。　　　　在以楷模精神为引领，打造优秀专业人才队伍理念指引下，天津电力创新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两年来，培养骨干600余人，吸引带动2000 余名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2020年，天津电力有18 名职工获国家级、市级劳动模范，是2018年的两倍多。高技能人才提升3.26%， 首次入选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团队培养计划，9家单位被评为文明单位称号。　　　　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铸就津电之为　　　　“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这是天津电力职工干事创业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天津电力助力企业发展、为百姓用电解忧排困，一次次推出新的举措，大幅提升了电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方位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　　　　一批批补短板调结构工程建成投运，一批批受阻近十年的工程取得突破。“十三五”期间外电规模提高37%，近三年特高压电力疏散能力提升70%，220千伏重载变电站减少60%。2019年，天津电力提前一年完成农网改造升级和“煤改电”，全市农网供电能力提升近一倍，使天津基本实现了城农网一体化，干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今年3月16日，公司成功发布了《天津智慧能源小镇》白皮书，这是天津电力的又一精品力作，也是能源革命先锋城市建设的最新成果。克服重重困难打造的智慧能源小镇，区域供电可靠性、清洁能源利用比例、电能占终端能源比　　　　重、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等核心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从能源供给、能源消费领域，提供技术和模式创新借鉴，助力天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生态目标。　　　　企业发展离不开电力供应，电力服务是营商环境的硬指标。为保障元气森林天津生产基地项目如期落地生产，春节期间，天津城西电力开展了疫情防控与“不停工”作业，优化电力线缆施工方案，主动对接电源线路由的相关手续办理，仅历时45天，便完成了项目的送电工作，为用户节约资金约400余万元。“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给我们送电成功了，天津电力部门的效率真高，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早一天送电我们就可以早投产一天，为天津的营商环境点赞！”该企业负责人激动地表示。　　　　感受到电力速度和温度的，不仅有企业，更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疫情期间，以张黎明为代表的电力职工递交了请战书，141支党员服务队和126支党员突击队忘我奋战，让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扬，光荣地完成了保电任务。　　　　在学校复课的关键节点，天津城东电力开展“红马甲护航安全复课”行动。“每次开学前，电力公司都会派人来学校检查用电设施，帮我们消除安全隐患， 让我们用电没有后顾之忧。”天津市第七十八中学团委书记程莲雯说。　　　　结合民生电力大数据，天津电力研发了“关爱码”小程序，自动生成的红、黄、绿三色码，让社区网格员扫码就能了解到独居老人的情况，被老百姓亲切地叫做“放心码”。　　　　“电网改造前，我们山区这边，家里除了电灯几乎没啥家用电器，就算置办了电器也只能当‘摆设’。如今，电网改造了，小山村用电有了保障，很多家庭经营起农家院，空调、电视机、冰箱都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电压过低或停电。”土生土长的蓟州山里人卢志利说。采访中，说起电力的贴心服务，许多市民都滔滔不绝，谈起身边的变化，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薪火相传燎原势，璀璨星河映日圆。天津电力通过弘扬楷模精神，建设一流职工队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新时代国有企业的显著特征和鲜明标识，有力推动“个体先进”向“群体先进”拓展升级的成功实践，再一次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们期待着，津沽大地涌现出更多的榜样，更深入的探索实践，让楷模之光，耀动群星！　　　　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财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留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张建红　　　　一、留坝县扶贫社财务管理现状　　　　扶贫社是留坝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加强基层组织、壮大集体经济、服务广大群众、推进乡村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和成功探索实践，得到了中省市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财务管理作为扶贫社运营中的重要一环， 直接关乎扶贫社健康发展和广大社员的切身利益，备受各级关注。　　　　（一）扶贫社财务管理的做法　　　　扶贫社除了发展经济的职能外，还负有公益服务、乡村治理等社会功能，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组织构架和运营模式同现行的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明显差异。目前，扶贫社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为减少费用开支， 在财务管理上仅设置3个岗位，分别为理事长、监事长、报账员，大多数由村干部兼任。由于管理人员少且无专职财务人员，扶贫社财务管理全部采取报账制， 由各镇（办）对扶贫社各项收支实行“两条线”管理，镇（办）指定专人负责扶贫社资金拨付和支出资料收集，扶贫社所有支出票据均由相关人员签审后方可核销入账。在会计核算方面，除留候镇由镇财政审计所指定专人负责各村扶贫社会计核算外，其他7个镇（办）自2018年以来均采取“县财政局+镇财政所+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陕西毅诚、汉中楚红、汉中永中信、汉中志诚4家专业会计公司为扶贫社代理记账。主要做法：一是订协议明责任。由财政局与会计代理公司统一签订《代理记账协议书》，将所有扶贫社纳入代理记账范围， 明确代理记账服务内容，县财政按每村每月300元的标准，按季向代理公司支付服务费用。二是抓培训打基础。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围绕如何收集经济活动的票据，如何完善经济活动的过程资料，以及财经纪律、财经法规和财务基础知识，财政部门先后举办专题培训5期，培训扶贫社、资金协会管理人员近400人次，促其掌握基本的财政财务知识，为会计代理公司顺利开展记账服务奠定基础。三是建制度把好关。出台了《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进一步理顺财务审核手续，实行理事长、监事长签字审批，镇（办） 审核。对于大额支付，由镇（办）主要领导签字审批。对现金使用作出限制， 严格按照合同、票、款、物相一致的原则开展经济活动，规范资金支付。四是五统一促规范。由会计代理公司统一账务处理的财务会计制度、统一财务核算软件、统一账务处理流程、统一财务报告格式、统一财务活动监督管理职责，　　　　规范扶贫社和资金协会的财务记账依据和会计处理，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五是严要求强监管。财政部门和镇（办）代表政府要求扶贫社严守财经法规和管理制度，确定专人负责会计凭证的传递，定期、如实向代理公司提供经济活动的规范票证，对不符合规范的凭证及时更正和补充，财政部门和镇（办）每半年对扶贫社、资金协会财务工作进行一轮检查，推动财务规范管理。　　　　（二）会计公司代理扶贫社财务管理的成效　　　　通过近年来的运行实践，会计公司代理记账取得显著成效，扶贫社财务活动流程已然完善，资金管理日趋严格，票据账簿明显规范，制度执行逐步到位， 财务管理、风险防控、财务信息辅助经营决策等方面均已跃上一个新台阶。一是“无人管”的问题有效解决。扶贫社财务工作由会计公司代理，破解了村级无专业财务人员的难题，做到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干，让基层干部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抓落实、促发展。二是“管理乱”的现象基本消除。会计公司具有专业水准，收集整理的各类票据相对规范齐全，装订的会计凭证整齐统一， 账务处理简洁明了，以往常见的白条不见了，大额的现金交易没有了，反映经济业务活动过程的资料更加完整了。三是“风险大”的隐患得到化解。代理记账后，财务信息较为公开，财务人员能随时为管理人员提供专业的财务咨询服务和意见建议，及时发现和纠正出现的财务问题，扶贫社财务风险得到了有效掌控。四是“懂财务”的趋势正在形成。扶贫社负责人已经开始使用财务数据进行相关的决策，财务管理的意识不断强化，正在内化为行为决策的重要考量， 财务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二、留坝县扶贫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内部财务机构不健全　　　　扶贫社作为村“两委”领导下独立运营的集体经济组织，未设立专门财务机构，理事长、监事长、报账员由村干部兼任，虽节省了一定费用，但由于村干部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村级事务，本身工作繁忙，加之文化水平大多较低，且缺乏财务管理知识，虽有会计公司代理记账，仅仅是解决了扶贫社会计核算问题，管理人员自身素质与扶贫社当前大量经济活动对其在财务管理方面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财务管理机构不健全和缺乏专门财务人员是引发扶贫社各类财务管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二）代理公司业务水平参差不齐　　　　从调研情况看，目前为扶贫社代理记账的4家公司中，陕西毅诚和汉中楚红　　　　业务素质较高，在工作中能够主动积极地同各镇（办）业务主管人员加强沟通， 指导镇、村财务人员收集扶贫社财务资料，并依法依规进行会计核算处理，汉中永中信、汉中志诚两家公司记账工作较为简单，仅能反映经济业务的收支情况，在会计核算业务的合理性、合规性方面存在较多问题。　　　　（三）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　　　　一是产业基地项目建设支出长期挂账。基地实际已投入生产，但项目验收决算不及时，导致建设费用长时间挂列“在建工程”科目中。二是固定资产不提折旧。按照《中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经济组织所属的固定资产均应按月计提折旧，但从所抽查的扶贫社来看，均未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费用，不符合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扶贫社本年利润核算的准确性。　　　　（四）财务报账核算不及时　　　　扶贫社在财务管理上均采用“报账制”，由报账员收集整理各项支出费用凭证及资料后，交由会计公司统一进行会计核算。目前，扶贫社报账员主要由村文书兼任，个别村由村主任（理事长）兼任，由于报账员缺乏基本财务知识， 档案管理零乱、报账资料不规范等问题时有发生，导致报账资料不能及时、完整送交财务公司进行会计核算，从而难以及时、全面、准确反映扶贫社当期财务运行情况。　　　　（五）运行模式与国家政策不一致　　　　留坝县于2017年实现75个行政村扶贫社全覆盖，扶贫社主要围绕扶贫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经营活动，收益分配主要面向贫困户。2018年，农业农村部在全国推行发展村级股份制合作社，以原村级集体经济为母体，借鉴股份制的产权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将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分离，让全体社员股东享有决策权、监督权和分配权，并承担相应的义务。通过对比，扶贫社与村级股份制合作社在社员构成、经营方式、收益分配等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如果按政策规定将扶贫社转轨为村级股份制合作社，其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扶贫的目标难以实现；如果两套组织同时运行，势必出现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增加镇、村财务管理负担，也无存在必要。　　　　三、加强扶贫社财务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健全财务管理机构　　　　扶贫社在村“两委”领导下运营，但不等同于村“两委”。其作为独立的　　　　经济组织，应设立专门财务机构，配备专业财务人员。目前，报账制和会计代理记账仅仅解决了财务管理中的会计核算问题，镇（办）和会计公司对扶贫社的财务状况难以全面深入掌握，诸如财务分析、财务报告等对扶贫社生产经营决策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工作尚未开展落实，势必造成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积累， 导致财务风险加大。同时，随着扶贫社经济活动的日益繁多，财务管理的工作量和难度逐步增加，各镇（办）财政审计所也难以有效监管。为此，建议对一些成员多、资产多、运营好的扶贫社，可设立财务机构或增设专职财务人员， 专门负责资金收支、会计核算、分析报告等工作，并逐步推行扩大，从根本上解决扶贫社财务管理的难题。　　　　（二）严格代理公司管理　　　　鉴于目前扶贫社人员和财务现状，今后一个时期内可实行自行核算和代理记账双模式，由财政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或竞争性磋商方式选用代理记账公司， 并对会计代理公司进行统一管理，规范会计代理核算规则和模式，确保全县扶贫社财务核算的规范化和一致性。同时，加强对代理公司会计核算业务的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导纠正，每年对代理公司业务质量进行一次评议，对问题较多、质量较差的，在下一年度不再购买其服务，促使代理公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三）规范固定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是扶贫社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扶贫社的不断发展壮大， 其资产必将逐步增加，加强资产管理势在必行。财政、农业、审计等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扶贫社资产管理专项检查，督促指导扶贫社建立固定资产台账，按照相关规定每月计提折旧，并定期开展资产盘点清查，维护资产安全完整，防止流失和浪费。　　　　（四）加强财务人员培训　　　　扶贫社在财务管理工作中承担着资金使用和资料收集的关键环节，财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对于财务工作的规范性、及时性至关重要，应本着“补短板、强弱项”的原则，围绕扶贫社财务管理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内控制度建设、会计从业人员后续教育等培训，进一步提升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同时，财政、农业及各镇（办）定期组织人员深入扶贫社开展工作指导和检查，着力解决报账资料不完善、不规范、报账不及时等突出问题，帮助扶贫社改进和提升财务管理工作。　　　　濮阳建设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调研与思考　　　　杨艳玲、刘国廷、李佃胜　　　　（2021年5月28日）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心城市与其辐射范围共同构成城市经济区， 成为参与区域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把濮阳打造成为省际交会区域性中心城市， 是市委市政府科学判断发展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区域性中心城市理论解析　　　　一、概念。区域性中心城市一般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具有较强聚集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并通过支撑、示范、关联和磁场作用，能够主导和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　　　　二、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实力强，是区域人口、要素、经济活动的聚集点和枢纽，经济势能、经济总量占比、人均发展水平均高于周边。二是产业结构优，是区域的经济、金融、信息贸易中心，尤其第三产业比重大。三是社会分工细，内部形成以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基础的专业化产业体系，并延伸辐射到周围区域。四是基础设施全，具有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和通信设施，发挥着交通通信中心功能。五是综合服务能力强，具备较高程度的生产要素集约化。六是经济体系稳，与周边地区构成开放型的经济循环系统，不断与外部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和各种经济活动“对流”。　　　　三、形成机制。从理论与实践看，主要包括市场作用机制和政府作用机制， 市场作用机制重点包括聚集作用机制、扩散作用机制和分工合作机制。聚集作用机制，是指在市场作用下，区域内的经济要素、企业和经济部门，不断向具有比较优势和区位相对优越的城市集中，进而使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扩散作用机制，是指在发展初期，主要通过经济资源向中心城市聚集获得比较优势和利益，当达到一定程度，原有的比较优势会逐渐丧失，会在中心城市外围形成新的聚集中心（非中心城市）和新的比较优势。分工合作机制，是指企业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利润最大化会逐步向能够降低其成本的外围城市转移，使中心城市更多具有商务、金融和信息等服务中心功能，促使以城市体系为空间载体的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联系增强。　　　　濮阳建设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　　　　一、全市有共识。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明确“把濮阳建设成为特色突出、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竞争力、辐射力和带动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后，“十二五”规划提出“牢牢把握中原经济区重要出海通道、中原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圈衔接融合的前沿、省际交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十三五”规划将建设豫鲁冀三省交会区域性中心城市与打造中原经济区与京津冀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对接的桥头堡等并列为濮阳发展战略定位。“十四五” 暨二○三五年远景规划将目标确定为基本建成富强濮阳、生态濮阳、创新濮阳、幸福濮阳，建设改革开放高地、省际区域中心；并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实施“四大战略”，加快建设“六大体系”，打造省际区域中心城市。　　　　二、现实有基础。从区位优势上看，濮阳位于豫鲁冀三省交会处，是三大经济板块接合部的几何中心。从交通运输上看，晋豫鲁万吨级重载铁路全线贯通，大广、南林、台辉高速相继通车，交通“瓶颈”制约逐渐打破。从资源优势上看，文23储气库一期工程、鄂安沧濮阳支干线建成投用，濮阳天然气输配中心地位进一步突显。从产业发展上看，“三大三专”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新型化工基地获省政府批复，“一基五链三集群”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化工产业集群实力大幅跃升，以新能源装备为引领的装备制造产业加快转型升级，食品加工产业形成“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现代家居产业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的50个接续替代产业集群之一，羽绒及制品产业成为全国六大羽绒产业基地之一，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实现倍增发展。同时，我市的物流、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服务业都得到蓬勃发展。　　　　三、工作有行动。依托中原城市群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平台， 我市持续深化与聊城、菏泽、安阳、鹤壁等周边地市沟通对接，共同推进濮阳至鹤壁输气管道、安濮鹤城际铁路等一批重大项目。同时，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在全省率先选聘营商环境观察员，率先设立营商环境监测服务点，率先出台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订实施办法，率先建立企业家智库，率先开通“互联网+督查+营商环境”平台，率先出台损害营商环境投诉处理及问责办法。　　　　四、支持有政策。不仅面临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带来的区域发展重塑的重大机遇，而且把濮阳建设成豫鲁冀省际区域中心城市和新型化工基地已写入河南省“十四五”规划，上升为省级战略。濮阳聚碳产业和生物基材料发展，推动建　　　　设豫鲁、豫皖交界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合作区，规划研究太原经安阳濮阳至徐州铁路、濮阳经开封至潢川铁路，建设中原储气库，开展引黄入冀补淀提质扩容工程前期研究等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重大事项获省支持。　　　　濮阳建设省际区域中心城市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从区域整体看，豫鲁冀省际交会地市均远离省内中心城市，受其辐射影响较小，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而且相互交流合作少，活跃度偏低。从濮阳自身看， 经过多年发展，虽已具备建设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潜质，但与周边地市相比，仍然压力巨大。　　　　一、区域枢纽建设任务艰巨。尤其是京广、京九两大铁路通道远离市中心城区，瓦日铁路客货运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郑济高铁濮阳至济南段建设刚刚启动，尚未实现高铁通行；境内没有机场，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发达地区的连通性较弱。　　　　二、区域发展引领力不强。2020年，全市经济总量1650亿元，仅高于周边地市鹤壁，约为安阳、聊城的70%，不足菏泽、邯郸的1/2；人均生产总值4.1万元，略高于聊城，与菏泽基本持平，低于鹤壁、安阳。城乡居民收入22584元， 低于安阳、邯郸、鹤壁。　　　　三、中心城市辐射能级不足。目前，我市城镇化率仍然低，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和城区面积仅高于鹤壁，且城市形象不够鲜明，缺乏具有凝聚力的品牌， 人口吸纳和生产要素集聚能力不强，与周边地区经济的互动性和活跃度不足。　　　　四、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慢，龙头企业少，主营业务收入超50亿元　　　　的企业仅有6家，多数企业位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低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仅为3.5%，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不强。服务业发展层次偏低、特色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促进作用较弱，服务功能的外向度小，难以形成强大辐射。　　　　五、区际之间竞争日益加剧。除鹤壁外各周边地市均提出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邯郸提出“邯郸地处首都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中间位置，要借助区位优势，打造成区域性中心城市”；安阳提出“建设新时代区域性中心强市”； 菏泽提出“建设‘本地人留恋、外地人向往’的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并且各地市均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推进。　　　　推进濮阳省际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对策思考　　　　对比周边地市，建议着重围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实体经济、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创新发展、发挥文化优势、深化区域合作，不断提升建设省际区域中心城市的支撑力、引领力、承载力、竞争力、凝聚力和辐射力。　　　　一、强基础，提升支撑力。一是着眼交通枢纽，建成通车郑济高铁、京雄商高铁台前段，积极推进安阳经濮阳、菏泽至徐州，衡水经濮阳至信阳潢川等铁路相关工作，加快完善豫北城际铁路网，实现与豫东北机场的紧密衔接；建成濮阳至卫辉、濮阳至阳新高速公路，形成“三纵三横”高速公路网，实现市城区高速环城和县城区干线环城；打通豫鲁省界、豫冀省界、豫北地区干线公路“断头路”，建成沿黄快速通道和5座黄河大桥，形成“九横七纵”干线公路网。二是着眼信息枢纽，实施新型智慧城市、无线城市、光网城市等重大工程， 打通濮阳对外开放的信息“大动脉”。三是着眼天然气输配中心，加快中原储气库群建设，形成国内最大的储气库群；建成日照—濮阳、濮阳—鹤壁等天然气管道，实现与储气库群的连通；依托中原储气库群，谋划建设区域性天然气交易中心；规划建设天然气调峰机组，实现燃气、电力“双调峰”。四是着眼物流中心，以石化能源物流、冷链物流、高铁货运物流等为重点，建设工业园区化学品物流园、高铁货运基地等一批物流园区，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网络，促进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　　　　二、壮实体，提升引领力。一是推动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加工“三大” 主导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化工业围绕超高分子量材料、聚碳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产业链条，实施一批关键节点项目，加快推进原料气合成公用工程、公共研发中心等关键配套工程，打造全国新型化工基地和重要的化工产业绿色发展示范区。装备制造业围绕打造百亿级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优势产业集群，推进装备制造产业与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食品加工业以食用菌、冷冻食品/饮品、休闲食品、肉制品为重点，推广全产业链精深加工模式，培育一批知名品牌，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二是推动现代家居、羽绒及制品、生物基材料“三专”特色产业实力提升，鼓励家居企业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现代家居生产消费产业链，促进终端与服务一体化发展，打造中国中部实木家具生产基地；做优羽绒水洗标杆，创新开发终端产品，培育知名品牌，提升羽绒加工全产业链竞争力；抢抓国家治理“塑料污染”重大机遇，打造全国最大的生物基材料生产基地。三是加快推进黄河北岸百万千瓦风电基地建设，探索发展储能、氢能等新兴清洁能源产业，强化建链引链育链，培育一批先导性、　　　　支柱性的示范引领企业。四是积极发展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创新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特别是要抓好工业设计这个关键，加快建设工业设计创意小镇，为企业提供产品研发、创意转化、品牌塑造等全链条服务，推动“设计+制造”等新业态发展，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　　　　三、优布局，提升承载力。一是推动市城区、濮阳县城、清丰县城和新型化工基地产业高端化和功能现代化，建设都市协同发展区，增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和资源要素集聚功能。二是引导南乐县城、范县县城、台前县城三个县域中心城市向心发展，积极融入中心城市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功能链，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形成辐射城乡三大支点。三是推进城乡“四轴带” 协同发展，建设“一纵一横”城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轴；夯实黄河大堤和第三濮清南干渠沿线乡镇绿色基底，建设“一河一渠”生态发展带。坚持“中心集聚、北进东扩、南连西调”空间发展方向，科学布局中心城区功能，加快推进高铁片区开发，建成功能复合、便捷高效、配套完善的高铁新城，引领带动中心城市能级跃升；稳步推进东北片区、东南片区开发，重塑示范区产业体系， 打造富有活力、绿色生态、独具特色的新城区。加快城市功能完善和生态修复， 建设宜居城市、海绵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　　　　四、重创新，提升竞争力。一是加强创新主体培育。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搭平台”理念，建立梯度培育体系，加快形成以创新型龙头企业为引领、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生力军的全链条创新型企业集群。二是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抢抓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机遇，争取国家、省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布局； 完善研发平台梯次培育机制，加快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实现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覆盖。三是引进创新团队人才。积极探索“人才+团队+基金”模式，建立以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与团队激励机制，全面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和汇聚力。　　　　五、扬优势，提升凝聚力。一是挖掘濮阳历史文化，突出文化特质，构建“两大文化、三大片区”的历史文化发展格局。围绕集中展示华夏文明发祥地、五帝活动中心、“中华第一龙”等，把濮阳打造成领略、瞻仰上古文化气韵的寻根地。二是挖掘濮阳杂技文化，集中展示原生态杂技村、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精品杂技剧目，加快推进“世界杂技之窗”等一批重大项目，继续承办好　　　　中国杂技艺术节，积极为北京冬奥会输送跨界人才，努力将濮阳打造成全球杂技文化的集聚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人才中心和竞赛中心，建设成“世界杂技之都”。三是挖掘濮阳片区文化，重点建设市城区、濮阳县城区、金堤南片区等三大文化片区，搞好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展示，规划建设一批考古遗址公园、专业博物馆、纪念馆和特色文化园，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品位，彰显城市魅力。　　　　六、促合作，提升辐射力。一是融入“四条丝绸之路”。加强与天津、青岛、日照等港口联系，加快建设中原国际陆港，大力发展公铁海联运，畅通出海通道。推动跨境电商多点集聚发展，打造重要的省际交会进出口商品集散地； 加快发展“保税+”新型贸易，建成濮 保税物流中心　　　　（B型），加快建设日照港台前“无水港”。二是畅通开放合作通道。建立高层会商、多层交流、协同推进合作机制，提升濮阳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位势。三是扩大合作范围。抓住豫鲁交界区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机遇，重点推进与菏泽、聊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产业跨区域协同布局； 深化黄河上下游、左右岸区域合作，在生态廊道建设、水源涵养、湿地保护、污染防治、供水调水等方面共谋发展；深度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发达区域，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全面提升城市休闲和旅游水平　　　　北京联合大学“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绿皮书”课题组　　　　（2021年5月13日）　　　　休闲和旅游不仅是居民幸福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这种非生产性活动具有推动人类创造力再生的价值与功能。近日，《中国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报告（2020）》指出，城市休闲竞争力和旅游竞争力有关研究的开展，既有利于我国城市休闲功能和旅游功能的综合提升，又有利于实现本地居民与外来旅游者对城市环境和服务的和谐共享。　　　　近年我国学界的最新研究证明，休闲学科其实是立足于职工每日工作和睡眠之外的1/3时间和一年中1/3日子的关于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元学科。人们的休闲构成，已经不再局限在早年单一的旅游休闲了，多元多样的文化休闲、活力四射的体育健身休闲、闲适幽静的养心休闲等也都逐渐地发展起来。休闲和旅游业作为产业集群的服务正在创造着财富，同时，人们的休闲和旅游在为其随后的生产与创造集聚着“势能”。　　　　这些年来，在政府管理部门和业界、学界的努力下，我国旅游服务确实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在新的发展进程中，从旅游规划萌芽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提倡，再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正在成为全面提升旅游服务的重要部署。我们从休闲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侧面来讨论，以期共同推动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为便于认识与思考，这里特提出四个有针对性的着力点。　　　　一、从人居环境着手，增强基本要素竞争力　　　　如要提升城市的休闲和旅游竞争力，就需要有日益优化的人居环境。在本研究基本要素驱动板块指标下，课题组设置了6类类项指标，除了城市生态环境要素和城市生活环境要素是人居环境最直接的要素外，还有直接关系到休闲和旅游的城市景观资源要素、城市文化资源要素、城市休闲和旅游空间基础、城市休闲和旅游安全保障4个维度的类项指标。应该承认，后面这4个类项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中，有的是有客观条件的，有的比如历史文化独特资源，就不只包括历史留下景观遗产，还包括后人对这些遗存的恰当保护（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保单位、文化遗址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利用、文化部门登记在册的博物馆的居民拥有量等指标在全国居前）。也就是说，基本要素竞争力的高低，也不都是“天　　　　定”，而是更在“人为”。从人居环境着手，进一步增强城市基本要素竞争力， 还需各个城市的继续努力。　　　　二、开拓公共空间，紧抓城市持续发展要素　　　　鉴于城市公共空间对城市居民和外来旅游者的重要性，本研究对城市空间的开拓与优化，也给予了实实在在的关注。联合国2016年“人居Ⅲ”会议，联合国文件《新城市议程》（2016）及此前联合国人居署文件《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2013），已经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在联合国大家庭的视野里， 公共空间不只是当前人居规划的一个要素，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就其范围而言，城市的公共空间，大体包括了城市水体、城市水岸、城市湿地、城市绿地、绿道与步行道、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营业场所、商业街区、历史地段与历史街区，还有城郊的郊野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以及城郊地域的河流、湖泊、山地、旷野、峡谷、瀑布、海滨、草原、湿地、森林、果园、农家乐的田园和牧场等等，当然也包括 了 20 世 纪 70 — 80 年 代 国 内 城 市 发 展 时 竞 相 开 创 的 CBD　　　　（CentralBusinessDistrict，中心商务区）和CTD（CentralTouristDistrict， 中心旅游区），以及随后提出的RBD（RecreationalBusinessDistrict，休闲商业区）和TBD（TourismBusinessDistrict，旅游商业区）等建设起的建筑物的开放区域与街区。显然，对不少城市而言，这些空间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优化，这也是各个城市地方政府可以大有作为，从而获得城市居民衷心拥护的方向。　　　　全国不少城市都在公共空间的规划和开拓上做了不少工作，成绩也大多让老百姓感到满意。比如最为民众称道的杭州市的“还湖于民”，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这让人联想到联合国“人居Ⅲ”会议文件提出的“‘公共空间引领’　　　　（public-spaceledapproach）的概念：为了满足城市未来的发展，城市有规划地拓展其空间时，应该采用公共空间引领开发建设的方式”，所谓的公共空间， 根本属性并不是产权，而是在于主要功能。很显然，杭州坚持公益性、大众化、可进入原则，将其应用于各种公共服务的安排，是与国际进步理念完全接轨的。这种不拘泥于产权的对公共空间的开拓，或者把已有固定使用方向的空间适度地向公众开放，在北京也有一些很好的实例。如北京市旅游委2012年公布的105 个“旅游开放日开放单位”中，既有一批包括中国航空博物馆在内的专业博物馆，也有一批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高等学府，还有一批研究机构和公用事业管　　　　理部门，以及许许多多公私企业，如荣宝斋、珐琅厂、内联升、王致和腐乳科普馆、600多岁的老字号鹤年堂等，这都是无论北京市民还是外来游客一听名称就想去的地方。　　　　除了现成空间对大众的开放外，公共服务空间的新开辟也是非常重要的。仍以杭州为例，西溪、湘湖等的开拓，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好事例。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拓方面，不仅杭州有多处，全国的不少城市，如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长沙、武汉、桂林等，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拓也都成效显著。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城市的工作成效目前还没有鲜明地显现出来。在继续前进的路上，各个城市不仅可以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也可以努力地相互借鉴学习。公共空间的开拓也可以是不拘一格的。　　　　三、发展公共服务，坚持为民办实事　　　　人们的休闲和旅游活动，除了休闲群体（或旅游群体）内部的互动和群体间的互动外，也离不开社会的供给。这些供给有的是通过市场从商家那里单独购买的稀有品；有的虽然也需要付费，但提供者提供的却是没有排他性的某种类型的公共服务；有的甚至是社会免费提供的。有时候，即使是商家提供的稀有品，也离不开对公共环境或政府服务的依存。　　　　鉴于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在中央的指示和全国“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旅游休闲的健康发展，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完成后，又于2011年底补充发布了《中国旅游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近年来，北京市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北京市在旅游公共服务的拓展、休闲和旅游的辅导与公共教育、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等多个维度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如果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要比此前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更完善，那么最需要增强的，应该是对本地居民休闲的关注，其中最为突出的应该是居民居住社区的休闲安排，如社区的休闲空间拓展、设施的建设，社区休闲生活的多元化安排与辅导，社区人际关系的改善，对短时段休闲方式的开拓性探索等。如果在地方政府每年征求“为民办实事”项目名单时，人民群众或地方旅游休闲主管部门能够主动推荐几个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项目进去，只需不多的几年， 城市的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就会有更大的改观。　　　　四、增强休闲和旅游的供给，落实造福民众　　　　从休闲发展的新趋势来看，近年来运动健身休闲也与文化休闲一样，正在成为人们选择的热点。在老百姓选择和享受的各种传统休闲方式中，已经有着休闲、旅游、健身融合的内容，但是在涉及民众的休闲，尤其是节假日休闲和现代休闲时，社会舆论的关注、社会的公共服务、商家的服务供给仍存在着一些不足。节假日期间旅游交通和旅游景区出现的大拥堵现象，其中的原因之一， 就是一部分老百姓并不熟悉多样化的休闲（尤其是现代休闲），同时社会的休闲服务供给还存在着旅游服务的单一性，也就是社会层面的多元化休闲供给还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这确实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　　　　发挥“供给侧改革”的动能。在当前国家考虑如何纾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关于城市居民的休闲要求与休闲供给不足的问题，也需要得到相应的重视。　　　　简单归纳起来，可以把我国休闲供求的现状概括为这样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表现在旅游休闲的供求方面。目前，我国居民休闲时选择外出旅游的最多，旅游服务供应量相对较为充足，而且旅游形式也日趋多样；但是假日期间的消费过于集中，从而出现了供不应求的一时紧张。第二种状态，表现在文化休闲的供求方面。目前，居民对文化休闲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可是其潜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同时供给也不够充分；另外，居民的文化休闲方式还需要有更多的变化，现在人们文化休闲活动较多的还是偏于单一的文化欣赏。第三种状态，表现在健身体育休闲的供求方面。目前，居民的健身体育休闲需求正在开始被满足，不过大多局限于传统项目，除了供给不平衡外，现代健身体育项目还未能真正成长起来。　　　　因此，在当前有关供给需要增量响应的时候，还必须有更具针对性的策划与措施。在旅游供给上，应该更加注意它的多元化，注意提升其品位和内涵， 并适度引导旅游者错峰消费和多样休闲选择的分流。而对于文化休闲和运动体育健身休闲，则需要更多的“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以期用开创性理念逐渐开发出更加多元化的项目和产品，从而唤醒更多消费者的消费愿望，用产品引导并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需求，以产品的发明和优化创造市场。　　　　全面提升垦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调研与思考　　　　锦州小东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李铁东　　　　中国农垦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其中包含5000多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0多个垦区、1700多个国有农场和一大批科教文卫等机构。在把农垦打造成为适应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过程中，应加强垦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农垦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有调研发现，70多年来，垦区开发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一直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是属于农垦体制的特殊政治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来，垦区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始终在围绕垦区农场企业化、集团化进行改革， 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目标，为推进农垦改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指基层党组织为实现其组织目标承担的职责任务，主要是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动员力和群众凝聚力等。组织力是组织生命力的具体体现，缺乏组织力的组织是没有生命力的。提升组织力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目前垦区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　　　　在政治领导力方面　　　　存在思想理论建设薄弱、政治领导作用不够突出的问题。想要先提升组织力，首先应该提升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突出政治功能， 全面实行从严治党，使每个党组织都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个别基层党组织注重经济发展，政治理论学习的方法不多、抓得不紧，放松了学习要求。　　　　在组织覆盖力方面　　　　存在空白区的问题，垦区流动党员数量逐年递增，且大多都是在外地居住或在私营企业务工，不方便管理，且老龄化问题严重，组织生活空白，不方便管理；也有极少数党员长时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党员意识淡薄，缺乏组织纪律性。　　　　2.认识提升组织力的重要性　　　　将思想认同作为基础，以共同的理想、目标、价值追求作为起点，以最大可能调动积极性，凝聚多方力量为终点，来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理解把握组织力的内涵　　　　所谓组织力，就是指设计组织结构和配置组织资源的能力。存在群体活动　　　　的地方就会产生组织，也就需要进行管理。组织力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在组织的引领力和推动力的综合因素下形成的一种合力，另一方面是指组织体系本身就具有严密性、通过建立完善的机制，使其成员按照意图行事。因此，组织力是一种管理能力，是一个组织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体现，是一种整体合力， 它的力量及能否达成思想统一、行为一致的目标取决于组织者的能力以及组织者与组织中的群体成员能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提升基层党组织担负的职责认识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也是党的领导延伸到基层的重要载体。党的重大理论、重大决策要在基层实践、落实，基层党组织肩负着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主要责任。基层党组织是党的领导延伸到基层的重要载体，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第一位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是提升党组织力的第一责任人。提升组织力，要建设高素质带头人队伍，选择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素质能力过硬的党员，着力打造一支党性强、作风实的党组织负责人队伍，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第一位。　　　　3.结语　　　　全面提升垦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可以按照有利于开展党的工作原则来创新党组织设置模式，推动党组织工作由“有形”转变到“无形”，使党的组织、工作、领导覆盖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树立先进的典型，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其他媒介加大宣传力度，善于发现、注重培养，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提高党员学习；加强思想武装，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持续提高政治领导力，通过团结、服务党员群众，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勇于承担改革重任，牢记党的宗旨，自觉争做农垦改革发展的模范实践者；从严队伍管理，不断自我提高、自我革新，实行党务公开，扩大基层党员参与党内事务处理，对党内的组织、干部实行监督，可对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等都多种形式，使党的基层基础更加牢固。　　　　全球战“疫”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与建议　　　　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梦莹　　　　2020年初，疫情突袭。我国经过近两个月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逐渐出现好转。当前，我国疫情已转入防控常态化阶段，疫情控制较好。然而截至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除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已超七千万以上，累计死亡超两百万以上，波及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国外疫情十分严峻。正如***在与老挝领导人通话时指出： “这次疫情再次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给出的疫情药方。　　　　1.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防控未尽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表述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倡导意识”到“推动构建”的理论飞跃，也是基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经验总结，以及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时代背景的深刻觉悟。　　　　思想决定行动，思想需要行动。中国是“思想派”也是“行动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始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觉悟，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全力以赴防止疫情向国外蔓延扩散：不遗余力“封城”截流、竭尽全力复工抗疫、倾注全力研发疫苗，同心协力居家防疫目前中国疫情进行常态化防控阶段，取得了抗疫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中国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阶段后，在国内，中国企业依然不舍昼夜地持续的生产，抱着能够向其他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急需的医疗防护物资的信念，希望能够多尽一份力、多出一份力。在国外，在疫情仍有不断恶化发展趋势之际， 中国在多个场合包括如与国外组织的回信、与国外领导通话、与世卫组织复信中反复提及并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议召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防疫合作，频频展开元首外交。同时，中国也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高理念，以报之以李的感恩之心回报困难时刻的支持，并承诺帮助公共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 力所能及地为各国提供物资与经验的援助，毫无保留地给出了抗击疫情的“中　　　　国方案”。　　　　疫情防控未尽之时，截至目前包括硬件医疗防护物资、派遣医学专家、抗疫医疗队员等行动，中国已对约一百个国家和四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范围最广———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南太国家，援助时间最为集中———短短数周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肯定和衷心感谢。中国以实际行动再次践行了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的“人类优先” 理念与主张，也展现了有能力，会作为，敢担当的“大国风范”“中国胸怀”。　　　　2.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防控须有时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全球性灾难。一些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球股市震荡，全球经济急转直下，极大影响了社会生活。然而，放眼全球，当前疫情肆虐，国际社会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相互指责、相互猜疑甚至相互攻击的现象依然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面临在国际传播与国际实践的双重困境，究其原因有以下方面：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开放性和非垄断性。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非垄断性决定了这既不是某国模式的输出，也不是以某国文明对外强加，而是以“人类优先”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总shu记提到：“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首先提出，是中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组织对其他国家全球治理方案———“价值观外交”“南南团结”“本国优先”等的高度凝练，也是中国核心价值观对外的道德理念、实践理念的集中表达。但是，践行其道的却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也应该是所有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组织都生活在地球，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体， 无论大小，不计贫富，不分先后。各国、各民族、各组织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言而喻，全球疫情取决于控制得最差的国家，不取决于哪个国家控制最好、最早，正如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指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没有控制好，这个病毒就会向全世界蔓延”。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性要求各国各组织打破思想桎梏，相互尊重，实现全球善治。但此次疫情面前并非全球每一个国家都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高度的觉悟，国际社会中不少仍停留在有限的封闭的“区域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一旦突破区域、经济、政治或者文化等范围，就失去了行动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以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思想，从倡导之日起就已同　　　　样面临着“误解”与“过度解读”。这其中有政治利益的驱使，有经济利益的考量，有利他主义利弊的权衡，有贫富悬殊的偏见等各种原因。正因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被所有国际社会行为体完全接受乃至为其付诸相应行动，却也凸显了其宝贵的理念价值。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长期性。***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这个长期性，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最终以何种形式呈现，都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也意味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最终能够维持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持久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过程。在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共存的今天，本应全球携手共同应对，然现实情况是当下世界多极化进程反而面临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不断蔓延。正如当下疫情仍在不断恶化之际，“乱贴标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本国优先”等“助长”疫情蔓延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各国之间除了抗疫还要分散精力处理不和谐的国际关系。归根结底，均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短视现象。短视与远见、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人性之恶与人类之善不断相互交织博弈，人类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这个状态之中。也正因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不易被所有国际社会行为体完全接受乃至为其付诸相应行动。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兼具道德觉悟与具体实践的双重要求。***总shu记强调：“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 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在各色各样的全球治理方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中国方案”， 其内涵中具有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美美与共”的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常被奉行现实主义的政客“嗤之以鼻”。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各国在思想上要有以守护全人类的利益为己任的道德觉悟，更要有对人类未来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心。因此，在道义上，需要人类社会中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政党为主要行动者的主体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义务感，更需要一定的本国利益的有限妥协的思想准备。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道德要求。疫情防控过程中，防，需要全球抗疫经验的交流，控，需要全球共同努力。这其中既要包括到位的防疫物资、专业的医疗技术、迅速的疫苗研发能力等“硬实力”，也需要疫情防控的制度感召力、万众一心的价值观取向　　　　以及善于总结防疫经验的能力等“软实力”。以上条件几乎很难同时“集于一国一域”。因此，各国通力合作是对抗疫情的实践要求。　　　　3.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防控终有时　　　　尽管中国抗击疫情的各种举措并非是其他国家唯一的方法，国情不同自然方法不一。但是中国取得抗战疫情的重大成果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疫情的可防可控可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通力合作的现象，同时也有乱贴标签的偏见与歧视。中国以外疫情的不断恶化蔓延，也在一定程度说明了各国面对疫情并未完全做到“同心协力”。这是一次对人类的大考，更是一次对人类未来发生更大更具破坏性的灾难前的一次“预演”，有且只有当全球通力合作时，才能使全球疫情防控得到更加快速、更加有效的解决。　　　　人类需要合作。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每一个国家的内部利益，必然也必须要经过国际社会， 最终回归到国内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国际社会是一个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国际组织、民族、团体等为重要行为体的大社会，没有任何一个行为体可以完全孤立起来———无论是自我孤立还是被动孤立。从国际体系层面来说，每一个国家的本质便是国际关系的总和。病毒不分国界，不论肤色，没有种族。尤其是当下全球化已深入交融，面对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的事实，业已说明哪怕是一国抗疫不力，都必将影响他国。面对疫情，全球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人类必须团结。所有涉及到“人类命运”的，都将是“共同体”应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这个方向是本国国家利益的独立性与尊重他国利益多样性的统一，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也包含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等对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如果说传统安全失衡尚有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国家可以获得既得利益，那么非传统安全的丢失将是全球的灾难，无一幸免。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包括中国与“其他各国”，往往指的是反对哪些违背人道主义、枉顾人类共同利益之国家和组织，这个“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上是绝大多数，但实际上又是动态变化的。疫情开始蔓延之时，有的轻视，有的过度自信；疫情严重时，又有所谓的“群体免疫”“扣押货物”“抹黑他国”等为疫情推波助澜之行为。正如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在媒体通报会上强调，我们向所有国家传达的信息是：这不是阻挡不住　　　　的疫情，我们能够击退这一病毒。各国现在的行动将决定本国的疫情发展。必须即刻行动，别无其他选择。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精诚团结，可以快速有效战胜困难，人类分崩离析，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4.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更是实践。人类发展的历史是对自身行为不断反思的历史，也是以实际行动对抗自然灾害的历史。疫情严峻，呼唤集体力量，推动全球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路阻且长，但行则必至。　　　　　　　　　　　　　　　　　　　　　　　　如何统筹衔接“四项监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1年5月6日）　　　　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促进各类监督贯通融合，不断增强监督治理效能。对此，纪检监察机关要着力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使监督体系更好融入国家治理体系， 释放更大治理效能。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纪委监委成立课题组，围绕调研发现的推进“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工作中监督重点不突出、监督职责不明晰、监督方式较单一、衔接机制不完善、力量配备不科学等实际问题，提出了统筹衔接“四项监督”，构建监督闭环的对策建议。　　　　突出政治导向，统领“四项监督”。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本质上都是政治监督，目的是发现和纠正政治偏差，推动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统筹“四项监督”，就要坚持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 坚决发挥好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扣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对联系地区和部门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要紧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摆在突出位置，准确把握好紧盯关键少数和引领大多数的辨证施治关系，用好“四种形态”这个有力武器，分类施治，层层设置防线，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把政治监督落实落细。　　　　细化监督清单，明晰监督任务。“四项监督”各有侧重，要进一步细化各监督清单，明晰责任边界，做到无缝衔接。纪律监督突出抓早抓小，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严管厚爱、惩前毖后有机统一，用好用足第一种形态，运用约谈提醒、谈话函询等方式红脸出汗，把党内监督融入平常事、关键时。监察监督突出利剑高悬、严守后墙，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 推动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盯牢涉及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小微权力”。派驻监督突出发挥“探头”作用，把日常教育和监督嵌入驻在单位“三重一大”事前酝酿、事中讨论和事后执行全过程，及时向纪委监委汇报被监督单位政治生态、信访举报及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发现的重要问题。巡视巡察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重在发现问题、推动整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　　　　力发现被巡视巡察党组织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查找和解决深层次问题和制度漏洞，推动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完善联动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树立系统思维，推动“四项监督”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集成联动。建立会商研判机制，由纪委监委牵头，组织、巡视巡察机构和派驻机构定期会商，重点研究监督事项和人员部署情况，推动监督常态化；研究巡视巡察、日常监督检查问题整改情况，压实整改责任和整改监督责任，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不漏人漏项，对整改不力的坚决问责。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完善纪委常委会统一领导下的党风政风监督室、监督检查室、派驻机构各司其职的监督工作架构。监督检查部门重点加强对联系县市和部门的日常监督，协调指导联系范围内纪检监察工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优化党风政风监督室职能，专司综合协调，定期汇总信访、案管和巡视巡察反馈意见、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纪检监察建议、审计报告等各方面信息，为各项监督工作提供“弹药”；用好用活巡视巡察机构联席会议机制，巡视巡察启动前，要与信访、党风、监督检查、派驻机构互通信息，掌握被巡视巡察单位第一手资料， 确保巡视巡察“点穴”更精准。　　　　强化成果运用，提升治理效能。监督检查部门要积极为审查调查部门提供案件研判信息，审查调查部门要在案件结束后及时向监督检查部门提供案件剖析报告等，并安排监督检查部门与涉案人员开展专题谈话，了解地方或单位政治生态等情况。审查调查部门将重点领域案件查处中发现的普遍性、系统性突出问题及时移交，由党风政风监督部门适时牵头开展专项治理，对专项治理中新发现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也要及时移交审查调查部门查处。巡视巡察结束后，巡视巡察组要及时将巡视巡察情况报告、专题报告、问题线索报告等移交纪委监委，纪委监委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移交和分办， 充分转化运用。监督检查部门、派驻机构要统一对纪检监察建议、巡视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情况开展评估，督促指导相关单位有效整改、取得实效。　　　　强化管理考核，增强监督实效。“四项监督”既有分工，也有合作，需要统筹各项监督资源，工作一体部署，任务一体推进，业绩一体考核，切实增强监督实效。一是统筹部署任务。根据监督任务需要，明确年度监督目标任务，由各监督力量认领落实。对于重大或专项监督任务，可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　　　　作方案，统筹部署推进。二是统筹力量调配。对凡涉及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协同监督事项，由党风政风监督部门牵头组织研究调动各监督力量联动，确保各项监督步调一致，形成工作合力，提高监督效果。三是统筹业绩考核。对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派驻监督、巡视巡察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党组织提出整改建议，全程跟踪督办，并将整改情况纳入考核范围。　　　　　　　　　　　　　　　　　　　　　　　　　　　　　　　　四川省监狱系统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的实践与思考　　　　四川省邛崃监狱课题组　　　　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是将监狱现有危险性评估、认罪悔罪评估、改造质量评估（简称三大评估）进行统筹整合，并拓展延伸，将身心健康评估、劳动能力评估、改造难易程度评估和再犯罪风险评估融为一体，将其功能属性有机融合，形成数据集成、彼此兼容、相互协同、智能应用的综合系统，它贯穿罪犯改造各领域、渗透罪犯改造全过程，实现在监狱教育改造的全面互动应用。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能够有效解决目前“三大评估”独立分散、信息闭塞、资源浪费、结论不准等问题，对于科学认识、科学管理、科学改造罪犯，提高监狱管理水平，推进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四川省监狱系统评估工作的探索　　　　四川省监狱系统围绕“坚守安全底线，践行改造宗旨”，坚持科学认识罪犯，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先后开展了罪犯改造质量评估、罪犯危险性评估、罪犯认罪悔罪评估，实现了监狱评估从无到有、由散到聚、由评致用。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对确保监狱安全，促进罪犯改造科学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评估工作的实践　　　　1.积极开展改造质量评估。四川省监狱在2011年10月启动开展罪犯改造质量评估工作，2012年2月在全省监狱全面推开。罪犯改造质量评估，采取心理量表测评和民警对罪犯改造表现认定、判断的方式，将罪犯评估为一般危险、重大危险两个等次；根据改造难易程度，将罪犯评估为（好、一般、差）三个等级，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改造计划，为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探索实施危险性评估。四川省监狱罪犯危险性评估工作起步于2007年，初步形成了MCD（多维度、综合型、动态性）评估模式。2016年，四川省监狱系统被司法部确定为罪犯危险性评估8个试点省之一，对某监狱MCD评估模式全面进行了系统总结和规范。　　　　2017年，四川省监狱局在总结10所监狱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应用MCD评估模式。　　　　MCD评估模式采取罪犯档案信息、自述信息、心理测评、行为观察、人身危险性检测、结构性面谈“六个维度”收集评估信息。通过初评和复评两种方式，　　　　将评估结论分为高度危险、中度危险、低度危险三个评估等次，评出危险指向　　　　（脱逃、暴力、自杀），并对不同危险等级、危险指向的罪犯采取针对性管控、教育措施。2019年10月，四川省监狱局将危险性评估首次纳入“地方标准”予以规范，为科学有效管理罪犯、确保监管安全探索了新路径。　　　　3.系统开展认罪悔罪评估。2017年11月，四川省监狱全面部署开展罪犯认罪悔罪评估，根据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文化改造、附加财产刑与民事赔偿执行“六个方面”，采取随机交叉、三警联动、现场质证、考核公开“四位一体”的评估方式，由主管民警提供罪犯日常改造表现情况， 罪犯自述认罪悔罪态度，评估民警现场质证，实行考核结果公开。通过定量考评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得出“具有悔改表现”和“不具有悔改表现”两个评估结论，并作为罪犯刑事奖励的基本依据。　　　　2019年四川省监狱局将其纳入地方标准，并强制贯彻执行，对监狱公正执行刑罚、促进罪犯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评估工作的成效　　　　四川省监狱通过近10年的不断探索实践、总结完善和规范提升，评估工作取得了积极效果。　　　　1.评估工作认识得到了深化。监狱高度重视评估工作，普遍建立了评估组织领导机构。全省40余所押犯监狱中，有31所监狱组建了评估中心，明确了管理职责，建立了相应制度，评估工作逐步规范。广大民警对评估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由被动应付变为主动参与，为评估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2.评估模式的雏形初步形成。四川省监狱“三大评估”工作的开展，是一个边实践、边总结、边完善的过程。评估工作由侧重于主观定性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调整；由原封闭、单一的视角向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由最初浅表化、经验型逐步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变。如罪犯危险性评估由最初的四个维度调整为六个维度，使评估视觉更加宽阔。如今，初步构建起MCD罪犯危险性评估模式，“223”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方法，“四位一体”的罪犯认罪悔罪评估方式，形成了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的雏形。　　　　3.评估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四川省监狱通过开展“三大评估”，汇聚了一定数量的评估数据，筛选了一部分有价值的评估因子，搜索积累了一批案例，验证了相关常模的效度。在改造质量评估上，改造表现好的罪犯占参评罪犯总数的82.3%，改造表现一般罪犯占参评罪犯总数的13.5%，改造表现差的罪　　　　犯占参评罪犯总数的4.2%。在罪犯认罪悔罪评估上，四川省监狱近三年参评罪犯中，97.1%的罪犯被评定为“具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假释；2.9%的罪犯因被评为“不具有悔改表现”，不予减刑、假释。在罪犯危险性评估上，据某监狱近十年统计，高度危险罪犯553人，占在押犯14.09%；中度危险罪犯2296人， 占在押犯58.48%；低度危险犯1077人，占在押犯27.43%；高度危险罪犯中，有脱逃倾向265人，占48.09%；有暴力倾向398人，占72.23%；有自杀倾向145人， 占24.86%。通过开展“三大评估”，为公正执行刑罚、教育改造罪犯、确保监狱安全稳定提供了保障。　　　　4.评估队伍得到了锻炼。四川省监狱通过开展“三大评估”，初步建立了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评估队伍。全省31所监狱，现有专职评估民警78人，兼职评估民警273人。通过集中培训、交流学习、实战历练，专兼职评估队伍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得到了明显提升，也积累了一定的评估工作经验，确保了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基层民警评估的专业知识得到了普及，掌握了一定的评估方法和实操技能，为坚守安全底线，践行改造宗旨提供了队伍保障。　　　　二、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评估工作体系不够完善　　　　监狱评估工作组织体系不够健全，部、局和个别监狱未成立独立的评估机构，也未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评估相关工作制度不够完善，缺少相应规范性制度；“三大评估”隶属于省局不同处室、监狱不同科室，评估力量分散；评估的系统性与稳定性不够，可用于综合评估的数据库尚未建立，统筹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和结论应用的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尚未构建；“三大评估”相互独立、自成体系，未实现评估数据的集成整合，导致评估工作运行不畅，未形成规范有序的评估机制。　　　　（二）评估手段、方法不够科学　　　　监狱在开展评估工作中，虽然在使用相对固定的量表工具和技术规范，但未结合实际进行有效验证，评估的信度与效度不够。评估标准的研究不够深入， 相关测评量表常模、变量和阈值与实际情况匹配度不够高，评估的有效因子筛选不足，关键因子遴选不够，导致评估结论不够精准；评估量表研发滞后，未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别罪犯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未实现量表本土化；缺乏针对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的评估指导手册；评估演进性探索不够，评估标准和模式更迭迟滞，尚未将大数据、云计算、现代生物技术运用于评估中；评估　　　　信息采集、分析、应用工具尚未实现智能化、便捷化。　　　　（三）评估信息资源搜集不够广泛　　　　现有评估信息的采集方式单一，信息数据搜集渠道不畅；“三大评估”相互封闭，狱内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尚未实现信息共享；监狱与政法各部门未实现犯罪信息共建共享，监狱与地方未实现信息互通交流，导致狱内外融通路径闭塞、信息分布离散，存在“信息孤岛”；罪犯改造异常动态信息捕捉不够，特别是涉及罪犯改造的隐性信息、心理活动变化信息不能有效获取，难以全面掌握罪犯改造状态；评估信息延展性不够，现对罪犯成长史、犯罪史、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法律文书与罪犯自述，未有效拓展延伸至罪犯的居住地、办案机关。　　　　（四）评估结论应用不够深入　　　　一些民警对评估工作的认识理解片面，对罪犯行为观察不深不细，对异常行为的跟踪、监测、搜集、掌握不够。民警在管理教育罪犯中，对评估应用的针对性不够；监区对罪犯有效信息的搜集、提供不足，运用评估结论对罪犯进行管控、教育力度不够；监狱尚未根据评估项目需要，提取相应数据开展有针对性的评估；评估再犯罪风险信息延展性不够，信息沟通衔接不畅，罪犯刑释时，未将再犯罪风险预警信息及时准确传递到有关部门，导致评估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五）评估队伍的能力不够精深　　　　监狱专业评估队伍建设薄弱，专职评估民警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专业能力不强，专业评估民警仅占全省民警总数的0.4%，具有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侦查学等专业知识或技能的民警明显不足，特别是具有评估实战经验的民警较少。据统计，从事评估工作5年以上的民警仅占评估专业民警总数的11.6%；兼职评估民警队伍建设滞后，数量不够、技能不足，全省兼职评估民警仅占全省民警总数的1.4%，兼职评估民警岗位变动频繁，参加系统性培训较少，评估实战能力和经验不足；激励机制不健全，队伍结构不稳定， 专兼职评估民警工作积极性不高；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评估不够，尚未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未能采取购买社会服务参与评估。　　　　三、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的路径探析　　　　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是一项庞大工程，需要多种专业知识的汇聚、多种资源的整合、多种手段方法的运用、多方力量的参与。要更新理念、创新方　　　　法，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真正构建起“标准科学、流程规范、数据充分、方法得当、结论精准、应用便捷”的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　　　　（一）抓住“一个关键”，搭建评估平台　　　　监狱评估工作是科学认识、科学改造罪犯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新时代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做好监狱评估工作，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由于综合评估系统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极强、程序复杂、难度较大的综合性工作，需要多专业知识支撑，也需要监狱和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筛查因子、创建常模、反复验证、设定标准，在此基础上，编制软件模块， 搭建系统平台。通过努力，真正建成数据采集便捷高效、评估数据集成融合、信息资源整合运用、数据分析科学有效、结论较为精准的综合评估系统。它必须紧贴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刑罚执行、劳动改造等工作实际，与监狱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兼容配套，覆盖罪犯改造全域，贯穿罪犯改造始终，从而为科学认识罪犯、科学改造罪犯提供技术支撑。　　　　（二）突出“四性”要求，创建评估模式　　　　创建评估模式，构建科学规范的评估体系，是实现精准评估的有效路径， 为此，必须坚持“四性”要求。　　　　1.规范性。评估是一项严谨、缜密的系统工作。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保证评估工作的正常运行，提高评估质效，关键是要设定科学的评估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同时，通过对评估的每个环节、每个步骤，编制流程形成操作规范。根据既定标准和规范进行操作，使评估工作的数据采集、信息收集、流程管理、结论运用规范有序。　　　　2.科学性。评估的科学性，就是要切实做到评估信息丰富详实、数据分析客观真实、评估结果准确有效。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必须要做到多维、综合、动态、全方位地对罪犯进行系统分析研判，进一步优化评估操作系统， 提高专项有效评估因子的比重，提升各评估模块相关测试量表的信效度。运用智能化操作系统，自动推送和查询评估信息，实现自动预警和信息共享，确保评估结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3.演进性。演进性是指事物在长久发展变化中向好的方向推进。评估工作是一个开放、动态、发展变化的演绎过程。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就是在现有评估模式的基础上，拓展和延伸评估畛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创　　　　建新的评估系统，形成较为成熟的评估标准或评估模式，使评估结论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罪犯改造状况，对罪犯进行较为准确地“画像”，使监狱评估工作日臻完善。　　　　4.操作性。评估的操作性就是从罪犯的个性特质、日常行为、犯罪特征、改造表现等方面筛查出评估因子，将其转换成可观测、可检验的评估指项，为便捷高效地开展评估工作奠定基础。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是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技术进行集成融合、数据精算，统筹运用信息资源，通过机制的构建、流程的规范，真正达到信息采集简约便捷、评估分析智能高效、评估应用操作简便，切实做到真用、管用、实用。　　　　（三）强化“四大”支撑，保障评估运行　　　　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不仅需要严谨科学的评估技术，也需要统筹运用各种资源，更需要组织制度、现代科技、专业队伍和社会力量提供支撑，以保障评估工作的高质量运行。　　　　1.强化组织制度支撑。构建制度严密、管理科学、渠道畅通、运转高效的组织架构，是做好评估工作的保障。一要建立职能明确、职责清晰的评估组织体系。完善部、省监狱局、监狱、监区“四级”评估组织体系，确立一体化综合评估在监管改造中的职能定位，整体谋划、统一构建、分类实施，将其作为监狱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纳入监狱科学化管理的范畴。二要完善评估制度规范。建立完善集评估管理、考核、培训、奖惩等系列制度，规范工作流程，细化工作标准，明确监狱、部门、监区在评估中的职能职责，尤其要落实监区的主体责任和民警的岗位职责，强化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与检查考核。三要建立运转协调的评估机制。要建立监狱组织、评估中心指导、监区主抓、部门协同、民警参与的评估格局，特别是要突出评估中心的“枢纽”作用，强化其指导、协调、督进的功能，建立起迅捷畅通、运转高效、共建共享的运行机制，切实保障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　　　　2.强化现代科技支撑。现代科学技术是确保评估质效的重要前提。一要创新手段方法。注重评估工作的研究，加快评估量表的研发，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微表情识别等现代技术手段，全面集成罪犯评估信息，实现数据采集、分析、管理、应用高效智能。二要设定评估标准。通过评估信息数据收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数据建模，形成阈值来设定较为科学的评估标准，校准关键因子，不断验证优化，形成评估模块。三要　　　　推进与智慧监狱融合。要将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全面融入智慧监狱平台，打通“关节”，消除狱内信息壁垒，统筹运用各种信息资源，按需提取应用，综合分析研判，实现有效信息及时传递、自动推送、互通共享，实现评估工作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3.强化专业队伍支撑。民警是评估工作的主体，搞好评估工作，队伍建设是关键。一要加强评估专业队伍建设。要采取学习培训、操作应用、实战历练、交流进修等方式，着力培养一支素质较高的专兼职评估队伍。要深化民警对评估工作的认识，加强轮训，注重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提升其做好评估，特别是运用评估改造罪犯的能力。二要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制定《评估民警管理考核办法》，制定岗位职责，强化考核管理。搞好评估民警职业生涯规划，采取评先评优、资质认证、等级评定、职务晋升等手段，设置“评估矫正师”专业技术职称，并与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序列接轨，落实相关待遇，打通评估民警专业发展路径，调动广大民警参与评估工作的积极性。　　　　4.强化社会力量支撑。要提高评估工作的信度与效度，社会力量支撑是基础。一要打破信息壁垒，消除狱外“孤岛”效应。要加强与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及基层社区的沟通联系，建立评估信息融通互助机制，对罪犯评估的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实行多维度、多元化搜集，拓宽信息搜集渠道，扩大信息覆盖面，实现评估信息延伸，做到监狱与地方信息共建、信息共享。二要借智借力助力评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其专业优势，参与监狱评估工作的研究、标准的制定、量表和软件的研发以及案例的分析等工作，为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可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定期对监狱评估工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进行评审监督，彰显评估工作的客观公正。　　　　（四）注重“三个”结合，确保评估精准　　　　监狱综合评估是一项较为复杂、技术性强的系统性工作，要提高评估质效， 确保评估精准，在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中，必须注重“三个结合”。　　　　1.专业民警与主管民警相结合。专业民警具有评估工作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评估中起着技术支撑作用；主管民警熟知罪犯改造情况，掌握相关信息，在评估中起着评判辅助作用。因此，既不能凭主管民警的经验判断，也不能仅靠专业民警测评分析，两者要加强信息交流和互动，注重评估信息的对接， 采取多维度、全方位的分析研判形成共识，得出评估结论。　　　　2.科学分析与综合研判相结合。科学分析侧重于工具量表的运用、数据的　　　　精算、人工智能的定量分析；综合研判侧重于经验的积累、主观的判断定性。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在评估工作中，要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既要注重科学的量表测评和智能分析，又要注重日常行为观察和综合性会商研判，才能保证评估的质效。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既有评估因子的量表测评，又有改造信息的研判分析，确保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3.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侧重于对罪犯的法律文书和改造基本信息的研究，动态分析侧重于罪犯改造行为、心理活动、人际关系、社会支持系统等信息判断。在评估工作中，两种分析均有不足，静态分析存在局限性，动态分析容易出现偏颇。因此，应当注重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既要研究罪犯固化的基本信息，又要关注罪犯的异常举动，才能保证评估的质效。构建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不仅要聚焦罪犯的矢量信息，也要善于捕捉罪犯日常改造的变量信息，通过多维、动态、综合分析，不断提高评估的精准性。　　　　　　　　探索构建执行程序构造 完善财产刑执行法律机制　　　　北京三中院关于刑事财产刑案件强制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杨晓军、钟欣、陈恒、白月　　　　（2021年5月27日）　　　　核心提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财产刑属于附加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财产权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但现行刑事财产刑执行程序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产刑执行的成效，这与其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极不相称。为了探究财产刑执行难题的具体原因，推动财产刑执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以2016年至2020年该院受理的财产刑执行案件为样本，开展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基本情况　　　　1.涉罚金刑案件在财产刑案件中占比较高。2016年至2020年，北京三中院受理的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数量稳中有降，共受理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687件，其中涉及罚金和没收财产的财产刑案件共417件，占比约为61%，涉罚金刑的案件占财产刑案件的比例更是高达64%。具体来说，2016年受理174件，涉罚金44件，涉没收财产83件；2017年受理138件，涉罚金53件，涉没收财产9件；2018 年受理197件，涉罚金96件，涉没收财产43件；2019年受理93件，涉罚金27件，涉没收财产4件；2020年受理85件，涉罚金46件，涉没收财产12件（见图一）。可见，财产刑案件对于刑事涉财产案件执行的质效影响较大，而涉罚金刑　　　　案件的执行则直接关系到财产刑案件的执行效果。　　　　2.财产刑案件申请执行标的额较大。2016年至2020年，北京三中院受理的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共计25.8亿元，财产刑案件申请标的额共计12.46亿元，占全部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的48%。其中，2016年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4.5亿元，财产刑案件申请标的额为0.54亿元，占比12%；2017年两项数额分别为2.36亿元和1.87亿元，占比79%；2018年两项数额分别为10.41亿元和7.2亿元，占比69%；2019年两项数额分别为7.31亿元和2.45 亿元，占比34%；2020年两项数额分别为1.22亿元和0.4亿元，占比33%（见图二）。可见，财产刑案件申请执行标的额在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中的占比较大。原因在于财产刑适用率较高，在现行刑法及修正案规定的424个罪名中，　　　　适用财产刑的罪名多达203个，占所有罪名总数的47.88%，且我国刑法分则对判处财产刑的犯罪主要采取“必并制”的立法模式。所以财产刑案件执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刑事涉财产案件的整体执行到位率。　　　　3.财产刑案件执行完毕率偏低。课题组从近五年来该院受理的财产刑案件中随机选取了109件，其中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的36件，涉罚金26件，涉没收财产10件，合计占比33%；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的63件，涉罚金55件，涉没收财产8件，合计占比58%；以终结方式结案的8件，涉罚金6件，涉没收财产2 件，合计占比7%；以销案方式结案的2件，均为罚金刑案件，占比2%。总体来看， 财产刑案件执行完毕率偏低。　　　　二、原因分析　　　　1.财产刑执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司法实践中，“重审判轻执行”“重主刑轻附加刑”“重定罪量刑，轻财产处置”的观念仍然存在，一些办案机关对财产刑执行作用的认识不够到位。具体表现为：在侦查阶段，一些侦查机关主要关注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及非法所得，缺乏对犯罪嫌疑人责任财产的必要控制；在审查起诉阶段，一些检察机关对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没有查明其财产状况并提出财产刑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有些法官在裁量适用刑罚时更关注自由刑，对于财产刑的适用则由于缺乏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基本了解，判项往往缺乏针对性；在执行阶段，因前述阶段缺乏必要的财产保全和控制措施，造成财产刑客观上执行困难。前述程序中的共同缺陷，是财产刑执行不力的重要制度原因。此外，财产刑与自由刑执行分立，财产刑的执行情况能否作为自由刑减刑、假释的参考依据，无明确法律规定，也会影响罪犯及其家属主动履行的积极性，进而增加财产刑执行难度。　　　　2.财产刑执行程序构造不尽合理。关于财产刑的性质，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惩罚权说”，认为财产刑是一种公权力依法对被告人财产权利予以剥夺的刑罚方法；另一种是“公法债权说”，认为财产刑可以视为是被告人对国家所负的债务，国家对被告人享有公法债权。我国财产刑执行程序设计采用了前一种学说，即财产刑执行由法院依职权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责任财产进行强制执行，由此形成的执行法律关系为一对一的财产剥夺关系，呈现二元构造特征。这使得财产刑执行程序的启动和运行缺乏第三方的介入和制约：一方面，财产刑执行程序相对封闭。不同于民事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法院、被执行人组成三方法律关系，财产刑执行程序因缺少申请执行人参与而缺乏外部压力。且　　　　涉财产刑执行的诉讼，如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等，也因不能形成原告、被告、法院三方诉讼形态而无法提起。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于财产刑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方式是发出“纠正通知”，但法律规定比较笼统，实践中检察监督无从入手，财产刑执行基本处于监督失控状态。　　　　3.财产刑执行法律制度有待完善。一是因判前财产调查和保全缺乏法律依据，实践中常以证据保全代替财产保全，导致部分原本能够执行的案件无法执行。目前，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侦查部门在侦查案件时，有权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财产进行调查，同时也缺乏针对犯罪嫌疑人财产的必要控制措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与法院均可对涉案款物采取保全措施，但这种保全大多以证据保全的形式出现。对于与犯罪无关的被告人的合法财产，则不在被保全之列。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 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对象均是被告人合法财产，上述规定显然并非是为保障财产刑判项执行而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这就导致一些犯罪分子及其亲属、相关利害关系人能够在较长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以转移、隐藏、处分、毁损等方式对其财产进行处置，从而导致财产刑判项无法得以执行。二是财产刑执行变更程序单一，替代程序缺失，导致部分执行不能的财产刑案件缺乏退出机制。在财产刑执行中，不仅要重视罪犯履行财产刑的主观态度，也应当考虑罪犯履行财产刑的经济基础。对于被执行人确实不具备履行财产刑能力的情况，应由财产刑变更执行程序来解决执行不能的问题。目前，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 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情形下财产刑（主要是罚金刑）的减免制度，但对于“ 不能抗拒的灾祸”的具体内涵、减免程序的启动、执行主体均没有明确规定， 减免制度因不具有可操作性，严重影响了制度目标的实现。　　　　三、对策建议　　　　1.重新审视财产刑执行性质。财产刑是被告人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处的对国家负有给付财产义务的刑罚，除具有刑罚的强制性、惩罚性外，还具有公法债权的某些特点。基于债权的同质性，公法上债权的实现应当遵从私法债权实现即民事强制执行的一般法理，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原则、制度和程序。例如， 虽然罚金刑和民事债权性质迥然不同，但是二者执行的对象都是财产，在执行的方式、财产调查和保全制度上有诸多相同之处，绝大多数确保债权实现、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措施均可适用到罚金刑的执行中。因此，在不否认财产刑属于一种刑罚这一本质属性的同时，也要承认财产刑具有公法债权的某些特点，　　　　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适合财产刑特点的执行程序。　　　　2.探索构建检察机关适度介入财产刑执行的程序构造。现行财产刑执行程序系由法院依职权启动，缺乏对应的申请执行人。为提升财产刑执行质效，可以考虑引入民事执行程序中的申请执行人制度，即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适度延伸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由其作为财产刑申请执行人，敦促和监督法院及时、规范地执行财产刑。这具有较强的实际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破解现有二元结构的弊端。在具体操作上，同级检察机关可以从同级法院刑事审判部门导入财产刑裁判案件明细，经过汇总分析后，以批量或单独的方式，向法院立案部门提出申请执行立案，法院立案部门对已经生效的刑事裁判应当立执行案件，有序推动财产刑执行的启动、中止、异议、变更等程序。　　　　3.切实完善财产刑执行法律机制。一是建立诉前财产调查保全制度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状况随卷移送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并列举清单，遇有可能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财产的情况，可先行查封、扣押，或责令财产保管人妥善保管，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便于法院在判决时考虑确定财产刑的数额及判决后的顺利执行。二是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变更程序。财产刑的执行变更，是指因特殊情况不能实现财产刑时变通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方法。较为典型的有罚金刑的减免、延期缴纳和易科自由刑或其他强制措施等。可以建立以监狱为主、法院裁决、检察院监督的财产刑执行变更机制。被执行人拟向法院提出申请减少或免除缴纳罚金执行的，应通过监狱向法院执行部门提交申请和书面证明材料，法院执行部门在确定的期限内审查完毕后， 依法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的裁定。同时要赋予检察机关申请启动和监督财产刑执行变更程序的权力。　　　　提升金融标准实施效果重要举措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一、文献综述　　　　（一）理论综述　　　　近年来，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对金融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讨论了金融标准化的成效、问题、措施，为新形势下基层人民银行履职及提升金融标准实施效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1.金融标准化工作取得的成效　　　　蒋迎春认为，金融标准化工作的实施增强了公众的“质量”意识，普及教育取得实效；提供了“高品质”金融服务，有效落实了金融惠农；打造了“标准化”网点，保障了消费者权益；强化了社会监督作用，促进了金融标准的实施落地。李淳认为，金融标准化工作的实施填补了金融信息管理机制空白；增强了金融信息管理工作权威；提高了金融机构信息安全意识；锻炼了金融科技工作人员队伍。　　　　2.金融标准化工作的执行难点　　　　中国人民银行张家口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认为，当前金融标准化工作的执行难点主要有认识不到位，对标准化工作重视不够；“九龙治水”，标准化工作内部管理体制急待理顺；人才匮乏，标准化工作队伍建设问题突出；体系不完善，企业标准推进力度弱监管机制不健全，缺乏政策保障。龙柳行海认为，金融标准化工作的执行难点主要是对金融标准化工作的认识和重视度不足；金融标准化体制机制不健全；金融标准化推广工作缺乏有力保障；专业人才队伍和知识培训欠缺。殷红艳认为，《不宜流通人民币挑剔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不完善的方面。吴刚认为金融机构标准化意识淡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实施难度大，行业交流渠道不畅，标准化人才匮乏。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认为， 基层央行对金融标准自行理解存在偏差，宣传工作严重缺位。　　　　3.改进金融标准化的措施　　　　梁玉峰、林永珍认为，应持续优化金融标准化工作环境；构建畅通高效的金融标准化工作机制；加强金融标准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引导监督和检查，促进标准落地实施。龙柳行海认为，要积极转变对金融标准化工作的认识；提升金融标准化贯彻实施能力；加强金融标准的宣传和落实；加强金融标准化人才　　　　队伍建设。　　　　（二）文献对本课题的启示及研究方向指引　　　　综观国内学者关于提升金融标准实施的理论研究，诸多学者对金融标准化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丰富而宝贵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指导与借鉴，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金融标准化执行中的难点与痛点缺乏创新性，提升标准的措施可操作性不强，指导性作用并不显著。由此，本课题确立了立足基层央行实践研究提升金融标准化的具体方向，提出创新性观点，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可行性措施，试图进一步增加课题研究的实践指导作用。　　　　二、金融标准实施现状　　　　根据上级行统一部署，赣州市金融标准工作扎实推进，标准化工作机制不断完善，金融标准宣传工作不断深入，标准实施成效明显，在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金融标准工作机制不断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金融标准化工作发展情况，在国家层面成立了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并相继开展了金融国际标准跟踪、采标与金融行业标准审查等工作，制定发布金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150余项，相当于前20多年的总和。近年来，人民银行与有关部委加强金融标准顶层设计，提升金融标准委员会统筹协调的能力，发布了《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完成金融标准委员会换届，制定并发布了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分类、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等18项金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发布5项团体标准。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赣州中支”）联合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制定了《2020年赣州市金融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完善了金融标准化的宣传与普及机制，扎实开展金融标准化的协调指导，推动金融标准在赣州辖内的贯彻和落实。人行赣州中支组织辖内各金融机构召开金融标准化工作联席会议，对推进金融标准落地、建立金融标准工作机制、加强标准实施监督管理、强化宣传培训等方面作出部署，逐步建立金融标准工作联系机制，明确了各金融机构金融标准化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岗位职责，落实责任人和联系人，并按要求将金融标准化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考核。　　　　（二）金融标准宣传培训认知度不断提高　　　　近年来，人行赣州中支积极推进金融业标准实施，组织标准化培训班，提　　　　高全行业标准化意识。对金融标准化成果进行宣传，提升标准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度。　　　　一是多次组织开展以辖区各金融机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员为对象的金融标准培训班，对重点的国家金融标准进行解读，为各金融标准化推进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各金融机构也从金融消费者以及金融从业人员两个层面，宣传推广金融服务标准和认证，推动金融机构相关服务达标，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二是对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因地制宜设计宣传形式、宣传内容，有特色地自主开展宣传。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普及金融服务标准、金融消费者权利义务， 以强调金融标准与认证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重要作用，引导消费者使用质量达标的服务，营造良好的金融标准宣传环境。同时，依据《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评价准则》等金融标准对金融机构开展宣传， 并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了标准化实施情况对标达标检查工作，使辖内各银行网点基本达到了金融标准化管理要求。　　　　三是制定《2020年赣州市金融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推进重点金融标准实施，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金融宣传活动。举办国家各项金融标准宣传活动，在公开媒体上宣传报道各部门各单位实施金融标准化工作的成效要， 并将有关报道和活动总结情况及时报告人行赣州中支科技科。方案印发以来， 人行赣州中支联合辖内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标准化宣传工作十余次，提升了公众对金融标准化的认知。　　　　（三）金融业标准规范作用初步显现　　　　近年来，赣州市不断建立健全非银行支付机构、移动金融等金融标准检测认证机制，推动评估、检测等新手段、新方式的应用，标准化对行业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初步显现。例如在安全服务标准化方面，赣州市内农商行网点的装修、消防设施和监控设备均由专业公司按照行业标准设计和施工，确保无用电、消防、客户信息泄露等方面的安全隐患；配置了安保公司的专业安保人员，能够提供专业、标准化的安保服务；网点内外部关键区域实现监控全覆盖且监控图像清晰可见，现金区能够对业务办理过程进行录像，记录可保存3个月以上，并能随时调取；配置了有防伪功能的点钞机，放置在无遮挡物的监控下供客户使用，有效保障了客户的资金安全。　　　　（四）金融标准实施范围和涉及领域不断扩大　　　　金融标准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金融标准实施范围和涉及领域不断扩大，包含多项专业标准，覆盖统计、货币、信贷、支付、反洗钱等多个专业领域。在各个领域中的标准有统一的标准制度，也有个性化标准制度。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制定金融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市场自主制定金融团体标准与企业标准的新型金融标准体系，基本实现了对金融部门和金融功能的全覆盖。其中，移动支付、金融IC卡、非银行支付、金融产品和服务等领域的标准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五）金融标准化工作环境持续优化　　　　人行赣州中支根据辖内金融标准化工作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并联合其他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大力度优化辖区标准化环境。　　　　1.组织保障日益增强　　　　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专门组建金融标准化专项工作组，负责活动的领导、谋划和组织，分管行级领导任组长，牵头部门负责人和联系人具体负责单位标准化的组织协调工作，为金融标准化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2.金融标准化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2018年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金融管理办法》，规范了对辖内金融机构实施金融管理。2020年制定印发了《2020年赣州市金融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使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为金融标准化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约束力，执行力打折扣　　　　在金融国家标准中绝大多数标准为国家标准，并且金融标准的数量不是固定的，每个月都会有标准被废止，又有新标准诞生。截至目前，国家标准中现行有效的推荐性金融国家标准67项、金融行业标准242项，金融标准的实施缺少强制性，导致各金融机构在标准的执行上和落实上大打折扣。标准的执行在现金、机具、银行卡受理终端等与生命财产密切相关的领域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如《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不宜流通人民币硬币》等标准中，要求金融机构在鉴别、筛选人民币纸币、硬币上面面俱到，但在实际执行中存有偏差。调查发现，柜员在筛选人民币纸币和硬币上时，由于缺少专业的测量工具和方法， 鉴别难度大，虽然机具鉴别简单快速，对于业务量多、人员密集的银行机构来说是清分的有效手段，但市场上机具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想挑选到权威、信　　　　赖度高的机具生产销售企业存在困难。加上个别鉴别标准专业术语太过深奥， 柜员无法根据相应标准甄别不宜流通人民币。此外，国家制定的不宜流通人民币是推荐性标准，没有硬性要求必须将不宜流通人民币回收，在现金紧张的情况下，存在网点将符合不宜流通人民币标准的人民币回流市场的情况。　　　　（二）标准要求成本较高，落实难度较大　　　　国家制定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支付服务点技术规范》JRT0157-2018为推荐性标准，没有作出强制性要求，但是江西省政府出台了文件，要求普惠金融服务全覆盖。以赣州市全南县为例，调查显示，全南县农村商业银行虽然在各村镇设有服务站，但精品普惠金融服务站只1个、助农服务站7个、助农服务点86个。各服务站点的硬件设备和金融服务功能都存在差异。建设一个功能齐全的金融服务站的成本非常高。如农村商业银行在南迳镇古家营村建立的精品普惠金融服务站费用为15万元，配有智慧多功能终端，可办理除现金外的所有业务，每个月需支付500元的设备运维管理费。政府没有相关投入费用的补贴政策，缺乏日常运行和设备升级换代等后续投入费用的保障机制，期间发生的费用由银行承担。7个助农服务站因设备费用太高而没有配有多功能终端，助农服务点主要设在小卖部等商户中，也有在村委会里，硬件设施配备不一，大多站点虽配备了POS机，但没有验钞机。助农服务站的主要业务是小额取现、代理转账、人民币小面额兑换、代收代缴水电费、社保卡激活等，有些有银行网点的镇上也设有服务站，造成服务站资源的浪费。同时，服务站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大多是兼职，仅经过简单的培训，业务操作技能和水平有限，因缺乏相应的考核管理办法和激励措施，商户对助农服务积极性不高，导致服务点的业务量偏少，没有充分发挥服务站的作用。在服务站人员作为业务需求者代理的情况下，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隐患。　　　　（三）缺乏统筹管理，实施放任状态　　　　1.行业金融标准不透明　　　　金融国家标准是由国家标准化主管机构批准发布的，是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各金融机构根据金融国家标准制定本机构的行业标准，商业银行标准文件由其上级行制定并统一下发，各金融机构的标准内容存在不同，且其制定的行业标准大多不透明，基层银行网点上级部门要求网点工作人员不能随意透露银行系统内所执行的标准文件，标准实施情况难以判别，因金融标准的内容不同和标准实施者的理解不同，实施标准情况存有差异。　　　　2.基层人民银行缺少管理权限　　　　基层人民银行与各银行标准化内容接触少，参与少，金融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是由其所在省的人民银行直接管理的，省级部门难以把控基层金融机构的实施情况，同时也没有授权基层人民银行管理基层金融机构金融标准的实施，因而基层人民银行只对当地法人机构金融标准的实施和落实情况进行管理和把控，其余金融机构的金融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均由其上级部门所在地的人民银行管理。　　　　3.未建立考核机制，贯彻执行标准缺乏动力　　　　金融国家标准《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GB-T32320-2015在环境设施方面要求营业网点应为客户提供卫生间和设置无障碍通道的服务。但调查发现， 银行网点的卫生间多设置在柜台内部，不对外开放，且多数银行网点门前有台阶没有设置无障碍通道，导致特殊群体客户进出银行不便。由于《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GB-T32320-2015为推荐性标准，且缺少相应的考核机制，因此相关标准内容无法有效落实。　　　　（四）缺少标准人才，存有执行障碍　　　　1.缺少标准人才　　　　基层对人才的培养标准不统一，缺少相应的人才管理机制，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缺少相应的专业人才储备，没有专业的管理部门。在100名接受调研的赣州市全南县辖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中，有57人对金融国家标准的内容有了解但对标准的具体内容不清楚；有26人不知道金融国家标准；有17人学习过金融国家标准，并对金融国家标准中的内容非常熟悉。　　　　2.存在认识误区。调查显示，赣州市全南县金融机构，除1家农村商业银行设立了科技财务部门外，其他金融机构均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在基层， 有80%的人认为金融标准工作是由科技部门负责的，然而金融标准的推广和运行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庞大的工程，需要多方协同配合。由于存在认识误区， 导致近几年来全县金融机构虽然不断开展金融知识宣传，但各金融机构在宣传时，热衷于宣传介绍本机构的金融产品，很少宣传涉及金融标准化方面的内容， 无法满足群众对其他金融产品的需要。　　　　四、相关对策与建议　　　　（一）加大约束力度，强化执行力　　　　一是制定强制性标准，增加标准约束力。2019年在中国金融科技全球峰会　　　　上，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央行正积极推动现金、机具、银行卡受理终端等方面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同时抓紧研究涉及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17 项行业标准。基于此，笔者建议提高对现金机具设备生产厂商的许可标准，提高点钞机性能，统一清分机标准，按照清分机的清分结果收付人民币纸币；给***TM机增加内置清分功能，在客户存入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时，机具可自动识别， 并不再供客户支取。二是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方式，增加支付方式多样性，开通互联网支付渠道，打通金融服务进村落户的“最后一公里”。三是跟上时代步伐，利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借助科技新技术，简化助农服务站的配置，便民利企，推进社会良性发展。同时，增加人民币纸币光密度检测和人民币纸币弯曲挺度检测的具体操作方法。　　　　（二）因地制宜制定标准，建立激励机制　　　　1.分层次制定标准　　　　省会、地市、县、乡制定不同标准，县乡采用简易标准。如离银行网点1千米内村庄不设金融服务站，或设简易的助农服务点，根据业务量大小确定简繁。　　　　2.合理配置助农服务站的硬件设施，做到物有所值，物有所用　　　　建议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商户合作，通过办理业务给予提成的形式鼓励商户为当地村民提供服务。对于已建成普惠金融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行政村，进行功能整合，优化布局；对于规模较小、业务单一的助农服务站点， 要通过重新定位加载扶贫、金融服务功能。　　　　3.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制定考核督察制度，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制定标准，利用民主测评的方式对金融服务站点进行评分，对评分高的给予奖励，鼓励银行将金融服务站所办理的业务量和提成额度挂钩，增强站点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合理而富有竞争力的激励体系。　　　　（三）增加强统筹管理，规范标准实施　　　　1.建立金融机构标准交流渠道　　　　鼓励金融机构标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备标准，给予当地人民银行对本地机构金融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利，保证金融标准的实施和落实。　　　　2.加强统筹管理　　　　建议由人总行牵头，成立专门金融标准实施机构，在分行设立金融标准化工作专门管理部门，保证标准实施大方向统一。兼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间的差　　　　异性，发挥金融标准在基层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作用。3．建立监督考核机制　　　　建议由人民银行总行牵头，成立金融标准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管理，鼓励金融机构建立内部考核监督机制，确保标准能有效实施。　　　　（四）培养标准人才，减少执行障碍　　　　人才资源对金融标准实施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培养标准人才，引进专业人才，通过加大专业知识培训力度，强化金融标准政策传递和业务培训，培养专业的金融标准人才，提升专业人员的素质。二是培养现有金融标准专业人才队伍，提高金融机构对专业人才的重视，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培训，通过培训、引进技术人才等方式提高其实践能力。三是建议人民银行会同当地金融管理部门和标准化主管部门共同开展地方金融业标准化专家库建设，建立一支既精通专业又熟悉标准化工作流程和要求的复合型专家队伍。四是清除基层对金融标准实施的认知误区，强化金融标准化政策传递和业务指导，从而更好地促进县域金融标准工作水平和效果的提升。　　　　推进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　　　　湖北省委巡视办课题组　　　　（2021年5月20日）　　　　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巡视巡察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其综合监督作用和联系群众纽带功能，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对于构建完善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湖北省委巡视办成立课题组，围绕推进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推进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的探索实践　　　　湖北省委巡视机构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的部署要求，切实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为保障和促进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有机衔接、协同协作，增强监督治理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统筹领导，推进各类监督主体同向发力。全面落实省委巡视工作主体责任，将深入推进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列为重点改革项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领导，强化省域顶层设计，出台巡视整改督查督办工作细则，明确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由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机构及省直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强化协作配合，具体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落实。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履行组织实施责任，出台深入推进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的相关意见，推进巡视巡察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统筹衔接，加强与组织、宣传、统战、审计等其他职能部门协调协作。省委巡视办先后主动与纪检监察、组织、宣传、统战、审计、财政等机关和部门建立完善协作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以巡视巡察为纽带，覆盖广泛、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格局。　　　　推进巡视巡察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同频共振。省委巡视机构与省纪委监委机关建立了7项贯通协作制度机制，形成有序衔接、互为补充、协调一致、相互支持的监督闭环。实现信息资源互通，省纪委监委向省委巡视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和信访举报等资料，为巡视明确重点、有的放矢了解情况提供参考。实现力量手段互补，每轮巡视均抽调选派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参加，　　　　增强巡视力量；在查询、询问等方面为巡视机构提供协助，必要时安排办案人员提前介入，及时搜集、固定相关证据。如，在巡视省管国企时，省纪委监委从机关和派驻纪检监察组选派熟悉国企业务的骨干编入巡视组，带着问题线索有针对性地对重点人、重点事进行深入了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现整改落实共督，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行日常监督责任，对巡视巡察发现的问题严肃督促整改，对移交的线索分类处置。　　　　推进巡视巡察与组织、宣传、统战、政法、审计、财政等职能部门监督同题共答。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省委巡视机构与组织、宣传、审计等19个部门和单位出台了贯通协作意见或办法，为形成监督合力提供制度机制保障。巡前提供“弹药”支持，在前八轮巡视中，相关单位向巡视机构提供政策文件、审计报告、信访举报等各类信息资料2929件，为巡视发现问题提供了靶向和指引。巡中集中“火力”攻坚，在前八轮巡视中，省委组织部共抽调选派党政领导干部和组工干部500余人参巡，协助查核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同时还组建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组配合省委巡视，成为巡视发现问题的重要支撑；宣传、统战、审计、财政、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等部门和单位也抽调选派大量业务骨干参加，为巡视精准发现问题提供了专业支持。巡后深化成果运用，财政、人社、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等部门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专项整治。省委组织部将巡视结果作为年度考核、干部任用的重要参考，针对巡视发现省管国企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研究出台进一步规范省管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工作的指导意见；针对巡视巡察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出台了加强和改进全省基层党建工作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推进巡视巡察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同声相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相结合，把群众路线贯穿巡视巡察工作全过程。前七轮巡视共走访调研地方和单位4375个、问卷调查31480份、个别谈话21465人次、处理来信来电来访177586件，得到群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协作联动，综合运用“报、刊、网、端、微”等载体，广镜头、多视角、深层次宣传报道巡视巡察进驻、反馈、整改等工作， 为新时代巡视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舆论支撑。出台加强和改进全省巡视巡察宣传工作指导意见，大力宣传工作动态和典型做法。　　　　二、准确把握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的总体要求　　　　巡视巡察工作要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自觉将巡视巡察监督嵌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牢牢把握巡视巡察监督权威性、融合性、深入性特点，健全完善巡视巡察与各类监督统筹衔接、协调协同机制，建立健全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机制，促进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切实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推动形成立体聚焦、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巡视巡察监督工作格局。　　　　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加强党对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工作的统一领导，实行“一盘棋”统筹推进。各级党委（党组）承担主体责任，党委　　　　（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巡视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各监督主体密切协作配合。　　　　坚持全面覆盖、权威高效。强化政治监督，着力消除监管盲区和监督空白， 将所有党组织、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纳入监督范畴，形成配置科学、权责一致、协同高效的监督网。　　　　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发现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如实报告问题、推动解决问题，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紧密结合各监督主体职能职责，准确把握政策规定，提高依规依纪依法监督水平，使巡视巡察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坚持共商共享、形成合力。以巡视巡察监督为纽带，建立健全情况通报、问题反馈、线索移交和整改督办等工作机制，实现信息互通、优势互补、成果共享，推动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攥指成拳、凝聚合力， 不断提升监督质效。　　　　三、加强与其他监督的有机衔接协同协作　　　　新时代的监督工作，必须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以政治监督为统领，着力构建“四个全覆盖”监督格局，将“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推进巡视巡察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统筹衔接。要健全完善巡视巡察机构与纪检监察机关情况通报、协作联络、人员选派、整改日常监督和成果运用协作等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做到信息、资源、力量和监督成果共享共用，推动形成监督闭环。　　　　推动巡视巡察与职能部门监督协同协作。不断健全完善与组织、宣传、统战、政法、信访、审计、财政、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等部门的协同协作机制，并强化制度执行。将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纳入巡视巡察监督内容，　　　　同步开展专项检查。相关部门要向巡视巡察机构提供政策文件、检查考核、信访举报等信息资料，选派业务骨干参巡，向巡视巡察机构提供政策咨询、资料查阅、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等协助，对巡视巡察通报、移交的问题加强整改督办，对普遍性、倾向性、突出性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强化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的沟通协作。探索巡视巡察与人大、民主监督协调互补，要注重了解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政协重点提案等的办理情况，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和问题反映，约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评议巡视巡察问题整改情况。推动巡视巡察与群众、舆论监督相互促进，探索“传统+现代信息化”手段，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坚持实行巡视巡察启动、反馈问题和整改情况公开制度；加强与新闻单位的沟通合作，广泛深入宣传巡视巡察新政策新部署新要求，注重搜集、分析、研判媒体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应关切。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健全联席会议机制，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党委（党组） 巡视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加强对贯通融合相关单位和部门具体工作的统筹协调。健全线索移交和处置机制，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处置巡视巡察移交问题线索和作风方面突出问题，组织部门负责处置巡视巡察移交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健全整改日常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关强化对巡视巡察反馈面上问题整改、移交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的日常监督；组织部门负责选人用人、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担当作为、执行换届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问题整改的日常监督；其他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问题的督查督办。健全成果共享机制，巡视巡察机构将巡视巡察反馈意见、问题清单抄送双重管理的上级主管部门，将巡视巡察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突出性问题抄送上级业务指导部门，有关上级主管部门和业务指导部门履行督查督办职责，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行业、系统专项治理。　　　　强化组织保障。各级党委（党组）强化对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工作的统一领导，要将所辖地区和单位落实贯通融合有关要求情况纳入全面从严治党和领导班子年度工作目标绩效综合考核范畴，细化考核指标，严格考核评价，强化考核运用；要严明纪律要求，对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不担当、不作为，贻误工作推进的，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研究　　　　“贵州深度贫困县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课题组　　　　1.贵州一二三产融合的意义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延伸产业链、拓宽产业幅、提升价值链，能够集聚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同时促进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观光旅游等业态有机整合，推进各产业协同发展，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在实践意义上，一是促进农民增收。通过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农民通过务工可以提高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土地、资金等入股合作社或者公司，通过入股分红增加了财产性收入。二是通过产业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联动，促进农村新业态形成，使得农村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把价值链的流通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在一二产融合方面，形成了智慧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意农业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在一三产融合方面，形成了休闲观光农业、现代农村物流、农村电商、订单农业、定制农场等新模式、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形成带动了城乡消费升级，促进了农业发展“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培养了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三是推进美丽贵州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三产融合发展有利于将贵州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有利于贵州率先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一二产融合有利于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高质量城镇经济，有利于充分利用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等外部资源优势加快本地发展，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贵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状　　　　农业发展基本情况　　　　***总shu记2015年6月考察贵州时明确指出贵州要着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贵州坚持在***总shu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重新认识山地禀赋，突出发挥资源特色。2019年贵州一产增加值达到2280.56亿元，总量排名全国第14位，稳步迈入中等农业省份行列，一批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规模步入全国前列，茶叶、辣椒、刺梨等多个山地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名列全国第一，“黔货出山”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下成为长三角、珠三角市场的一抹“新绿”，“茅台”“老干妈”等品牌享誉全球。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方面，截至2019年底，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到903家，“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等组织方式广泛运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5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26个。在农民生活水平方面，“十三五”时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5%，增幅位居全国前列，2019年突破万元，达10756元。农民收入的增收促进了农村消费能力的持续增强。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方面，2019年贵州凤冈县、江口县确认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单位。2020年贵州余庆获批“全国绿色食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　　　　一二三产融合的主要模式分析　　　　种养加销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　　　　该模式以关岭牛产业融合发展为代表。关岭牛分布在北盘江沿岸，是具有贵州地域特色的优质黄牛。关岭县围绕种、养、加、销全过程，着力“抓良种、控成本、提质量、增效益”，形成了“种草养牛、屠宰加工、冷链运输、市场运营”的闭环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是贵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在关岭牛养殖过程中，县政府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关岭牛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了国有背景的关岭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功探索了“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养殖利益联结模式。龙头企业关岭牛投资公司负责指导各乡镇平台公司组织各村成立村社一体合作社，合作社发动群众在荒山荒坡和低产农作物用地种植优质牧草，指导农户组建“五户联保”养殖小组。在市场销售方面，采取订单销售模式，关岭牛已经进入北京华联、永辉、星力、盒马生鲜等零售巨头， 并在安顺、青岛开设了专卖店。　　　　农旅融合模式　　　　近年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攻坚，农旅融合取得了一定成绩。据统计，2017年以来，累计超过100万贫困人口通过旅游扶贫受益增收。遵义市花茂村、安顺市塘约村、杭州萧山对口帮扶从江、世界银行保护传承贵州自然与文化遗产等入选《2019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贵州成功举办贵州省首届乡村旅游创客大赛，发放“乡村旅游e贷”14.3亿元，标准级以上乡村旅游村寨、客栈和三星级以上经营户超过2000家。发布了第一批6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盘州市、江口县、湄潭县等4个案例成为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案例，播州区花茂村、江口县云舍村、台江县长滩村等12个村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入选数量居全国并列第三位。农旅融合主要有以下模式：其一，推动农产品与旅游深度融合。如遵义围绕湄潭、凤岗打造的茶文化旅游，围绕“生态贵椒，香辣天下”打造的辣椒文化旅游胜地。贵阳、六盘水、兴义等地围绕“水果+乡村旅游”模式，打造的精品水果采摘、农事体验、　　　　休闲观光游，加快推进了与特色旅游、绿色餐饮、文化节日等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其二，围绕乡村人文自然风景打造的乡村旅游。如盘州妥乐依托世界古银杏之乡打造的银杏观光游，农户通过乡村旅舍、农家乐等形式深度融入，农民切实受益，加快推动了农村发展。其三，运动康养健身与乡村旅游融合，开展乡村主题旅游。中国唯一的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永久会址与举办地兴义将运动与乡村旅游融合，徒步游、山地运动、水上运动正在兴义流行。　　　　大数据与农业融合模式　　　　相关研究显示：2019年贵州省大数据与一产融合方面，畜牧业和农产品种植业的融合水平相对较高，融合进程整体处于初中级阶段。物联网普及、区块链技术开始应用、产品全过程质量追溯、电子商务应用是农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与着力点。在大数据、区块链应用方面，贵州自留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掌上自留地”项目，采用大数据技术建设了农产品种植物联网监控平台、溯源平台、电子商务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依据订单安排生产，实现了以销定产，有产必销。贵州正安县的贵州省初景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对林下半亩鸡（鸡的活动范围为半亩林地）实行实时监控， 上海消费者能够通过软件观看鸡的喂养、活动、运输、屠宰过程。　　　　3.贵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层次较低　　　　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贵州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总体上还处于中级阶段，农村各产业之间融合度不高、融合水平较低，产业间互联互通性不强，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不充分，同质竞争、恶性竞争较多。其一，利益联结覆盖面不广，合作形式较为单一。贵州省村社一体合作社大部分已经建立“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模式，但农户参与进来的比例不高，利益联结覆盖面不广。其二，农业与二、三次产业融合程度较低，农产品加工、农旅融合尚处于初级阶段，融合发展主体对产业链延伸的理解和认识大多停留在农产品加工上， 在文化传承、乡土风俗、民族风情等要素的融合上不够，高品位、多样化、特色化发展不足。特别是乡村旅游中，未将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挖掘、开发出来， 大多数旅游商品来自义乌小商品市场，未形成贵州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单一，发展不充分　　　　***总shu记指出要突出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经营主体发展。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不强、发展不充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龙头企业实力不强，数量较少，带动作用不明显。国家级和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相对较少，2019年底新认定的299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贵州仅仅10家企业入选，贵州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总量为到37家。而山东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共83家企业入选，是我省的2.24倍。我省龙头企业除茅台、老干妈享誉全球外，其他都较弱。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仍处于“小、散、低、全”的初级阶段，技术水平较低、创新能力不够强，产品档次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产业链条不完整。　　　　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经营实力较弱，小、弱、散问题仍然突出。虽然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上来了，截至2020年10月底，贵州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6.49万家，但整体经营实力较弱、正常运转的农民合作社占比少（约占54.6%）、“空壳社”仍然存在（约占45.4%）、内部财务管理不规范、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一线人才缺乏、带动能力不够强等问题依然突出。还有部分合作社没有探索好发展模式，“僵尸合作社”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规模小、政策支持力度较低、参与融合能力较差。2019年贵州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为361个，同期四川省第五批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为815家，是贵州的2.26倍。同时，四川、山东、湖南等地专门出台了农场培育扶持方案，贵州在政策支持上仍然滞后。　　　　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在贵州安顺调研时，有关部门同志指出当前贵州省农业产业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初加工产品同质化严重，精深加工产品缺少。如茶产业上，都匀毛尖、遵义绿茶都比较有名，安顺也是绿茶，同质化严重。贵州正安差异化发展白茶， 但是没有发展精深加工，白茶大部分都是以茶青形式卖给了浙江茶商。调研时有同志反映“由于正安县精深加工厂不多，大部分茶青都被浙江老板收购到浙江加工，钱都被浙江老板赚走了”。乡村旅游上，像遵义茶海之心、六盘水妥乐银杏、万峰林民宿这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较少，大多数同质化严重。实际上， 同质化现象不仅仅是贵州产业融合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我国产业融合中存在的问题。相关报告显示“中国农业同质化程度非常高，种养方法基本上没有差异，部分人只能靠品牌赚钱，否则只有比拼价格”。　　　　产业融合资源要素保障程度较低　　　　推进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不足，已成为突出　　　　制约因素。　　　　第一，土地供给有限。贵州作为喀斯特地区，92%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喀斯特面积占全省面积的61.9%，土地供给受到自然限制。由于贵州农业用地的稀缺属性，土地流转租金高，制约了土地流转，土地难以向产业融合的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土地管理政策红线的实施，也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设施用地、产品加工和仓储用地等带来了困难。　　　　第二，资金筹措难。因受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疫情的大环境影响，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第三，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农村生产人员大多数为年长人员，新型职业农民总量低、青年后备力量较弱、文化程度较低；县乡一级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急需的人才短缺，经营管理型、社会服务型等人才严重不足。　　　　4.促进贵州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重视贵州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提升产业融合发展程度　　　　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一产是基础，二、三产是切入点和突破口。　　　　第一，要发展好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够提高农产品档次和质量，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民收入。在原产地开办加工业，能将产业链上的附加值尽可能地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第二，要促进农旅深度融合。农旅融合要抓住“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这一核心，因地制宜既发展好第一产业，又发展好乡村旅游业，利用贵州山水资源优势，以“吃住游玩购娱”为基本功能，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引导发展观光旅游、运动休闲、养生养老、农事体验等业态，实现旅游业与特色种养殖、加工流通业、餐饮服务业、文化产业等产业的交叉深度融合。　　　　第三，要实现大数据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在生产上，运用大数据实现生产全程监控，完善农产品追溯体系，做好农业个性化定制服务。在销售上，更好利用电商渠道进行销售，开拓直接营销渠道，推进农产品直销规模化、标准化、网络化开发，不断完善新业态、新模式。　　　　第四，要挖掘贵州文化元素，使产业融合充分利用贵州优势、体现贵州特色，要深入挖掘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将其融入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健康养生、文化节庆之中，凸显贵州产业融合的独特性，减少趋同现象。　　　　加强农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多元化培育　　　　“春江水暖鸭先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产业融合具有较强敏感性，是　　　　产业融合的先行者。　　　　第一，要通过政策支持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培育。不断创新经营机制，不断完善合作社、家庭农村监管、决策等机制， 建立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机制。　　　　第二，要充分发挥好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的引领作用，积极发展金融服务、物流流通、电子商务、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模式、新业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区域性的联合社，为广大农民合作社提供综合性服务，在联合社层面强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第三，注重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及社办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通过入股、土地流转、务工等形式建立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　　　　提升贵州农产品品牌，突出产品差异性　　　　贵州农业产业发展对农业领域品牌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鼓励企业和生产地重视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把食品安全放在品牌建设的首要位置，主攻安全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在生产管理服务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第二，有序构建“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体系，促进行业质量和效率提升。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激励等多种方式调动企业开发认证“三品”的积极性。　　　　第三，大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产品竞争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有影响力的贵州知名品牌。　　　　第四，要加强品牌保护，举办有关知识产权和品牌知识讲座，提高生产者的品牌保护意识。　　　　第五，要做好贵州品牌推广活动。通过召开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多种形式的特色品牌推介会，推动贵州优质特色品牌产品进超市、进社区。　　　　加强要素保障　　　　第一，多举措加强土地使用效率。针对企业多次提出来的设施用地受限问题，建议适当提高设施用地规模，将有利于产业融合发展的仓储物流、休闲观光等项目用地纳入设施用地上来。针对土地流转费用高、流转周期短等问题， 建议参照浙江模式设立土地流转专门服务机构，制定相关制度奖励土地长期流转，制定全省统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文本格式。　　　　第二，加大农村产业融合配套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支持产地产业路、水渠、喷灌设施建设，支持冷链物流建设，特别是农产品产地预冷、保鲜加工、冷链设施车辆及冷库建设。　　　　第三，创新方式解决融资难题。通过探索农村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以土地经营权等参股龙头企业等方式来进行融资。　　　　第四，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政府应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需求，提供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市场营销能力、家政服务、在职学历教育等方面的培训。探索贵州省职业农民资格制度，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 实现农民身份转变为职业农民。　　　　　　　　　　　　　　　　　　　　小“规约”撬动大“治理”　　　　邯郸以“两约”为抓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邯郸市委研究室、邯郸市民政局联合调研组　　　　2020年以来，河北省邯郸市把推进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以下简称“两约”） 制定修订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具体实践，积极探索以制定和完善“两约”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邯郸模式”。截至2020年6 月底，全市5722个村（社区）均制定修订了契合“三治”、百姓认可、务实有效的“两约”，在全省率先实现全覆盖，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一、小切口大治理：制定修订“两约”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抓　　　　手　　　　制定修订“两约”既是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的重要内容，又　　　　是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的重要途径。　　　　“两约”制定修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客观要求。民政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省委、省政府两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若干措施》，省民政厅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全省“两约” 制定修订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两约”制定修订是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2019年前，邯郸市有116个村没有村规民约，28个居委会没有居民公约。40%的村制定的村规民约内容落后于时代。多数村普遍存在有“约”无“束”现象，致使短“事” 拖“长”，“小事”拖“大”，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两约”制定修订是建设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城市的有效抓手。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日渐增多。制定修订“两约”，对于在全社会加快营造婚丧嫁娶新风、孝悌和睦家风、文明和谐乡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抓实“四个一”：确保“两约”务实管用　　　　一把手抓部署，强势推进。市委、市政府将“两约”制定修订工作列入市、县两级党委政府重点工作清单，主要负责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市民政部门积极履行牵头单位职责，协调市委组织部、政法委、文明办等齐抓共管。　　　　市、县、乡三级均成立“两约”制定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推进方案，加强指导、督促和检查。全市形成上下一盘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一条心抓修订，广聚民智。全市累计发动60余万名村（居）民参与制定修订工作，充分体现了村（居）民的“主人翁”地位。完善后的新“两约”涵盖六大类：在规范日常行为方面，突出爱党爱国爱集体；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 突出维护公序良俗；在保障群众权益方面，突出男女平等，依法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调解群众纠纷方面，突出遇事多商量；在引导民风民俗方面，突出孝老爱亲，推进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在约束措施方面，突出对违反“两约”惩戒措施。“两约”注重因地制宜，基本实现了“一村（居）一约、一约一特色”。　　　　一股劲抓落实，确保有效。建立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制，全市成立5个指导组， 由县级领导带队深入各县（市、区）乡镇、村（社区）现场督促指导。让群众代表和村（居）民事务理事会等群众组织参与到“两约”的宣传、执行、监督中，使之内化为村（居）民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依靠舆论和道德力量促进“两约”执行，对模范遵规守约的，给予表彰奖励；对违反规约的，及时予以批评教育。　　　　一盘棋抓宣传，培树典型。在市级层面，市民政局将60例优秀“两约”辑印成册供全市学习借鉴，在省民政厅评选的全省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100篇中邯郸市占15篇。在县乡层面，积极开展“星级农户”“文明家庭”“最美婆婆　　　　（媳妇）”等评选活动，表彰先进。肥乡区制定了红白事操作标准，树立“零彩礼”典型1000多例，移风易俗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在村（社区）级层面，对全村（社区）涌现出来的关心集体、孝敬父母、诚信守法等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在“上墙榜”进行宣传，用身边人、身边事推进乡村德治。　　　　三、新“两约”：“约”出基层治理新面貌　　　　“两约”的制定修订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上已经发挥出推进作用，收到了明显成效。　　　　“约”出了新秩序。通过“两约”制定修订执行，使村（社区）有规可依、有约可循，秩序更加井然。村（居）民遵纪守法意识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得到有效保障。2020年以来，信访稳定“三无村”（无到非接待场所有关人员、无到县及以上上访、无刑事案件）达2092个，较上年明显增加。重访积案化解　　　　息诉5920件。“网格员+民调员”调解机制调解各类民间矛盾纠纷116028件，调解成功率98%以上。　　　　“约”出了新风尚。通过“两约”制定修订执行，城乡居民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少了矛盾、多了和谐，新风尚初步形成。肥乡区后营村路俊玲18年用爱唤醒植物人丈夫，河北省妇联、肥乡区妇联等部门授予她“孝亲敬老好媳妇” “感动肥乡我身边的好母亲”等多个荣誉称号，起到了示范效应。肥乡区9.88 万户家庭签订了移风易俗承诺书，移风易俗工作入选全国乡村治理20个典型案例，其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约”出了新环境。通过“两约”制定修订执行，村（居）民集体意识得到增强，积极参加本村（社区）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有了明显改观。农村垃圾处理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改厕完成18.66万座，实施“双代”工程90万余户，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全面完成。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中邯郸市为综合考核优秀市，肥乡区、峰峰矿区、复兴区、邱县、成安县位居综合考核前30名县（市、区）之列。其中，肥乡区连续两年位居第一，作为全省唯一代表被授予“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激励县（区）”。　　　　“约”出了新动能。通过“两约”制定修订执行，农村（社区）群众干事创业激情得到激发，促进了乡村振兴、经济发展。2020年前三季度，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全市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2%和6%。全市启动改造10个城中村，完成改造319个老旧小区。农村剩余3335 名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全市建设省级特色小镇7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6 个，美丽乡村310个。邯郸市被评为“全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先进单位”。　　　　“约”出了新格局。通过“两约”制定修订执行，促进了基层民主和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建设。党员干部带头遵守“两约”，主动服务群众的意识不断增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两约”规范了农村红白理事会，保证了红白理事会建与管并重，增强了广大村（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培养了群众自治精神，培育了城乡发展动力，提升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　　　　新时代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若干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东、马京鹏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总shu记特别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1]党史宣传教育必须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才能准确把握和突出重点，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引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一、党史工作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党史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入研究、全面宣传党的历史，才能更好发挥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做好新时代的党史工作，对于运用党的历史经验和总结党的创新经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强化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一）把党的历史作为最好的清醒剂，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毛泽东同志曾强调：“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2]邓小平同志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3]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是能够正确对待历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探索和奋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这是制度和理论的创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发展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础。　　　　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正如***总shu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　　　　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4]。党的百年历史坚定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自信。学习好、宣传好党的光辉历史，有助于增进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直面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在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中，不断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党的宝贵经验中凝聚力量继续奋进。　　　　（二）把党的历史作为最好的营养剂，不断从中汲取推进“四个伟大”的智慧和力量　　　　党史和新中国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回顾走过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规律和大势，团结一心去实现宏伟目标。***总shu记强调：“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 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5]党的百年奋斗史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为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从新的实践发展需要出发，形成了一系列新布局、新方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汇聚了伟大奋斗历程中的总结反思和自我完善的智慧，为激励全党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供了强大指引。　　　　（三）把党的历史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汇聚人民伟力、创造历史伟业　　　　***总shu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6]这是对建党以来历史成功经验的总结，更是对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总结。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7]。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百年历史表明，只有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就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和敌人。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依靠　　　　人民群众走过了万里长征、取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2020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面对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战略成果，同时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夺取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铸就了新时代的伟大抗疫精神，使之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从新时代的文献中准确把握党史宣传教育的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shu记围绕“四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做好新时代的党史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党史宣传教育必须要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取得新成果、迈上新台阶。　　　　（一）牢牢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从伟大历程和光辉业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　　　　一部百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懈奋斗史，也是一部伟大的自身建设史和辉煌的理论创新史。***总shu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起来说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煌，其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也世所罕见。”　　　　深刻理解这部“不懈奋斗史”，科学把握其中的主题主线，才能正确认识百年历程的主流和本质，才能认清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才能正确看待党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并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从百年党史中受到教育、获得启发，使我们形成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动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继续奋斗。　　　　（二）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学习宣传党的历　　　　史　　　　历史、现实和未来一脉相承。只有了解昨天的奋斗，才能更好完成今天的　　　　任务，承担明天的使命，更好地走向未来。新时代加强党史的宣传教育，必须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总结好运用好党的历史经验，用伟大成就激励人， 用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历史教训警示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 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进行了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在党史上书写着新时代的伟大篇章。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党史的学习宣传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正在做的事情，要联系现实、服务现实， 持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从党的奋斗史中汲取起而行之的力量，在解决问题、破解难题中发挥党史的重要作用。　　　　（三）毫不动摇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引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科学对待党的历史，必须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在这方面，新时代的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要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定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进行了艰辛探索。这样的使命和任务是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难免会遭受挫折、出现失误，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正义的事业必然会取得最终胜利。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误并不可怕，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能够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奋力前行，找到正确的道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身建设。党史上的两个《历史决议》就是最生动有力的证明。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构成了新中国成长发展壮大的完整历史。***总shu记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9]609。这一重要论述， 为辩证看待两个历史时期提供了根本指引，是做好新时代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正确认识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毫不动摇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讲好改革开放的历史，对于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不移投身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　　　　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段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国内和境外一些人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 歪曲我们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历史虚无主义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往往带着学术的伪装来混淆历史的支流和主流、现象和本质，迷惑那些对党史没有深入了解的人。***总shu记深刻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9]609对此，必须从政治高度认识这一问题的实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捍卫党的历史，是新时代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必须站在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战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攻克这个重大课题。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 最根本的就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这一科学理论的宣传阐释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战略性、基础性党史项目研究，把结论建立在准确翔实的史料运用和深入浅出的分析基础上，提升研究的针对性，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抢占制高点，打好主动战，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绝不给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留下空间。　　　　三、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着力点　　　　党史工作服务大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党的光辉历史教育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在党史的宣传教育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党史宣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党史宣传的内容和重点不够突出，与现实结合的还不够紧密；宣传对象的层次划分不够明确和细化，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党史宣传还需进一步探索。一些红色教育基地的宣讲内容对史实把握不够准确，有的教育培训体验感欠缺，形式大于内容等，这些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教育效果。再比如，一些高校对党史教育还存在模糊认识， 有的教师对错误思潮的影响不够重视，甚至用西方史学框架去解读党史。思维最活跃的大学生群体在海量化、碎片化信息的冲击下，缺乏对错误思想的辨别能力。这些都使高校的党史教育面临意识形态风险。此外，高校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也比较模糊；从事党史专业教学的师资力量有弱化趋势，党史专业招生规模相对偏小，毕业生培养与现实需要不完全适应。　　　　从存在的主要问题看，党史的宣传教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为此，必须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系统思维，既要学习好、阐释好党的历史，又要宣传好、普及好党的历史，不仅要全面覆盖，还要突出重点；既立足中国现实，又放眼世界大势，既要体现党带领人民在不懈奋斗中取得的光辉成就，又要展现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历史方向。　　　　（一）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增强党史宣传的针对性　　　　宣传普及好党的历史，必须要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正确导向，在自觉抵制错误思潮中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党史宣传要注重用事实说理，把深奥的理论讲鲜活，扩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影响力，向全社会传递正能量。加强新时代的党史宣传，要以回应关注热点为切入，在创新上下功夫，把过去的历史讲清楚，把新时代的故事讲透彻，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一是要突出宣传重点，创新话语方式。***总shu记指出：“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10]这为信息化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史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在融媒体时代，党史宣传的对象也要有所区分，不能用单一模式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这其中要特别重视与互联网接触最紧密的青少年群体。针对不同的受众特点，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必须加强传播手段创新和话语方式创新。这就需要在加强新媒体建设基础上，更加注重发展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信息服务， 推动党史宣传进入各类用户终端。此外，宣传话语方式创新的关键就是让理论研究成果“通俗化”，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讲出来。宣传内容只有大众化，才能有生命力。要加强对党史类文艺作品的史实审核和把关，树立“精品意识”，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把真实的历史宣传到群众中间，用真理的力量打动人，让历史、理论和文化“活起来”。　　　　二是要讲出问题意识，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总shu记深刻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 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 推动理论创新。”[11]225党史宣传要突出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只有以回应社会关注为切入口，才能真正体现党史宣传效果的创新。此外，党史宣传特别要　　　　注意把握好正确舆论导向。这是涉及宣传方向的大问题，需要发挥好宣传思想战线的合力，进一步加强党史研究和宣传队伍的能力建设，特别是政治能力和专业能力建设。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党的创新理论真懂真信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论”。　　　　三是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故事。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的时代。***总shu记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12]，“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13]。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必须要有时代意识，善于用平凡故事讲出伟大思想和伟大精神。要有“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用身边事印证天下事”的宣传本领， 就像列宁所说：“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14]。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必须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条主线，立足于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崇高使命和奋斗目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阐述新时代，把理论和概念具体化， 以春风化雨的方式融入人民群众的意识之中，从而使信仰建立在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基础之上而更加坚定。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家才有力量[13]。　　　　（二）深度挖掘党史育人功能，抓好青少年群体的爱党爱国教育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总shu记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15]青年群体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用什么历史教育青年，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党史工作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青少年阶段是人一生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发挥好党史的育人功能，要从青少年抓起。在党史知识普及方面，要根据这一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把重点放在了解党的基本知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上。比如， 由权威机构的党史专家学者编写的《青少年学习中共党史丛书》，就是一部写给青少年的党史读物，立足从大事着眼、小事入手，用生动的语言来描写重要的细节，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很　　　　多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征。针对这一实际，必须要主动转变观念，让新媒体新技术成为传播党的历史、共和国历程和领袖故事的重要载体。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量投入，创新手段，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努力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为网络空间注入新时代的奋斗力量。　　　　当代大学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总shu记指出：“现在算起来，在校高校学生大概就处在第三代、第四代这个范围， 以后还有第五代、第六代以及十几代、几十代人的问题。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我们不能输，也输不起。”[11]225高校的党史教学首先要把握政治属性，要正本清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在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基础上，坚定“四个自信”。党史教学要增强时代感，善于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的疑惑就是党史课要讲清楚的重点，要通过解答具体疑问来引导深入思考，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要讲清楚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要把史实问题说明白，把理论问题讲透彻，教育引导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辩证、客观地看待和评价党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和本质，克服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提高对错误思潮的识别能力和斗争能力。正如***总shu记所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17]此外，党史教学还应注重讲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谱系， 阐明其中蕴含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人民立场和道德品格，激发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使党的历史深入人心、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要加强党史学科建设，探索让中共党史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相比较，最大的区别在于“为了谁、依靠谁”。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史学习教育的持久性，因此必须要将党史学科发展摆在一个应有的高度。从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来看，可考虑将该学科单列，调整为法学门类下的独立一级学科，也可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 探索在个别重点高校以试点形式设立中共党史学院。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就是大力加强党史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储备。这方面可首先考虑利用好中央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个高端平台，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对党史专业教师培养的推动作用。其次是探索高校、党史部门、党校、社科院、干部学院及相关科研院所等在培养党史研究教学高层次人才方面发挥合力。最后是逐步增加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规模，并在课题申报、访学、深造、就业指导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四、结语　　　　2021年2月20日，***总shu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18]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百年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做好新时代的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不仅是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的需要，更会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国存史、为党立言、为新时代立传，是党史工作的使命所在。新时代开启了新的伟大征程，党史工作必须适应新时代需要，开创新局面、展现新作为，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续谱写好党的历史新篇章，讲述好党的故事， 传播好党的声音。　　　　以产业兴旺助力镇域经济腾飞　　　　许昌市第35期县级干部进修班第三调研组　　　　（2021年5月20日）　　　　鄢陵县马栏镇历史悠久，因三国时期曹操在此屯兵牧马而得名。北宋时期， 马栏是京畿四大重镇之一，曾有过“商贾云集，八方争凑”的繁荣鼎盛。当前马栏镇既是一个农业大镇，又是一个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型乡镇， 是省政府命名的第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全国最大的棉短绒加工销售集散地。近日，许昌市第35期县级干部进修班第三调研组全体学员，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镇域产业发展，采取召开座谈会、现场调研、查阅资料等多种方式， 深入马栏镇进行了为期3天的蹲点调研，为该镇镇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一、马栏镇基本情况　　　　马栏镇位于鄢陵县城南5公里处，辖50个社区，9.2万人，总面积8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9万亩。该镇共有基层党组织61个，党员2812人。镇域内有兴国寺塔、曹操议事台、蝎子岗遗址、乐陵汉墓群、陈德馨藏书楼等古迹，具有丰富的人文景观。马栏区位优势明显，311国道、盐洛高速公路、郑合高铁、三洋铁路横穿东西，230国道、鄢望路、乐仓路纵贯南北。该镇是河南省政府命名的中州名镇、第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河南省小企业创业基地、河南省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以农副产品加工、板材加工、纺织服饰、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型乡镇。近年来，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部署，马栏镇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立足实际，整合资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培养，推进现代农业、美丽乡村加快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阶段性成效。该镇先后获得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乡镇、河南省文明村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第一批“美丽小镇”等称号。　　　　二、存在问题　　　　从总的调研情况来看，马栏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工作措施有力有效，乡村振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客观来讲，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仍然存在，现有企业经营缺少活力和持久　　　　性，企业仍未走出困境，经济效益下降，缺少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撑能力强的大项目少，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二是镇域经济基础还有待巩固。村集体经济尽管实现了“清零”，但还存在经济规模小、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服务群众的能力受到限制，教育、卫生、文化服务供给等离群众期望还有差距。三是人居环境改善距美丽乡村标准仍有一定差距。通过集中整治，全镇镇域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但距离美丽乡村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四是专业人才队伍匮乏。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振兴深入推进。　　　　三、几点建议　　　　镇域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基础和支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镇域经济发展对于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围绕产业兴旺，助力镇域经济腾飞，第三调研组认为马栏镇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突出抓好项目建设。实施项目带动，扎实推进振德医疗、沃丰德生物科技、311国道改线、新时代精英学校等10余个重点项目开工投产。成立项目攻坚指挥部，开展“项目攻坚年”活动，强化领导，专班推进，实行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抓到底。将汩罗江改道、宇洁再生资源、万农农博城、沃丰德生物科技、311国道改线、新时代精英学校、童星大咖秀、腾飞地产、振德医疗产业园等10余个重点项目全部纳入攻坚范围，建立台账清单，明确完成时限，加压负重，倒排工期，推动项目提速、提质、提效，确保以项目突破带动发展全局。　　　　二是注重培育主导产业。结合马栏镇实际，依托镇区区位优势，引导周边娄家、南郑庄等8个社区发展康养、医疗、花木等特色产业。抓好镇敬老院改造提升工作，新增床位200张、电视90台。积极推进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工作， 已建成的娄家、东章甫、高庄、梁老、马栏、支家等6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尽快招人入住，姜庄、议台两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加快建设进度，确保6月底完工， 力争全镇50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024年实现全覆盖。在镇域西部高铁片区7个社区，大力发展物流“三产”项目，重点打造河北冀物物流园项目；围绕振德医用敷料产业园，打造以后纸坊社区同舟纺织、锦润棉纺织等企业为主的棉纺产业集群，加快生产技术创新，实现增值增效。　　　　三是加快推进城乡融合。抢抓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县城新型城镇　　　　化示范县”两大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力争更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现入市交易。落实村集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深入实施村集体经济“消薄”行动，实现全镇50个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均在6万元以上。积极运用“三变改革、五大合作”发展模式，抢抓与中民乡邻公司合作的大好机遇，实施好东章甫、崔马、康王庙等社区集体经济试点项目，努力打造一批集体经济发展示范村、明星村。　　　　四是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马栏镇耕地10余万亩，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生产方式相对粗放、现代要素不够集聚、绿色发展水平仍然不高。要激发农村发展潜力，积极推广西庄社区羊肚菌种植基地“公司+社区+农户”生产模式，帮助解决特色种植中存在的土地流转、资金缺乏、技术不高等问题，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延伸产品仓储加工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连片或“一村一品” 特色种植基地，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不断推进全镇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水平，不断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丰收。　　　　五是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强力推进国土绿化提升，尽快完成花木老区改造提升8000亩，新增花木种植突破3000亩，初步形成景观效应。加快完善镇、村农村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积极倡导绿色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以地方红色资源为载体 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宜宾市委党校、市委党校课题组　　　　（2021年5月21日）　　　　宜宾是一个红色资源丰富、党史文化厚重、革命先辈辈出的地方。在全市上下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的背景下，用好宜宾红色资源，积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然而当前在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上还面临一些困境，如对红色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够、利用形式较单一、社会效益未充分发挥等，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完善，进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加大利用程度，深化党史地域性学习素材。一是积极借鉴广东茂名市电白区党史教育基地事务中心、湖南省委党校红色资源开发研究所的做法经验，成立宜宾地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协调机构，发挥其对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统筹协调和督导开发作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红色文化提档升级。二是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严把学习宜宾地域性党史素材的质量关，提升党史学习教育质效。三是持续做大培优宜宾现有的特色红色资源和品牌，将赵一曼纪念馆、朱德旧居、李硕勋纪念馆等打造成宜宾红色精品和特色品牌。加大对刘华、郑佑之、梁伯隆、金燧等红色资源的挖掘开发力度和深度，提升影响力。　　　　丰富宣传教育方式，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氛围。一是加大地方红色资源宣传力度，精准投放宜宾特色红色资源宣传片，激发受众学习主动性。二是丰富线下教育方式和手段，全域规划党史学习教育红色资源精品线路，并引入新兴技术和设备，提升红色历史“鲜活”度，使受众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三是积极拓宽线上宣传渠道，充分利用各类新媒体开展线上学习教育，积极搭建　　　　宣传教育载体和平台。士　　　　利用“红色资源+”，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利用宜宾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把五粮液、双城建设、长江生态第一城等绿色资源作为宜宾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延伸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推动“红色资源+”经济　　　　社会发展实践，构建“教育+发展”的大格局，提升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附加值”。二是要发挥地方红色资源辐射带动作用，打造“红色资源”+“绿色资源”产业区域集群。如推动南溪区“朱德故居+月亮湾”、高县“李硕勋纪念馆+大　　　　雁岭”等进行统筹设计、对接融合，走出一条“红色体验”和“绿色旅游”的　　　　融合发展之路。　　　　加快赵一曼学院建设，培育打造干教红色品牌。一是加快市区共建赵一曼学院力度。明确学院发展定位，积极打造成为弘扬革命信念与爱国奋斗精神的教育基地，为党性锤炼、研究地方党史文化等提供新平台。同时通过整合区域内的红色资源、李庄文化抗战资源、三江新区新兴产业园区、宜宾特色产业（白酒、竹、茶）示范基地资源等多种干教资源，努力将学院办成一所具有自身品牌特色、较强区域影响力、助力革命老区创新发展的干部教育培训学院。二是通过创新体验式、情景式、观摩式、互动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大规模开展各类干部培训，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创新打造党员干部培训“红色熔炉”，让红色资源转化为党员干部的内生动力，从而为宜宾今年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和加快建成成渝地区经济副中心贡献智慧力量。　　　　　　　　来自：头条号 如来写作网，QQ3231169，加入我们会员群，海量优质材料和PPT课件。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研报告　　　　张家界市委党校第64期处干班学员 李本周　　　　（2021年5月13日）　　　　近几年来，我市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 严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突破口，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着力点，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为根本动力，着力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村文明进步、农民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全市农业增加值达63．3亿元，同比增长3.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56元，同比增长10.5%，夯实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十四五”规划起步的基础。　　　　一、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市全力抓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但是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全市水稻耕种收机械化率为61.71%，油菜综合机械化率33.9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部分山区村建设的少数20吨以下的村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因人口分布太散，建设水池众多，水质保障难度较大。二是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虽在不断增加，但总体规模偏小、产业链条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 辐射带动力不大，农业产业化进程仍需进一步加快。此外，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薄弱，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培育和培训力度不够，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思维意识不强，发展的大局观念不强，发展的长远眼光不足，沿用“见子打子”“单兵作战”的传统方式，不适应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缺乏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参与市场竞争力不强。三是农村技能人才缺乏。基层农技人员技术力量薄弱，专业人员队伍年龄老化。乡贤群体流失，鼓励人才下乡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难题。四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城乡二元结构还比较明显，预计今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13元，远远落后于长株潭地区。五是乡风文明建设有待加强。部分村民的自治意识、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强，没有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意识。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娱乐活动单一、　　　　文化阵地建设滞后、示范带动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还有不小差距。　　　　二、实施乡村战略的思考　　　　笔者认为，我市下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紧紧围绕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和总要求，认真按照省委的具体部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坚持不懈地抓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确保取得实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 要做到发展思路上的“五个围绕”和“五个聚焦”。　　　　围绕“产业兴旺”要求，聚焦产业融合提质。以农业现代化“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围绕“生态宜居”要求，聚焦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生态优美的乡村环境，着力推进全域旅游。　　　　围绕“乡风文明”要求，聚焦文化引领战略。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围绕“治理有效”要求，聚焦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提升乡村德治水平，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围绕“生活富裕”要求，聚焦幸福指数提升。强化科技支撑，强化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推进人才引进行动，精心组织开展“引家乡人、建家乡业”，通过加强产业建设，辐射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增强农业农村活力，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以农业标准化引领农业现代化 全面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　　　　湖北省农业标准化发展现状及建议湖北省市场监管局调研组　　　　（2021年5月17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强化绿色导向、标准引领和质量安全监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湖北省委一号文件都对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进行了部署。农业标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没有农业标准化就不会有农业现代化。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围绕农业标准化引领农业现代化、全面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专题调研。　　　　一、农业标准化在引领农业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出台《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创新的意见》，成立38个成员单位的省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 在农业标准化方面出台系列政策，有力推动了农业标准化的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了农业标准体系。湖北省农业标准从早期单一的农作物生产类标准逐步向涵盖产前、产中、产后的标准体系拓展完善，着力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多层次的具有湖北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标准体系。截至2020年底， 全省现行有效农业地方标准达637项，约占省级地方标准总数的51%。潜江小龙虾产业，从虾稻种养标准化延伸到产品加工、餐饮服务、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全产业链标准化，推进了农业产业链延伸和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了产业做大做强，2020年潜江虾稻产业综合产值达到420亿元。　　　　（二）进一步凸显了基础支撑地位。各地始终把标准化工作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来抓，广泛开展标准宣贯、标准化人才培训、对标达标活动，推动农业标准落地生根。“十三五”期间，全省开展农业标准宣贯4万人次，制修订农业标准400余项，不断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随县香菇、木耳产业深加工产品出口面临标准壁垒，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派出专家团队，推动制定发布团体标准，产品成功进军国际市场。目前随县有120多个香菇专业村、85家香菇种植合作社，30余万人从事香菇产业，产品外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产值近200亿元。咸宁在“一带一路”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上发布赤壁青砖茶系列团体标准，以标准为国际化纽带，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进一步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截至2020年底，全省共创建国家级农业农村标准化试点示范区132个，省级农业农村标准化试点示范区165个，覆盖到全省大多数县市（区），较好实现了“创一个试点、建一个体系、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蕲春蕲艾标准化示范区实施6年来，蕲艾种植面积达1.06万公顷，涉艾企业2000多家，产品畅销9个国家、32个省市，年综合产值达40亿元， 品牌价值达80多亿元。　　　　（四）进一步提高了产业质量效益。通过农业标准化的实施，降低了成本，强化了管理，培育了品牌，提高了农业质量效益。鄂州梁子湖区生态农业协会通过推广标准化种植减少了大量劳动力，葡萄的种植成本由过去3560元/单位面积减少到1000元/单位面积。同时，可以精确控制一串葡萄约多少颗、多少克、多少叶，实现大数据指导下的标准化种植和管理。随州马铃薯通过标准化种植由过去单位面积产量1000公斤提高到4000公斤，远高于全国1100公斤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荆门国宝桥米以地理标志产品为切入点，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2020 年加工大米63.73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4.61亿元，“国宝”品牌在中国品牌评价中的价值达到14.75亿元。恩施小土豆通过标准化种植，培育恩施小土豆品牌， 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1/3，2020年收购价由每公斤1元提高到2元。　　　　（五）进一步守护了产品质量安全。以标准化为纽带，通过全产业链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质量可控。咸宁实施农产品“一码通”，消费者通过扫描农产品上方的二维码标签可了解所购产品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生产产地、农残检测等基本信息，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潜江建立全国首个虾-稻产业大数据中心，16个小龙虾质量安全可追溯中心和1个中心监控平台。正大食品（襄阳）有限公司严格食品安全质量控制体系，猪肉从屠宰到加工全过程风险均处于受控状态，食品质量达到欧盟标准。　　　　二、农业标准化与农业现代化仍然不相适应　　　　（一）农业标准化的重视程度与现代农业的内涵不相适应　　　　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耕种文化根深蒂固，对农业标准化工作认识不够。调研组随机走访发现，农业从业者大都对农业标准化不了解。咸宁慈口蜜橘，长在富水水库边，口感可与秭归蜜橘媲美，但由于没有实行标准化种植，果品大小不一、外观参差不齐、品质不稳定等原因， 仍然“身处深山无人知”，这种情况在湖北省农产品中还不少。二是在组织领导上，制度设计、资金投入、人才培养、部门合力都还有待加强。省级每年标　　　　准化专项经费仅1700余万元，有的市州每年用于农业标准化的经费才十几万元。调研中有农业专家说，“现在农业技术人员最不值钱”。咸宁市农业部门调查显示，全市农业技术人员收入年均2.9万元。鄂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农业标准化工作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矛盾还比较突出。三是在实践工作中，农业项目需要长期培育。黄冈农科院专家说“农业标准是十年磨一剑”，制定《黄州萝卜良种繁育技术规程》，从育种到选育、从亲本选择到杂交选择再到稳定的Fn代，前后经过长达7年十余次试验。标准研制“周期长、回报慢”，科研机构不愿干、市场主体不会干的现象还比较突出。　　　　（二）农业标准体系内容与现代农业的要求不相适应　　　　一是体现在体系结构上，存在全产业链标准覆盖不平衡的问题。湖北省现有的637项地方标准中，80%以上的标准集中在生产环节。二是体现在市场需求上，存在地方标准制定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的现象。调研中有农业专家说，农业标准立项坚持市场导向不够，还存在标准滞后发展的问题。梁子湖大河蟹水产有限公司提出，要用标准化来为农产品品质背书，通过终端销售倒逼推进标准化。三是体现在标准时效上，还存在标准“超龄”现象。2017年对全省地方标准进行集中复审时，需修订的农业标准240余项，但目前仅有30%的标准完成了修订。　　　　（三）农业标准的执行落地与现代农业的发展不相适应　　　　一是实施执行难。调研中有专家反映“有些农业标准，发布之时就是寿终正寝之时”。农业标准除了少数农产品质量安全类强制性国家标准之外，都是推荐性标准，标准实施执行约束性不强。二是推广普及难。标准化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农村标准化人才缺乏，咸宁市农业部门调查显示，该市农业技术人员没有40岁以下的年轻人，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75%。农民对标准看不懂、学不会、做不好。三是监督评估难。目前，我国主要通过运用法律法规及行政措施等手段来推进。对涉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有手段；而对自愿实施的推荐性标准以及对企业自我声明的产品、服务标准，监督手段不多，评估机制有效性不够。　　　　三、以农业标准化引领农业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总shu记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 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加快农业标准化步伐，必将引领农业现代化高质量落实。　　　　（一）推动适当规模生产，以标准化引领农业丰产　　　　调研中，湖北省农科院专家说到，农业产业振兴，最大的问题是标准化， 最难的问题也是标准化。农业不走标准化这条路就没有出路。当前，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土地闲置撂荒，种养殖单打独斗的现象比较突出，需要以农业标准化推动适当规模生产，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地”“高效种地”等问题。　　　　一要因地制宜做标准。***总shu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乡村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要以湖北省委提出的10个农业主导产业链为主要内容，根据各地环境、气候、人文、产业发展情况，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科研机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研究机构等的作用，因地制宜研制以种养殖、初级农产品加工等适合农村规模生产的标准，并通过各级政府引导执行。　　　　二要深入浅出抓培训。要采取“屋场会”“宣讲会”“乡村振兴大讲堂”等形式，组织农民进行农业标准化培训，特别是要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把晦涩难懂的“标准语言”翻译成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本地方言”，让农民听得懂、学得会。咸宁白水畈萝卜公社的“乡村振兴大讲堂”，潜江小龙虾的农业标准“口袋书”“明白纸”值得推广。　　　　三要贴近农民搞普及。随州市马铃薯专业技术协会会长说，农业标准化就是要讲给农民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一起来富裕。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及时派出技术人员到村入户下田，手把手教农民实施标准化生产， 真正让农民用标准化生产促进农业增收。　　　　（二）突出本地品牌培育，以标准化引领农业提质　　　　***总shu记强调，品牌是信用的凝结。调研中，大家都反映，当前农业品质不高、知名度不够、竞争力不强，归根结底是缺少本地品牌。　　　　一要解决“叫好不叫座”的问题。各级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作用，把农业标准化深入落实到农业生产中，以标准化实现种子培优、土壤改良、技术更新、产品分等分级，增加产品的美誉度，培育湖北知名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切实解决有品质无品牌、“叫好不叫座”的问题。　　　　二要解决“丰产不丰收”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大数据资源整合作用，推进循环农业、智慧农业等标准化建设，改变农业生产在地区、品种、品级等方面的结构性不平衡，切实解决农民丰收了但产品滞销、跌价，收入不能增加的问题。　　　　三要解决“争多不争优”的问题。要学习浙江“品字标”“上海品质”等先进做法，充分运用质量、标准、合格评定、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多种手段，打造一批国内国际知名区域公共品牌，促进我省优势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切实解决我省农产品品牌“多而不强”的问题。　　　　（三）发挥龙头企业作用，以标准化引领农业增值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但仅仅依靠农民是远远不够的。贵州塘均扶贫模式就是“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要促进标准辐射。要切实发挥湖北132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65个省级农业标准化试点示范区的辐射作用，围绕省委提出的10个农业主导产业链，按照“有标采标、无标创标、全程贯标”的要求，加快产地环境、投入品管控、农兽药残留、产品加工、储运保鲜、品牌打造、分等分级关键环节标准的制修订，开展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建设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集成应用基地，推动建立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带动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把农业标准带到农田，惠及农民，真正实现“基地开花乡村香”。　　　　二要促进产业融合。要充分发挥湖北62家国家级、865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头和桥梁作用，实现产业链延长，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农业附加值，促进乡村振兴。　　　　三要促进贸易平衡。标准壁垒是国际贸易主要的技术壁垒。要充分发挥湖北省“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作用，认真研究湖北省农产品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标准，广泛开展对标达标活动，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打通国际贸易通道，促进产业发展。　　　　（四）实行全程质量溯源，以标准化保障农业安全　　　　农产品安全、农业安全的问题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一旦发生问题可能导致一个产业的毁灭。　　　　一要坚守安全底线。要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始终把确保农业安全作为标准研制的底线，切实把加强种子安全、农产品安全、食品安全作为标准研制和标准化推广的重点，把“最严谨标准”贯穿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以标准化控制生产、流通、存储等各个环节，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　　　　二要强化标准监督。通过行政管理、执法检查等方式，对标准的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加强对标准实施效果的监督评价，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科研机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研究机构等在标准实施中的桥梁纽带　　　　作用，加强标准制定、实施和评价改进等各环节的监督，提高标准实施效能。三要实施全程溯源。要制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　　　　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手段，全程溯源，保证农业安全和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五）加强保障机制建设，以标准化引领农业发展　　　　进一步完善全省标准化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对农业标准化的需求和标准化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一要完善标准化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湖北省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进一步健全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相关部门等单位协调推进机制，定期和不定期召开标准化联席会议，形成共同治理的机制和合力， 切实增强农业标准化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二要完善标准化保障机制。结合“十四五”规划落实，把标准化工作纳入地方法规。建立持续稳定的农业标准化经费保障机制，将农业标准化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鼓励、引导社会各界对农业标准化资金的多元化投入。进一步完善标准化激励机制，充分利用“标准研制资助”“省科技进步奖”等载体，鼓励农业标准创新，推动农业标准化工作。　　　　三要完善标准化培训机制。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制定农业标准化培训计划，利用“世界标准日”“质量月”等活动，积极推动农业标准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优势，加强农业标准化研究。倡导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开设专业标准化课程，加快标准化人才培养步伐。加大农业标准化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金融纾困效果研究　　　　基于河南省小微企业调查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开封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一、引言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挑战。疫情暴发初期， 我国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更为明显，企业在收入和支出两端均面临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央、地方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相继出台各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金融财税政策，具体包括推出特殊时期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优化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监管等多方面内容。河南省小微企业众多，相关政策对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疫情冲击下河南省小微企业金融纾困的效果实际如何，小微企业是否符合预期从中获益，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国内外针对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政策支持的研究十分丰富，但是基于疫情背景下小微企业金融纾困效果的评估，以及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则较少。围绕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金融纾困问题，目前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针对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效果方面的研究，朱武祥等（2020）[1]基于两次全国问卷调查发现，中央及地方政府迅速出台了多项纾困中小微企业的组合政策，凸显了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应对实体经济快速响应和救助的优势。政策短期落地效果与企业诉求有比较大的偏差，税费减免、信贷优惠的惠及率及现金流缓解状况比较低，企业遇到复工障碍导致复工困难。谢建时、孟晓宇　　　　（2020）[2]对河北省辖内11个地市的小微企业调查发现，目前出台的财税金融政策中，现金流入支持多靠信贷优惠，难以惠及大多数中小企业，缓解现金流出的相关财税政策生效存在隐性条件，且财税金融政策整体缺乏长中短期配合。梁钰（2020）[3]基于湖南岳阳100家小微企业的调查，对疫情影响下小微企业融资支持举措效果评估及改进建议进行了研究，认为小微企业融资支持举措提升了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提高了小微企业融资的便捷性，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和综合融资成本。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小微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研究方面，胡兴旺、赵艳青（2020）[4]认为疫情对河南省企业经营影响冲击更大， 表现在推迟开工生产难、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盈利水平大幅下降。针对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金融供给支持的政策路径方面，王一彤（2020）[5]认为，建立起　　　　恰当秩序，应当是纾解企业困难的大前提与总保障，然后精准施策，可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小微企业遇到的多种困难，从而提高纾困的有效性。张志元等（2020）[6]认为，短期应强化政策刺激，中期应保持警惕、持续合理引导、恢复企业发展信心，长期应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变迁。度量疫情下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现状方面，王正位等（2020）[7]基于企业经营大数据，从企业营业收入和经营活跃企业数两个角度度量疫情下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现状，研究发现各省份中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活跃企业数分别低于2019年同期的51%和46%； 同时，随着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等级的下调，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逐渐转好， 但仍存在较大跌幅。　　　　综上所述，国内对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金融纾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疫情对小微企业经营及现金流的影响，以及对金融纾困政策效果进行总量或者抽样调查分析，定性分析零散。并且已有的研究中，对疫情冲击下金融纾困政策效果实证研究不多，对疫情冲击下河南省小微企业金融纾困效果研究也很少，基于实证分析的研究评价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省473家小微企业开展了调研，并通过样本企业疫情前后进行对照研究，创新利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科学评价疫情影响下河南省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效果，基于实证和调研分析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政策建议，从而对更加科学合理地指导后续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践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二、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政策演进　　　　（一）国家层面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政策及政策重点　　　　在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经营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尤其表现为经营活动的冲击和财务状况陷入困境，相当比例的小微企业因疫情暴发初期的严重影响而面临现金流断裂困境，获得流动性资金支持是小微企业迫切需要的金融纾困政策措施。针对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困境，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委迅速采取了系列政策措施，金融发挥“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8]， 包括再贷款再贴现、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具体措施，有效稳定了企业现金流，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2020年以来国家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政策总体上大致经历了重点支持抗疫相关生产企业生产、全面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企业平稳发展等几个不同的阶段。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　　　　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层次、有梯度地出台了规模可观的宏观调控措施，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确保信贷市场上有较为充裕的资金，帮助小微企业及时有效获得金融纾困支持。　　　　（二）河南省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政策及政策重点　　　　河南省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在国家级政策依据框架内，确立基础框架和基本导向，并根据区域经济金融实际，出台一系列涉及金融纾困小微企业的相关政策，促进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增量、扩面、降本、提质，形成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政策所构成的三级政策网络体系（见表2）。一是人民银行河南省辖内分支机构推进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实施，畅通货币政策传导，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收效明显。地方法人金融机构2020年共向37185户普惠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本金59.9亿元，办理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涉及贷款本金333.5亿元。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符合市场需求的首贷、信用贷、续贷、中长期贷款等信贷品种，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做到应贷尽贷、应延尽延、应降尽降。扩面增量普惠小微企业、完善融资担保体系，通过开展政策产品推介对接、优化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实施“861”金融暖春行动等措施，营造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三是金融让利实体经济成效明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带动贷款利率显著下行。LPR在河南省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中的运用占比接近100%；河南省存贷款综合抽样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全省存量企业、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三、河南省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和融资现状　　　　为深入了解疫情前后河南省小微企业经营和融资现状，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省473家小微企业开展了调研。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受到明显冲击，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小微企业生存状况稳步修复。金融纾困政策成效明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效果明显，贷款企业享受无还本续贷、低息或免息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的比例较疫情前的同期都有提升。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新冠疫情对小微企业的影响、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效果。问卷调查的样本企业为河南省辖内18个地市473家小微企业。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企业融资情况、政策建议等四方面　　　　的问题。调查方式运用专业化网络信息平台，采取线上问卷形式。在调研的企业中，69.3%企业的员工人数不超过50人，51—100人的企业占16.7%，101—500人的企业占14.0 %，员工人数在100人以内的企业占86%。同时，6%的企业是国有控股企业，1.1%的企业是集体控股企业，91.8%的企业是私人控股企业，港澳台商控股企业占1.1%。行业分布上，制造业占27.1%，批发和零售业占24.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8.0%，农、林、牧、渔业占6.8%，建筑业占6%。被调查企业背景描述性统计见表3。　　　　（二）疫情期间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受到明显冲击　　　　疫情严重冲击了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小微企业受到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共同冲击。市场萎缩、生产受阻、成本高企，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难。疫情期间小微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出现快速恶化，订单、用工、收入、盈利等指标大幅下滑。　　　　2020年1—4月，被调查企业表示总体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占36.2%，较　　　　2019年四季度疫情发生前提高33.4个百分点。被调查企业表示总体盈利情况“增亏/减盈”的企业占48.7%，较2019年四季度疫情发生前提高39.5个百分点。在总体经营状况“较差”和总体盈利情况“增亏/减盈”的企业中，分行业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企业占比较高，受疫情影响严重。　　　　（三）小微企业生存状况稳步修复改善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全社会复工复产加快推进，小微企业经营活力陆续释放，资金周转逐步恢复良性循环。一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基本修复至疫情前的正常水平。疫情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是短期的、阶段性的，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消除以及支持复工达产达效的激励政策相继出台，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将逐渐修复，基本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国内订单水平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国外订单水平和盈利状况虽较疫情前水平仍有差距，但总体呈现积极回暖的良好态势。二是经营活力陆续释放，带动小微企业资金周转逐渐恢复良性循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稳步修复的过程中，整个产业链条的活力也陆续释放，原材料、产成品、销货款周转速度相应加快。调查中小微企业预期原材料存货水平和产成品存货水平稳中趋降。　　　　（四）金融纾困政策成效明显　　　　1.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效果明显　　　　贷款企业享受无还本续贷、低息或免息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的比例较疫情　　　　前的同期都有提升。调查的小微企业中，部分金融纾困政策如低息或免息贷款、无还本续贷、延期还本或付息等政策落地执行效果较疫情前惠及面有所提高。2020年三季度，调查的小微企业中，部分金融纾困政策如低息或免息贷款、无还本续贷、延期还本或付息等，惠及程度分别较疫情前的2019年四季度提高5.6 个、2.3个和5.1个百分点。　　　　2.小微企业融资难度下降　　　　调查显示，2020年三季度，93.2%的小微企业认为“获得贷款的总体难度较上年同期持平或下降”，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获得率为71%，制造业贷款获得率为77．9%，批发和零售业贷款获得率为62.7%，建筑业贷款获得率为6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贷款获得率为66.7%。　　　　3.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降低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降明显，随着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落地，改革的办法不断促进企业成本降低。加大支小、支农、扶贫再贷款运用，推动扩大低成本资金投放，不断让利实体经济。被调查小微企业中，贷款合同利率呈逐季下降趋势。其中，认为“银行贷款综合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的小微企业占30.9%，比同期提高17.5个百分点。　　　　4.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满意度上升　　　　随着系列金融纾困政策的实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满意度提升明显。2020 年三季度，87.5%的被调查小微企业对银行信贷服务表示满意，较上年同期上升5.8个百分点。调查显示，92.4%的小微企业分离其他支持措施的效果，且控制企业的异质性给评估带来的干扰，拟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考虑以下两期面板数据：　　　　yit=勹+卩Dt+匸xit+ui+夂it其中，i=1，2，……n；t=1，2；Dt为实验期　　　　虚拟变量，如果样本来自实验后，Dt=1；如果样本来自实验前，Dt=0。ui为企业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金融支持措施的虚拟变量定义为：?1，i实验组t=2表示贷款程序便利性与上年同期相比“持平或提高”，94.9%的小微企业表示贷款自提交至获批时间xit=0，其他与上年同期相比“持平或缩短”。　　　　四、基于双重差分法（DID）的实证研究　　　　评估新冠疫情期间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的效果，厘清其发生机制，有助于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储备政策工具，也有利于促进小微企业有序健康发展。　　　　但评估金融支持政策效果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缺乏小微企业相关贷款、财务和企业基本面数据。第二，在疫情期间，银行部门推出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的同时，税务、市场监督管理、水电等部门也从多个方面对小微企业进行帮扶。因此，直接进行数据统计很难将金融支持措施的政策效果分离出来。双重差分法的优势在于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可实现从样本整理环节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具体做法是，将样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样本企业受惠于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记为实验组；另一部分样本企业没有享受到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记为控制组。样本筛选过程中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除了是否受惠于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外，其他变量分布基本一致，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这一计量策略可以控制税务、市场监督管理、水电等部门的帮扶效果对计量结果的影响，使得最终的计算结果为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的“净效果”　　　　（Wooldridge，2002）[9]。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小微企业开展季度调查，得到疫情前后对小微企业的调研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将金融支持措施的政策效果进行有效分离。双重差分模型通常被用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以比较外生冲击后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差异。研究发现金融支持能够降低小微企业营业成本、减少其利息支出，但对小微企业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通过增加控制变量和进行安慰剂（pla-cebo）检验，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1.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的效果。为了将模型进行一阶差分，可以消除企业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ui的影响，得到："％yit=卩+匸xi2+"％夂i由此得到 一 致 估 计 。 具 体 到 本 研 究 ， 模 型 设 定 如 下 ：　　　　yit=勹+卩Dt+匸xit+controlsit+ui+夂it其中，yit代表关注政策效果，分别用小微企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和利息支出表示。β为金融支持措施的系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xit为企业是否享受到金融支持政策的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前一年的职工人数、主营业务收入、资产合计和负债合计。　　　　2.数据整理及变量定义　　　　本文小微企业调查样本包含2019年三季度到2020年二季度的473家河南省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其中2020年一季度由于疫情影响未进行调查。因此，本文共有2019年第三、四季度和2020年第二、三季度的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数据刚　　　　好覆盖整个新冠疫情期间。　　　　按照双重差分法对数据的要求，本文抽取2019年第四季度和2020年第二季度作为实验前和实验后的数据，同时将2019年第四季度和2020年第二季度都没有得到贷款的小微企业作为控制组。将2019年第四季度没有得到贷款且2020年第二季度得到贷款的企业作为处置组。其他数据作为安慰剂稳健性检验　　　　（PlaceboTest）使用，用ST***T***软件进行双重差分回归。　　　　本文定义yysr，yycb，yylr，lxzc，zgrs，zyyw，zchj，fzhj分别代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利息支出、职工人数、主营业务收入、资产合计和负债合计。其中前四个为被解释变量，后四个为控制变量。如果样本处于2019年第四季度，则P=0；如果样本企业处于2020年第二季度，则P=1。如果样本企业位于控制组，则t=0；相反，如果样本企业处于处置组，则t=1。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从表4可以看出，控制组共有348个样本，处置组有52家企业。因有些变量　　　　（比如yylr）离群值较大，为消除异常值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95%缩尾处理。　　　　（二）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上文实证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5 和表6。表5中，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营业收入，模型3和模型4的解释变量为运营成本。从表5可以看出，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不受金融扶持措施的影响。这一结果说明疫情期间有可能由于时间滞后性等因素，出台的各类金融支持政策对小微企业营业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与现有文献结论相一致（朱武祥等，2020；王正位等，2020） [1，7]。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未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申请到贷款的小微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受限于小微企业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未能完全控制样本的自选择问题。另一种原因可能是，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时间滞后性。　　　　从表5的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出，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显著降低了营业成本。不添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的系数为-338.5（p<10%）。在模型4中，增加控制变量后的系数为-385.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小微企业金融扶持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营业成本。　　　　表6分别报告了营业利润和利息支出的检验结果。表6中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是营业利润，模型3和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利息支出。从表6 的模型1 和模型2来看，金融扶持措施对小微企业营业利润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疫情　　　　暴发以来，金融监管机构及金融部门密集出台和实行的小微企业救助政策的初衷目标是稳定就业，保存小微企业有生力量，为后疫情时期经济的快速反弹储备有生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金融扶持措施靶向性强，基本实现了其金融纾困小微企业的政策目的。　　　　从表6的模型3和模型4来看，金融扶持措施能够显著降低小微企业的利息支出（系数为-3.695，p<10%）。增加控制变量后系数变为-3.99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时拟合优度达到0.23，意味着本文的模型解释了小微企业利息支出变化的四分之一。这是因为金融支持政策通过直接减免贷款利息、推迟还本付息等措施，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的利息支出，达到了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让利的政策初衷。从具体政策来看，2020年初河南省银保监局发布的政策要求“从增量、扩面、降本、提质、激励、协同、抗疫、考核八个方面部署河南省银行保险业2020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因此，降本、增量的政策目的基本得到了现实数据的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除了实证过程中增加控制变量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外，本文采用安慰剂测试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做法是，假设新冠疫情冲击和金融扶持政策提前一期，看本文的检验策略是否继续显著。如果相关回归结果继续显著，那么说明本文的实证检验可能是一种虚假回归，未能测度真实新冠疫情期间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的效果。　　　　假设新冠疫情发生于2019年第三季度，则2019年第三季度为事件前，2019 年第四季度为事件后。　　　　2019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都没有贷款的样本企业为控制组，2019年第四季度有贷款且2019年第三季度无贷款的样本企业为处置组。再按照这个条件重新整理样本数据后，重新检验的结果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如果假设新冠疫情发生于2019年第三季度，那么金融支持措施对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及利息支出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2.处置组和控制组异质性检验　　　　前文稳健性检验虽然控制了时间效应，但结论可能受到处置组和控制组样本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比如与未得到贷款的样本企业相比，得到贷款的样本企　　　　业拥有一些不可观测的性质，使得两个组的控制变量存在显著差异。表8比较了处置组和控制组样本企业相关变量的差异。可以看出除被解释变量外，其他变量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四）实证结论小结　　　　评估疫情期间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的政策效果，面临缺少调查数据和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利用对小微企业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在构造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克服遗漏变量的影响，实证检验了金融支持措施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营业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对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没有显著影响。疫情期间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措施体现了显著的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政策效果，基本实现了政策目的，有效帮助了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冲击。　　　　五、结论与建议　　　　新冠疫情对小微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巨大冲击，为助力小微企业复产复工恢复经济社会有效运行，金融监管部门迅速出台多项金融支持政策。　　　　本文全面梳理河南省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的政策演进和实施效果，根据河南省辖内473家小微企业融资季度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政策成效。调查显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效果明显、小微企业融资难度下降、融资成本降低、金融服务满意度上升。本文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克服遗漏变量等干扰因素影响，实证检验了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营业成本和利息支出，但对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疫情期间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基本实现了金融纾困小微企业政策意图，有效帮助了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冲击。　　　　针对以上分析和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 应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供给支持力度。在疫情冲击下，加大金融对小微企业的供给力度，对帮助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在实施应急举措的同时，要着眼于长效机制建设。建议长期内建设国家层面的小微企业数据库，统一小微企业认定标准。统筹整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局和金融机构等部门信息，综合记录小微企业融资情况、财务数据、税收数据、人员情况、担保情况和信用情况，监测分析小微企业发展情况、评估政策支持效果。同时，开放数据库部分功能，打通小微企业信息查询渠道，提高数据准　　　　确性的同时，也为小微企业更便捷获取低成本融资提供公共服务支持。　　　　二是围绕区域经济金融实际，提升政策传导和执行效果。要认真贯彻落实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地方性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和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工具的运用，完善宏观审慎评估（MP***）、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强化评估考核结果的运用。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民营小微企业。针对金融机构小微企业授信业务加强监管指导，指导金融机构将尽职免责制度落实到位。把发展普惠金融、金融扶贫、民营小微金融、自贸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作为当前稳定经济运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三是金融机构要完善内部激励机制，落实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要求。金融机构应完善内部绩效考核机制，提升普惠金融权重，改进尽职免责认定标准和流程，激发客户经理营销积极性。优化内部管理激励，下放分支机构贷款审批权限、利率定价权限，提高其贷款额度审批权，指导并激励基层分支机构结合地区经济产业发展实际，开发符合小微企业行业特性和发展周期的信贷产品。认真执行稳企业保就业小微领域信贷支持政策，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加大无还本续贷力度，提高首贷户数，适当下调贷款利率等。根据自身情况及当地需求，开发设计不同类型的小微企业贷款产品，加强对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运用，综合分析和评估小微企业数据信息，了解小微企业真实经营情况，针对有金融服务需求、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小微企业主动对接融资需求，创新金融产品，丰富担保模式，设计研发信用类贷款产品，解决小微企业因缺乏有效抵押物而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疫情影响下的投入产出网络、风险传导与政策应对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青年课题组　　　　一、引言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经济，疫情导致人员隔离、货物流动限制。在经济体系中，各产业部门通过供给需求关系，形成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正常运转，疫情对部分产业的冲击通过风险传染会影响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为应对疫情，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落实“六保”工作任务，要求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国民经济行业门类众多、发展要素和机制存在差异，使得不同产业部门受疫情冲击和恢复程度不同，这也就提倡应对政策之差别化，杜绝一刀切。从这一角度看，政策措施的有效性，首先依赖于对各产业部门投入产出网络关系的把握，以及对产业部门风险传导路径的探索。　　　　传统研究对投入产出关系的描述，基本分析框架是通过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由里昂惕夫逆矩阵得出），量化投入产出关联，计算部门间的关联度（刘起运，2002；杨灿，2005、2020；余典范等，2011）。但这种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忽略了各产业的供需关系交织耦合形成的复杂网络结构。Sonis&Hewings（1998）首次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将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成一个复杂网络，刻画各行业形成的产业链关系，分析经济冲击通过网络系统进行区域间传导。此后，越来越多的文献将网络分析法运用于投入产出表。如Cerinaetal.（2015）将世界投入产出表整理成网络，探索国际经济结构体系的变化情况；Xu&Liang（2019）基于2009年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了41个主要经济体共计1435个经济部门的中介度、上下游紧密度、关键路径等产业网络属性。　　　　对于复杂网络的风险传导机制而言，众多学者在风险传导网络级联失效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真实数据和虚拟网络对经济环境下的网络风险传导机制开展了研究，如Huangetal.（2013）将网络级联失效模型运用到金融网络的系统性风险中，研究了2007年美国银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的风险传导过程。Lietal.（2017）将级联失效网络模型运用到工业园区的材料和能源交换网络中， 通过包括单节点故障和边缘故障在内的仿真实验，测量了在考虑级联故障的情况下，单节点对整个网络的破坏性影响。Xiaoetal.（2017）通过建立基于泊松　　　　分布和偏好选择机制的供应链网络模型，研究了供应链网络拓扑结构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以及节点脆弱性的确定。Golanetal.（2020）在构建全面的网络弹性量化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在供应链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单个供应链连接和节点故障导致的级联失败对对全球网络规模的影响。此类研究，对于将网络分析方法纳入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思路，也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具体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一是从典型行业、进出口等视角分析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之影响。如沈国兵和徐源晗（2020）认为疫情对我国外贸和就业以及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严重不利冲击，需要保持中国出口增长，以支撑进口和就业增长，平稳产业链。祝坤福等（2020）认为疫情引起的产能缺口会对全球生产体系产生冲击，跨国企业将加快生产链布局调整，需密切关注疫情对我国造成部分产业链加速外移的风险。Bonetetal.（2020）分析了哥伦比亚不同经济部门的正式和非正式工人的样本群体的经济损失，认为住宿和食品服务、房地产、建筑和贸易等行业是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典型部门。　　　　二是主要分析疫情下的金融市场反应，如杨子晖等（2020）研究了金融市场各部门间风险传导关系，陈 等（2020）分析了以防疫能力和复工复产能力指标刻画的城市公共治理能力、投资者情绪和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Izzeldinetal.（2020）运用ST-H***R模型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G7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发现消费部门股价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国家的股票市场受疫情影响较小。Rizwanetal.（2020）分析了8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国家的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发现除中国表现出一定复苏外，其他国家均呈现较高的系统性风险。　　　　三是通过一般均衡模型（DSGE或CGE）分析疫情对经济和产业的影响。郭栋　　　　（2020）利用DSGE模型模拟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认为混合型货币政策是应对灾情的最有策略。周梅芳等（2020）运用CGE模型，发现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特别是对产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第二产业的冲击大于第三产业，且供给侧冲击是主导路径。胡滨等（2020）基于CGE模型，认为总量上疫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结构上疫情对第二产业的冲击同样超过第三产业。　　　　四是投入产出网络联系角度的研究，刘世锦等（2020）根据2012年31个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湖北省和其他省份的经济互动密切度，各　　　　行业的上下游紧密度、中心度，从区域和行业的维度分析了疫情冲击路径。这为开展我国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反应测度以及宏观政策制定均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张欣等（2020）模拟了疫情冲击下，区域产业供应链受供给中断和需求下滑冲击后的风险传导路径，认为疫情对湖北省产业供给侧和需求端带来巨大的冲击，风险传导效应呈现非线性突变趋势，超过临界点会导致产业大面积瘫痪。Giammettietal.（2020）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了疫情下关键行业的产出受损对意大利国内整体供应链结构的影响，有助于指导政府设计疫情下的封锁或解封政策。这为疫情影响下的产业网络风险传导研究提供了参考方法和借鉴思路。　　　　研究疫情对投入产出的影响程度和影响网络，提出“后疫情”时期的产业、财政、金融等应对之策，是理论研究应当关注的重点。本文将网络分析法与投入产出表结合开展研究，探索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是通过Dijkstra算法得出投入产出表42个产业部门交换价值实现最大化的最强路径矩阵，改变了基于最短路径测算产业关联的传统做法，通过分析各产业部门在整个宏观经济产业网络中的位置和重要程度，研判疫情对我国投入产出网络的影响；二是运用网络级联失效模型，对部分易受疫情影响的产业开展仿真模拟测算，分析其受供给或需求冲击后在整个产业网络的风险传导路径。三是加强政策应对研究，梳理了国内外应对疫情冲击之政策举措，为下一步落实好“六稳”“六保”工作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对于厘清我国经济政策应重点关注的产业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出台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刻画投入产出网络，通过最强路径矩阵进行包括产业中介度、关键路径中介度和上下游紧密度在内的中心化分析；第二部分基于网络级联失效模式构建供给、需求冲击下的投入产出网络风险传导路径；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四部分归纳疫情期间国内外相关应对政策；第五部分给出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投入产出网络刻画　　　　投入产出表由Leontief首先提出和编制，共分为四个象限。其中，第Ⅰ象限反映部门间生产投入联系，行数据为某一产业部门投入到其他产业部门的中间产品统计，列数据为其他产业部门投入到某一产业部门的中间产品统计；第Ⅱ象限反映各部门产品的最终使用，包含进出口数据；第Ⅲ象限反映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反映如固定资产形成及劳动者报酬等的分布情况；第Ⅳ象限反映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一般应用较少，不列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我国投入产出表编制频率为每隔5年编制一次（逢二、七年度），在两个编表年度间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逢零、五年度），从而保证数据的延续性。本文以《201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42个产业部门数据为基础，描述我国的经济结构。　　　　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投入—中间使用”矩阵描述了各部门间中间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这种关系的集合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产业网络。以产业部门为节点，以产业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形成的路径为连线，可构建一个含有42个节点、1722条连边的加权有向产业网络。　　　　（一）最强路径矩阵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投入产出网络应注重产业间关联的强弱关系，即找到一条能让两个产业实现商品最大价值交换的路径，该路径可以是直接关联路径， 也可以是通过其他产业实现关联的间接路径，本文将该路径定义为最强路径， 表示某产业生产的中间产品通过这条路径，可以最大程度地投入到另一产业的生产环节中。　　　　首先，基于直接消耗系数a，定义最强路径系数为qij，表示j部门每单位产出中，受到i部门通过最强路径的中间品投入，用公式可以表示为：qij=maxΠ aikakkakk ak（1）其次，i部门通过最强路径对j部门的中间品总投入可记为：wij=Xjqij，Xj为j部门的总产出。第三，从i部门到j部门的最强路径定义为：pij={k1，k2，ka， ，km}=i→k1→k2→ka→ →km→j（2）其中，i≠k1　　　　≠k2≠ka≠ ≠km≠j。上式表明，通过pij=i→k1→k2→ka→ →km→j路径， i部门对j部门的中间品投入大于其他任意一条路径。　　　　为找出产业网络中的最强路径，本文参考用于计算网络节点最短路径的Dijkstra算法。该算法旨在解决有权网络中从一个节点到其余各节点的最短路径问题。基于贪心算法策略，从起点开始，每次遍历到距离起点最近又未被访问过的邻接节点，直至到达终点为止。为此，需要将式（1）转换为以下形式： ln1=min（ln1+ln1+ +ln1） qijaikakk利用Dijkstra算法进行Java编程　　　　运算，即可构建出一个“42×42”的最强路径矩阵Q。该矩阵表示42个产业中任意两产业间通过最强路径实现关联的强弱关系。基于Q，可就产业中介度、关键路径中介度、上下游紧密度进行中心性分析。　　　　（二）产业中介度衡量　　　　产业中介度衡量的是，某点作为任意两点最短路径途经点的次数，体现了　　　　该点在网络中的媒介作用。基于最强路径概念，产业中介度定义为所有最强路径经过该产业所发生的中间品投入价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nnbi=ΣΣxtqst （4）s=1，s≠it=1，t≠j其中，i奂Pst。产业中介度bi 越高，表明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网络中，作为关键节点发挥的媒介作用越强。该指标可以识别出宏观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行业。　　　　（三）关键路径中介度衡量　　　　与产业中介度类似，关键路径中介度表示所有最强路径经过该关键路径所发生的中间品投入价值，反映出该路径在整个网络体系中的媒介作用，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i→j奂Pst。关键路径中介度bi→j越高，表明该路径发挥的媒介功能越关键，该指标可以识别出宏观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行业路径。　　　　（四）上下游紧密度衡量　　　　上下游紧密度衡量某点与另外所有节点的最短路径距离之和，体现了该点是否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　　　　（1）下游紧密度。定义下游紧密度为cD，表示的是以某产业为起点，该产业通过最强路径投入到所有其他产业的中间品平均价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上下游紧密度越高，表明该产业对上下游的影响力越大，其在整个投入产出网络中越处于中心地位。　　　　二、投入产出网络风险传导路径　　　　（一）网络级联失效模型的构建级联失效是指网络中由于某个节点的失效，基于耦合关系导致邻接节点的失效，由此产生级联效应，引发网络中大范围节点的崩溃。在疫情严重冲击下，产业网络的风险传导过程也表现出了级联失效特征。据此，本文通过构建产业网络的级联失效模型，分析由一个产业节点失效引发整个网络瘫痪的风险传导过程。　　　　依据风险传导路径的方向，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以分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影响生产资料的流动，需求冲击影响资金的流动。生产资料流动所蕴含的产业关联可以用矩阵W表示，wEW表示i部门所生产商品用于部门的生产产值；资金流动所蕴含的产业关联可以用矩阵R表示，r；ER表示j部门向i部门销售产品的收入金额。根据上文定义，代表生产资料流动的矩阵可以用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投入一中间使用”矩阵表示，即w；=x后；而代表资金流的矩阵可以用“中间投入一中间使用”矩阵的转置表示，即学考。　　　　为模拟疫情冲击下的生产情况变化，本文构建了一个产能利用率指标E，以无疫情下的中间产品合计为基准，衡量疫情冲击下的中间产品合计占比情况， 即疫情下的产能情况。　　　　（二）供给冲击下投入产出网络风险传导路径假设存在一个供给冲击系数B，供给冲击会沿着生产资料的流动路径一直传导下去，直至整个产业网络停产。当部门受到供给冲击时，它对其他产业（如部门）的下一期产品供应会下降， 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B：取决于本期生产资料供应的变化，B°表示疫情影响树i部门的供给冲击。供给冲击下某产业生产资料供应的减少，会导致其产能的下降。在一定程度内，产能与生产资料供应两者的减少量成正比。分别记j部门t时期生产资料供应量与上一期的比值为、j部门t时期生产资料供应量与冲击前的比值为rf，那么：　　　　由于供应链的成本黏性，租金、利息、工资等部分固定支出并不会随着产量的减少而等比例下降。所以，当企业的生产资料供应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 企业的产量过低会造成持续亏损，直至企业倒闭和整个产业停工。假设存在一个阀值P，当某产业本期生产资料供应量与正常情况下生产供应量的比值低于阀值时，整个产业停工，其产品供应和需求都降为0。此时，供给冲击系数的公式可以表示为：　　　　（三）需求冲击下投入产出网络风险传导路径假设存在一个需求冲击系数 B，需求冲击会沿着资金流路径一直传导下去，直至整个产业网停产。　　　　当部门受到需求冲击时，它对其他部门（如部门）的下一期产品需求也会下降：　　　　其中，Bl取决于本期产品需求的变化，B？表示疫情影响下对部门的需求冲击。需求冲击下某产业销售收入的下降，将引起其对其他产品需求的减少。在一定程度内，对其他产品需求和自身产品销售收入两者的减少量成正比。分别记部门时期销售收入与上一期的比值为例j部门t时期销售收入与冲击前的比值为ay，那么：　　　　同样，由于成本黏性，当销售收入下降到临界点时，企业持续亏损直至倒闭，整个产业出现停工。假设存在一个阀值r。，当某产业本期销售收入与正常情况下销售收入的比值低于r。时，整个产业停工，其产品供应和需求都降为0。此时，需求冲击系数的公式可以表示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疫情对投入产出网络的影响分析基于Xu和Liang（2019）提出的产业网络最强路径分析框架，本文重新构建最强路径产业网络，并分别测算各部门的产业中介度、关键路径中介度和上下游紧密度，上述指标可以识别出各行业在整个宏观经济产业网络中的位置和重要程度，为研判疫情冲击、衡量我国投入产出网络的变动影响提供方法支撑。　　　　1.最强路径产业网络　　　　基于最强路径矩阵Q，利用2017年投入产出表的42个产业部门数据，可以寻找到1199条最强路径，以此刻画产业网络，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整体上在最强路径产业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尤其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和零售，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这4个行业的关联路径最为密集，表明这些产业能较大程度地参与到其他部门的生产环节中。第二产业中，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作为最强路径节点的表现比较突出，主要是由于化学产品和金属是工业制造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在制造业供应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产业中介度　　　　本文测算的产业中介度结果如表1所示，全国42个部门产业中介度排名前10 的部门中，涉及第二产业的部门有6个，包括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食品和烟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学产品，以上产业为宏观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原材料和能源保障。涉及第三产业的部门有3个，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租赁和商务服务，住宿和餐饮，是需求拉动型产业，受疫情冲击影响较为直接。中介度排名靠前的产业处于产业网络的关键节点，一旦受疫情冲击未能及时恢复，将会对经济体系中各产业发展链条产生显著冲击。　　　　3.关键路径中介度　　　　表2是部门间产业关键路径中介度的测算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全国路径中介度排名前10的关键路径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金属矿采选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制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建筑”，“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制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电气机械和器材”是投入产出网络中涉及化工、冶金、能源的六条关键路径，是维持我国重工业运转的重要产业链条，也进一步印证了重工业对整　　　　个产业网络发挥的媒介作用最强。“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食品和烟草”，“食品和烟草→住宿和餐饮”是投入产出网络的另外两条关键路径，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产业链条。　　　　4.上下游紧密度　　　　表3是我国产业下游紧密度的测算结果，农业、采矿业和以原材料生产与能源供应为代表的重工业下游紧密度较大，表明这些产业对下游影响程度较高。　　　　上下游紧密度均排名前10的行业有6个，分别为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租赁和商务服务，食品和烟草， 表明这6个行业对上下游产业均有显著影响。同时，这6个行业在产业中介度分析中均能排名前列，表明它们处于整个产业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其中，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受疲情影响较水在疫情神击下可能会将风险迅速传导至其他行业，对整个产业网络造成破坏。　　　　（二）疫情对产业网络风险传导影响分析疫情影响下，制造业部门通常由于原材料和劳动力不足而陷入停工停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关键原料生产部门，这些产业供给的减少会进一步影响下游产业链的生产。因此，制造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供给冲击。而服务业部门主要依赖n的是属民消费需，想批发零售（使宿餐饮和房地产等产业，由于疫情原因，居民消费大幅减少，这些部门会受到显著冲击，并继而减少对上游商品的需求。因此， 服务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往往表现为需求冲击。本文各挑选4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部门，运用网络级联失效模型，通过Matlab软件分别对这些产业在受到供给冲击或需求冲击后，产业网络的风险传导过程进行了仿真模拟，得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传导路径’。　　　　1.供给冲击下的风险传导　　　　在供给冲击的模拟分析中，本文挑选了化学产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品制造业4个代表性制造业部门，分析该产业受供给冲击后产能利用率和产业停工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其中，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是其他工业部门重要的中间投入，对下游部门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纺织品属于就业人口较多的产业，受疫情影响较大。　　　　通过图2-图5的对比可以发现，各行业受到供给冲击后，全行业产能利用率和未停工产业数的下降趋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初期阶段，供给冲击对整个　　　　产业网络的影响较为平稳，全行业产能利用率和未停工产业数没有出现断崖式下跌。在中期阶段，供给冲击慢慢扩散到整个产业网络，全行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跌，并逐渐出现完全停工产业。在后期阶段，当停工产业数接近6时，停工产业数会在2-3期内迅速扩大，全行业产能利用率出现断崖式下跌，表明供给冲击对整个产业网络稳定的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当产业停工数达到该临界点时， 整个产业网络会迅速瘫痪而无法正常运转。然而，不同产业的临界点、风险传导路径和传导能力有明显的差异，这取决于该行业在产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从化学产品制造业来看，图2显示其供给下降50%后的第1期便对整个产业网络产生较大影响，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5.04%。化学产品行业包含了医药制造业，农药化肥制造，以及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原料供应，其对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卫生和社会工作冲击显著，其中，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产能利用率下降10.02%，卫生和社会工作更是下降28.63%。因卫生和社会工作对于疫情防控而言是重中之重，若医疗用品的供应得不到保障，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收治便无从谈起，疫情防控更是会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在第10期前，未有产业出现完全停工，全行业利用率下降27.92%，主要是化学产品自身产能下降带来的影响。在第10-13期，卫生和社会工作，化学产品制造，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生产相继出现完全停工，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47.83%。若出现这种情况，医疗服务和食品供应都将出现严重短缺。在第14期，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的停工直接冲击了食品和烟草，纺织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等下游产业，导致6个产业出现停工，至此已有9个产业出现停工，产业网络达到临界点，全行业产能利用率急转直下，至第17期全部产业停工。　　　　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制造业看，图3显示其供给下降50%后的第1期主要影响金属相关产业。其中，金属制品制造业受到冲击最为严重，产能利用率下降达20.3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13.15%，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8.96%， 全社会产能利用率平均下降3.74%。在第20期前，虽然未有行业出现完全停工， 但由于金属材料作为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之一，其供给下降对整个产业网络造成的破坏性仍较大，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33.13%。在第21期，其下游产业金属制品制造业首先受到供给冲击而停工，并进一步影响其他下游产业。在第23-25期，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等9个以金属作为主要原材料的部门出现停工，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62.24%，此时产业网络达到临界点。在第28期供给冲击传导　　　　至轻工业和服务业，在第29期全部产业停工。　　　　从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来看，图4显示其主要影响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相关行业。在第24期前，只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因为自给自足程度较高而出现停工，全行业产能利用率因此下降32.52%。在第25、35、36期，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由于供给冲击而完全停工。随后在第37-38期，供给冲击传导至其他设备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时产业网络达到临界点，在第40期达到全部产业停工。　　　　从纺织品制造业来看，图5显示其供给冲击影响较大的下游产业只有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至76期，这两个行业出现停工，并以此影响下游服务业。　　　　从上述供给冲击传导过程可以发现，供给冲击大致是沿着“上游制造业→ 下游制造业→服务业”的方向传导。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属于上游制造业，相比下游制造业，它们能沿着这条路径更快地将风险传导至其他行业。　　　　2.需求冲击下的风险传导　　　　在需求冲击的仿真模拟分析中，本文挑选了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和餐饮，房地产4个代表性服务业部门，分析其受需求冲击后生产效率和产业停工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从批发和零售业看，图6显示其需求下降50%冲击后的第1期首先影响第三产业相关部门，其中房地产业营收下降11.0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下降8.3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降4.59%，金融业下鼻6.20%，由救看e批然佛业在促进第系商业消费需求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疫情的需求冲击也借此带来了更大的负面影响。在第40期前，未有行业出现停工，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了42.05%。在第40-41期，批发和零售业需求冲击导致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三个行业出现停工，由于这三个行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它们的停工继而传导至其他服务业和下游制造业，如房地产业的停工便直接冲击了建筑业。最终，批发和零售业的需求冲击，导致在第44期全部产业停工。　　　　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看，图7显示在其受到需求下降50%冲击后的第1 期，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营收下降18.51%，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下降11.3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下降8.1%。这三个行业在受到需求冲击后分别　　　　在第26、27、30期出现停工，并在第31-32期传导至其他产业而导致更大范围的停工。如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制造业需求的减少导致其上游产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停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作为产业链下游，其需求减少会冲击产业链的上游，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等。最终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需求冲击，导致在第34期全部产业停工。　　　　从住宿和餐饮业看，图8显示其传导路径主要通过“住宿和餐饮→食品和烟草→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继而传导至其他产业。其中，食品和烟草业，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分别在需求冲击的第65、66期出现停工。接着在第68-69期，包括水的生产和供应，批发和零售业在内的9个行业出现停工，产业网络到达临界点，最终在第72期全行业停工。　　　　从房地产业看，图9显示其主要通过建筑业冲击其他行业。在房地产业需求下降50%后的第45期，建筑业首先出现完全停工。由于建筑业对钢筋水泥的需求较大，因此需求冲击传导至金属制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等相关行业。在第46期，有19家与房地产业、建筑业相关联的产业部门出现停工。最终在第47期全部产业停工。从上述冲击传导过程可以发现，需求冲击大致是沿着“服务业→下游制造业→上游制造业”的方向传导。第三产业受需求冲击的风险传导能力取决于第二、三产业的紧密程度。如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与第二产业联系较为紧密，因此，其需求冲击下的风险传导能力较为突出。　　　　五、政策应对情况及其国内外对比　　　　疫情发生以后，我国适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发展。为尽快恢复经济秩序，推动复工复产，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财政政策方面，一是约有4.2万亿元应对疫情的财政措施获批实施，包括增加疫情防控支出、保障医疗设备生产、加快发放失业保险并将保险范围扩大至农民工、减免税收和免缴社会保险费、公共投资等。二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其中，7000亿元通过中央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下达至县市，3000亿元列入特殊转移支付。三是预计全年发行3.5万亿地方专项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货币和宏观金融政策方面，一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3000万元专项再贷款、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限额、3500亿元支持政策性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定向降准。下调存款准备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等。二　　　　是引导金融机构采取了信贷、展期、续贷和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贷款利率下调、提高首贷率、中长期和信用贷款、普惠金融服务等金融支持措施。三是推出包括减费让利、延缓保费缴纳时间等在内的保险保障措施。四是优化融资担保机制，包括融资增信支持、延长保单质押贷款期限等。五是提升资本市场效能，开通债券发行“绿色通道”、降低发行费用等。六是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普惠小微延期支持工具。　　　　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其他国家经济同样面临冲击，甚至部分疫情严重国家的社会经济运行受到了明显影响，许多国家纷纷加码财政、货币政策稳定经济，以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会员国的应对疫情政策措施的梳理内容，本文整理了国外主要国家应对疫情的措施（见表5）。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财政刺激、货币宽松还是金融政策方面，我国的政策空间表现更为宽裕：一是财政政策实施方面，我国财政政策整体投入力度暂时不算高。根据IMF提供的数据，我国出台财政措施支出占GDP比例约为4.1%，而美国、日本、德国这一比例均在10%以上。二是货币和宏观金融政策方面，我国更加注重货币政策“度”的把握。充分考虑了政策的灵活性、可承受性和可持续性，为未来进一步干预预留了空间。而主要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资产购买计划和降息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如欧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资产购买计划+负利率”，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资产购买计划+零利率”。由于一些国家非常规政策长期化和常态化，导致货币政策实施空间愈来愈“逼仄”，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大幅度动荡。在具体的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国外主要经济体：　　　　一是采用“越过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模式，如美联储、欧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等通过购买私人部门债券增加市场流动性；美联储推出的“主街贷款计划”，直接从银行购买贷款而不是向其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或者贷款担保。二是实施“货币政策+财政支持”模式，如美国财政部分别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一级和二级市场公司信贷融资工具提供100亿美元作为资本金；在薪资保护计划流动性便利工具中，对银行发放的薪酬保护计划贷款进行100%担保。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联合推出“皇家财政部-英格兰银行Covid企业融资机制”，与“新冠病毒企业贷款中断计划”一起，为企业提供贷款和担保。通过对比发现，国外经济体工具运用更加体现了直接性和政策的相互配合，而我国则在现有政策工具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灵活应用和精准施策。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投入产出网络分析框架，运用Dijk-stra算法编程运算得出投入产出表42个产业部门交换价值实现最大化的最强路径产业网络，对部分典型产业开展仿真模拟测算，分析其受供给或需求冲击后在整个产业网络的风险传导路径，最后梳理了应对疫情冲击国内外出台的政策举措。主要的研究结论有：　　　　（1）在稳定产业链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中介度高的关键节点产业、产业间的关键路径以及对上下游紧密度高影响力大的产业，在政策实施中要分类施策。如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等行业，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产业中介度或上下游紧密度高，是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优先保障行业。对于中介度排名靠前的关键路径，如“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食品和烟草”， “食品和烟草→住宿和餐饮”，要关注产业链各环节，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复产。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口、化学产品、金融行业、虽然在此次疫情不是受冲击最大，但产业中介度、上下游紧密度都排名靠前，对畅通产业链循环发挥重要作用，一旦未能及时恢复也会对整个经济体系运行造成负面冲击，也要引起关注。（2）疫情对部分产业的冲击会通过产业间形成的投入产出网络关系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稳定，风险的扩散存在临界点，在临界点前风险扩散较为缓和， 突破临界点后风险加速蔓延会使整个产业链在短期内瘫痪。由此可见，与防控疫情的传播扩散一样，政府在疫情中的稳经济措施，也需要抓住这个黄金窗口。不同产业的临界点和风险传导路径都存在差异性。如上游紧密度较高的产业受需求冲击的风险传导能力较强，需求冲击大致是沿着“服务业→下游制造业→ 上游制造业”的方向进行传导。受疫情直接冲击较大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第三产业，因消费需求的下滑易于将所受冲击传导至相关行业和企业。下游紧密度的产业，受供给冲击的风险传导能力较强， 供给冲击大致是沿着“上游制造业→下游制造业→服务业”的相反方向进行传导。上游制造业属于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受疫情冲击影响面大，在“六稳” “六保”工作中应给予充分关注和精准施策。　　　　在强有力的救助政策助力下，我国经济迅速回到正轨，宏观经济形势稳步复苏。但目前居民消费信心尚待提振，部分产业和中小微企业依然面临较大的困难，全球经济衰退，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剧。财政政策的实施要保持灵活性、积极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扩内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力， 稳住经济增长的基本盘。在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根据实体经济需要创新和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机制有助于推动企业更易获得低成本资金支持。在实施货币和宏观金融政策时，避免风险发生跨部门、跨行业传导，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此， 提出如下建议：　　　　（一）保市场主体应重点保障关键产业　　　　疫情对市场主体产生巨大的短期冲击，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应对，但宏观政策可动用的资源始终有限，需按优先次序进行分配。首先应保障疫情防控关键物资（如疫苗、治疗药物和器械、检测工具）的研发和生产企业，这是市场主体恢复经济活动的基础。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租赁和商务服务，食品和烟草，产业中介度或上下游紧密度高，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供给部门（如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等） 和市场需求驱动型部门（如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租赁和商务服务等），处于供给和需求枢纽位置。在疫情冲击下，对其他部门产生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更大，故应及时得到减租、降费、减税、促消费等政策资源的优先支持。对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纺织品等聚集了大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第二产业，以及住宿餐饮、旅游和娱乐业等吸纳大量就业人员的第三产业，大部分市场主体是小微、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难以在短期内复苏，尤其需要救助。　　　　（二）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应对能力　　　　基于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传导特征，应针对不同产业风险形成时期进行精准施策。在风险形成初期，要加强形势研判，及时给予政策保障；当疫情持续时间加长并超过临界点时，需要发挥庞大的政府部门组织体系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干预，保障企业在盈利下滑情况下维持足够的流动性，降低行业对生产资料供给的敏感性，弥补产能受限的短板，延缓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时点。长期来看，一方面要不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使得各链条环节不要过度集中于某一市场、某一企业，做到适当分散，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保持足够的韧性；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局面下，要打破国际合作交流阻碍， 在产业领域保持开放态度，共同稳定国际供应链，维护全球产业链。　　　　（三）坚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同发力　　　　财政政策的实施一方面要围绕保住亿万市场主体这一目标，持续强化财政投入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另　　　　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实施要坚持扩内需、扩投资的基本政策。充分发挥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促进新型消费潜力的释放和延伸，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项目建设，通过促消费与扩投资的有效结合，促使产业链供应链需求端和供给侧新增长点的加快成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金融政策方面，一是进一步提高金融支持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增加企业获贷总量，降低融资利率。细化市场主体分类，针对不同产业、群体制定精准的金融支持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发放应急性、救急性信用贷款；优化产业链金融服务，支持产业链核心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融资。二是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发力作用，共同推动设立信贷支持工具发展基金，用以加大货币政策实施杠杆，分担信贷风险。三是探索建立后疫情时代金融风险管理体系，跟踪分析疫情对金融机构和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做好形势分析预判，建立一套包含不良资产异常波动预警、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应急管理制度等在内的风险防控体系，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用“三大变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宜宾“三农”工作重心历史转移调查与建议课题组　　　　（2021年5月28日）　　　　课题组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宜宾如何结合实际抓好“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出要在坚持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总原则指导下，抓好发展战略目标转向，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阶段。抓好战略任务转移，以产业振兴为基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以品牌建设为重点，推进质量变革；以优化配置资源为重点，推进效率变革；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推进动力变革；以抓好政策、工作等体系转型和完善为重点，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体制和机制等保障。抢抓时代机遇、政策机遇，实施好市委、市政府关于“产业发展双轮驱动”战略，大力推进农业农村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力创新发展新产业、新科技、新业态、新模式，举全市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我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转移，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使命之必然在新阶段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实现农业农村历史性跨越发展，首先要抓好发展战略性目标的转向，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在新形式下，我市农村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特征：一是农村型社会向城镇型社会转变。2020年末，全市城镇化率已达到53%，乡村人口在不断减少，这是社会的大进步。但是，谁来种田、如何种好田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广大农村全面脱贫向着全面振兴转变。但是，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十分艰巨。三是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渐形成规模，引领着农业发展。但是，总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四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开始形成。但是，还处于初始阶段，发展速度缓慢。五是农业发展动能发生了较大转变。农业机械为代表的要素投入，逐步替代农业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但是，农业动能的进一步转换非常艰巨。六是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但是，农业质量、效益低的问题普遍存在。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征、新目标，以及实现“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必然性，又要看到其　　　　艰巨性、长期性、紧迫性。着力抓好全面布局、科学规划、务实推进。　　　　***总shu记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认为，大历史观就是要从大局、全局、长局认识到解决“三农” 问题关乎推动国家现代化、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历史转折时期，“三农” 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时期，更需要我们用大历史观认识理解“三农”问题， 切实抓好工作重心转移中的全系统、全方位的对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着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建议，一定要结合宜宾实际，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总要求，到2025年实现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有条件的镇乡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一定要根据现代化农业的新定位、新功能、新目标，坚持实施宜宾市委提出的“产业发展双轮驱动”战略，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抓好创新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造新产品、新消费、新服务，全面推进现代化新型农业农村建设。　　　　“三大变革”是“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战略任务，要以此为着力点，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们认为，“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转移，必须抓好战略任务转向“三大变革”。抓住“三大变革”，就抓住了农业生产力新解放、新发展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快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方向和着力点。　　　　（一）积极构建现代农村经济质量标准体系，以农产品品牌建设为重点，奋力推进农村经济质量变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 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史无前例地推动着“三大变革”。其中质量变革是主体，高质量发展是主题。我们一定要结合宜宾实际，奋力推进经济质量变革发展。　　　　产业强，经济强。乡村全面振兴，必须以产业振兴为基础。产业振兴要以品牌建设为核心，推进质量变革发展。2021年3月农业农村工作部印发了《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推进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生产。对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作出了具体安排和要求。农业品牌建设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品牌产品　　　　的基础在品牌产业，品牌产业具有产业化、生态化、规模化、标准化、价值化等特征。产业化是品牌化的肢体，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标准化是产品质量的基本要求，是品牌的格局。价值化是品牌产品的价值定位与品牌营销，是实现品牌现实价值，又创新产品价值，不断提升产业、企业附加价值的过程。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农业质量效益提升，不断增强农业产业、产品竞争力。规模化是品牌效益的基础。我们一定要通过整合资源，引入资本拓展产业链、价值链。我们一定要更好利用区域地理环境等优势，用独特的自然资源以及种、养、加技术，产销特色的农产品，增强具有区域特色的“宜字头”品牌竞争力。　　　　（二）积极构建现代化农村经济全要素体系，引领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中，奋力推动农村经济效率变革发展。效率变革是“三大变革”的主线。经济效率直接决定着产品的成本、价格、价值与市场竞争力，全面振兴乡村经济， 必须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着力抓好效率变革。　　　　经济效率变革，重在应对市场竞争的发展效率之变，关键在于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现代社会，通过劳动、资本、自然资源投入的增长被称作“粗放式增长”，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的增长被称为“集约式增长”。农业产业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集中表现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我们推进农村、农业的改革创新，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高标准建设国家级、省级、市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是引导生产要素向生产力集聚的抓手，一定要抓好组织管理机制、利益联结机制、要素投入保障机制、人才振兴机制，确保示范区建设成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支持市场主体建设区域性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中心，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我们必须要加快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步伐，必须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一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力度。要特别重视保护有效耕种面积与标准化农田建设，实现粮、猪稳定增产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加大水利建设工程力度，努力提高农业抗旱和救灾能力。三是加大农业机耕、机种、机收建设工程力度，努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四是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努力提高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五是加大生猪、牛羊、鸡鸭、鱼　　　　类等饲养、加工、冷链储运工程建设力度，包括废弃物的结合利用设施项目配置建设。六是加大农业现代化综合服务工程建设力度，提高农业产业链化整合、集群化发展能力。　　　　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发展活力。”“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等政策。　　　　通过改革创新、政策支撑引领土地、资本、劳动、科技、人才、设备等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中，推进农业智能化、集约化、规模化、全产业链化经营。　　　　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中，必须充分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双有”作用。通过“双有”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抓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农业龙头企业投资建设的好项目，充分发挥其组织化、产业融合化、城乡一体化、“三大变革”等方面的龙头作用；发挥聚集优化生产要素配置、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龙头作用。　　　　（三）积极构建现代农业经济动力体系，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奋力推进农村经济动力变革发展。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动力变革是“三大变革”的关键。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农业经济动力变革的第一要义是创新。我们一定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全面创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动力变革首先是人力变革，由体力变革为脑力，由传统人力变革为现代人力，由传统农民变革为现代化农民。我们一定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好，把乡村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实施乡村振兴的人才工程，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大力提升乡镇、村干部队伍水平，突出抓好家庭农场经营者、农业合作社带头人、创新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大体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管理型职业农民；二是生产型职业农民；三是技能型职业农民；四是经营型职业农民。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要抓好三靠：一靠内部本土人才培育；二靠外部输送人才；三是支持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者、城市单位居民到乡村创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活动。三靠“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共同发力造就人才。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农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重要位置，加快形成促进高素质农民　　　　全面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同时，要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人力资源、开发和提升人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新农民、新科技是增添乡村振兴动力的两大抓手。我们一定要以目标、问题为导向抓好农村农业改革创新，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活力，配置好生产要素， 创造好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构建好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一定要充分发挥好宜宾农科所站、大专院校、科技局、协会、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推广的重要作用，全面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一定要积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让那些有作为、有贡献的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企业家）成为我们新时代平民英雄。　　　　切实加强党委、政府领导，着力抓好政策、工作等体系的转型和完善，务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我们要举全市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乡村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抓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集中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要进一步强化县域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健全支撑农业保护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求助制度，努力在强化政策、功能、时效、服务等方面达到一个新水平。　　　　县区域经济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乡村振兴规划要同县区总体发展规划紧密衔接，同镇乡村区划调整后的新发展要求和县区产业发展大方向相协调。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到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抓好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按照区县乡两级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用途管理和建设管理要求，抓好乡村“多规合一” 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特别强化绿色引导，推动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我们建议，全市选择2-3个区（县）抓好全域乡村振兴规划和建设示范，支持3-5个镇（乡）到2025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试点。全市所有镇乡都一定要在抓好基本粮田规划建设和智慧农业、良种良法、机耕种收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在农业现代化示范片区建设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实现“三大变革” 的示范效应；一定要在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法治文明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建议在当前和今后，一定要结合宜宾实际，突出抓好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承担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第二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好发展目标定位和工作落实。第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综合能力支撑。第四，加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切实解决好一些农业农村干部知识缺乏、能力不强、办法不多等问题。　　　　　　　　　　　　　　　　　　　　　　　　　　　　优化深化政务服务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金名片”　　　　第57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营商环境课题组　　　　（2021年5月16日）　　　　以政务服务为核心的营商环境竞争力已代替要素成本、区位条件等传统“硬优势”，成为新时代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角斗场”。嘉兴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位置，发挥好嘉兴优势，提升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和基础在于进一步提升和优化营商环境。　　　　一、现实基础：嘉兴营商环境建设的主要实践　　　　早在2018年底，嘉兴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切入口， 着力营造“北斗七星”营商环境新格局，并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大大提升了政务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1.“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政策体系+现场推进”，组织推进机制更加完善。　　　　2018年底，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嘉兴市打造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并建立了工作专班。两年多来，我市持续开展“营商环境建设年”活动，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出实招、放大招。2018年，为扶持民营企业发展，送出70个“政策礼包”。2019年，梳理出了需要帮扶纾困的企业、需要支持的优质企业、经营正常又急需资金的中小微企业“三张名单”，多措并举，使小微企业新增贷款超过100亿元。嘉兴银行业积极聚焦长三角最优金融生态区建设，全力推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资产质量连续五年领跑全省，去年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增量创近九年新高，制造业增量占比居全省首位。此外，专班建立后，先后组织召开了全市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大会、全市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现场推进会，系统部署各项工作任务， 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　　　　2.大“调研+大督查+大提升”，全流程追踪跟进机制更加有效，开展营商环境建设“三大活动”。　　　　一是“大调研”。深入开展走访调研，摸清企业需求，列出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104项任务。二是“大督查”。针对104项任务，实施常态化跟踪督查落实，连续两年开展优化营商环境行动“互查互比互学”活动（简称“三互”活动），不断提升工作效能。三是“大提升”。通过深化营商环境“最优化比对”、精细化打造“企业服务直通车”品牌、完善“互查互比互学”活动等，不断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和企业获得感。每年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推动和督促各项任务落实。建立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员制度，通过投诉、暗访、曝光等多种形式和渠道， 不定期收集影响营商环境建设的不良行为，抓好整改落实，打通堵点卡点。对落实到位、积极作为的予以通报表扬，对工作不作为、乱作为的要严肃问责。同时，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允许试错、责任豁免的机制，不断推动我市各地各部门勇于创新、对标先进、争创一流。　　　　3.“顶层设计+地方探索+平台集成”，全域创新实践机制初显成效。为　　　　加强营商环境指标建设，我市各地以服务企业为导向，以“减时间、减环节、减材料”为核心，刀刃向内，深化“放管服”改革，出台多项改革举措，成效明显。尤其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方面，在全省首创“无差别全科受理” 模式，实施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标准地”“代办制”改革，开展“证照分离”试点，探索企业开办“一日办结”，62.5%的民生事项实现“一证通办”， 100%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理，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100天” 实现率全省第一。全市积极探索“企业服务直通车”、96871等涉企服务平台整合，全力打造综合性、一站式的企业服务平台。　　　　在2018年、2019年城市营商环境排行榜中，嘉兴位居全省前列。2018年， 普华永道（中国）对中国GDP排名前80位的城市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嘉兴位列第29名。国脉研究院发布对长三角26个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嘉兴和南京并列第三。2019年，在全省11个地市营商环境首次考核中，嘉兴位列第二名。嘉兴还入选2019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十佳政务机构。　　　　二、主要问题：我市政务营商服务尚存在的问题瓶颈　　　　嘉兴对标“市场宽松有序、政府高效透明、社会多元包容、开放便利可控、法治完善成熟、要素汇聚高效、设施完善便捷”的优质营商环境要求，工作中还有一些不足与短板亟待提升和补齐。　　　　1.政务服务尚存在“五轻五重”的理念误区。一是重大企业、轻小企业。针对大企业的服务，不少地方都已建立了专班，但对面广量大的小企业，缺乏精细化、专业性的日常优质服务。二是重时间、轻效果。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不仅要做到办事要快，更要提升办事效果。三是重局部、轻系统。在组织领导上，本位主义思想较重，特别是县、市两级部门间还存在工作不融合与不协调的情况，这些问题影响了整个市域营商环境的优化。四是重新企业、轻　　　　老企业。招商引资服务很到位，但对面广量大的已有企业服务不重视。五是重外企、轻内企。一味追求“高大上”，市域招商引资缺乏系统规划，重复引进问题有不同程度存在。　　　　2.协同不足导致服务效率打折扣。一是点面结合的文章有待进一步做实。点的突破上成效明显，但面上的系统性、整体性改革力度还远远不够。主要是缺乏全局性的顶层设计，自建业务系统“烟囱效应”明显，建设标准不统一， 数据共享缺少双向流转协作机制。同时，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和效率还不够强，有碎片化、多头化特征，缺乏长期性。二是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急功近利现象。部门业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缺乏顶层设计，条块分割依然存在。政务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有待完善。部分审批服务事项仍存在条款不清晰、要求提供的申报信息和服务流程时有变动等现象。同时，知识产权维权、大数据管理、防雷、消防等事关企业正常运行的领域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三是从干部队伍的心态上来说，本位主义思想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部门为方便自身管理，人为增加了办事复杂性。一方面，在审批项目时，首先是拿自己部门的一些规章去对， “卡脖子”较多，特别是工业项目都有一个项目准入的环节。很多项目都阻挡在准入之前，当然有项目本身的原因，但也有很多是大家明哲保身造成项目胎死腹中。另一方面，相对于外来企业给予的优惠政策和办事便利，对已经落户的企业重视度相对不够。本地企业要扩张，需要要素支撑就非常困难，项目办理过程也是颇费周折。四是政策知晓满意度还不是很理想。　　　　3.政策扶持和市场主体培育缺乏系统集成。一是新旧政策交叉重复，多而杂，一些政策存在简单的“拿来主义”现象。二是改革推进过程中“形式主义”有所抬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短期行为、局限于“盆景”、经不起查验，与企业的真实获得感存在差距。三是融资难融资慢问题依然存在。金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仍然存在梗阻，信贷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重新兴产业，轻传统产业提升；重规模产出，轻科技研发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利于激发本土企业创新创业积极性。四是嘉兴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数量偏少，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已成为影响审批效率和审批成本的重要因素。同时，对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监管缺乏较为完善的约束机制。　　　　三、对策建议　　　　以政务服务优化深化引领营商环境“金名片”打造参照先进地区做法，结合嘉兴实际，调研组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值得高度重视：　　　　1.坚持对标先进，以最优标准深化改革、增添活力。要大力破除横向壁垒，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紧盯世行标准，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强化“以企业为中心”的理念，打造平等高效的市场环境。要对标先进，不断完善工作体制， 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做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的“乘法”，破障碍、添活力、增便利，加强工作统筹和领导。特别是要在市域范围内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快实体化运作探索，推动工作落实。　　　　2.坚持数字赋能，加快政务服务的整体性转型、革命性重塑。一是打造不间断、全天候的开放与在线政府。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浙政钉为平台，以涉事部门为主体，改革办、政务数据办主抓，推进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快开通法人（自然人）鉴证机制，夯实嘉兴公共事务服务平台基础，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的远程化、数字化建设。二是注重云端服务终端建设，提升云端服务人性化水平。要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构架及术语等要站在服务对象的立场来设计，数据来源要更多地围绕服务对象。建议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独立领衔市级重点项目的全程代办。全流程体验办理环节，要写出专项述职报告，提出可优化的点位和具体建议，从而不断优化工作流程，使平台的体验更优化、更人性化。三是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加快政务信息资源互联互通，让政务服务效率更高，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要进一步整合政务数据资源，积极争取上级数据管理部门支持， 逐步破解信息孤岛、信息壁垒问题，打造系统对接、业务协同、数据共享、高速畅通的数据平台。要注重智能客服系统建设，加强网站、电话、移动应用、自助服务终端等信息渠道的衔接。　　　　3.坚持问题导向，施行“一企一策”的精细化、精准化服务。打造企业服务“升级版”。一是要鼓励创新，凡是有创新的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表扬。建议每年表彰一批改革创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二是组织上要对项目办理过程中的事情实行容错免责机制。只要不是为个人谋私利，都应该给予鼓励。三是对已经落户的企业要服务好。对企业提出的要求要有法律依据，不能随随便便就进行检查。四是要实施一事一议的招商引资办法。只要符合同样的条件，无论是新来的企业还是已经在辖区内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五是要做实政策宣传工作。将政策简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品，不仅政府工作人员要弄懂弄通， 而且要面向基层企业和各类相关中介机构，多频次、广范围的宣传，确保政策深入人心、被社会接受，确保政策真正落地执行。　　　　4.坚持法治引领，大力营造有保障、有活力的制度环境。一是要建立健全部门间信息共享、信用监管、协同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着力规范执法行为，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杜绝执法扰企。二是要加强“信用嘉兴”平台建设，完善经营诚信记载与联合惩戒，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推动信用信息在市场准入、公共服务、创业求职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三是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确保市场主体公平享受政策。四是要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理念，完善政策评估、设立、调整、修订和退出机制，加强政策执行的动态监控，完善过程监管、验收选优和后续跟踪等工作机制，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五是要强化与国家、省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及时汇报、请示改革中碰到的制度性问题，沟通推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嘉兴的应对安排，争取国家和省级部门在法律法规与部门规章、意见、办法等制度安排调整时，将嘉兴的做法予以确认。　　　　　　　　在学史知史中提高“政治三力”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课题组 执笔人 李英　　　　（2021年5月18日）　　　　***总shu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从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于百年历史修定力，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学史知史，需要党员干部从百年历史中修炼历史定力与政治定力。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如何看待党史问题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以正确的党史观看待历史，就是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成就，辩证认识历史中的主线与支线、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既不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否定成就与贡献。要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大势。学习历史不单是为了把握历史真相，更关键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中去伪存真、拨云见日，分析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因此，需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历史自觉，认清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掌握历史主动。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要深刻认识其别有用心，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裹着学术外衣的政治问题。对于片面理解、肆意抹黑、故意歪曲历史的言论，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斗争要十分坚决，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不断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　　　　向百年历史求规律，不断增强政治领悟力。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的重要规律之一。要增强对信仰信念信心的领悟。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要从党的艰辛历程、辉煌成就、优良传统、历史经验中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之不易，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要增强对新思想新理论的领悟。百年来，我们以坚定不移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学史知史，就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特别是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把握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增强自觉贯彻落实的坚定性。要增强对中央决策部署的领悟。百年风霜雨雪，百年大浪淘沙。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关键在于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新征程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深远意义与执行要求，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全党9100多万名党员、46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团结成“一块坚固的钢铁”。　　　　从百年历史寻经验，持续锤炼政治执行力。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工作方法。从百年历史中锤炼政治执行力，就是要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要主动担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取得的。学史力行， 就要主动担当作为。要明大势、知大任，提高站位，胸怀“两个大局”，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放大干事创业的格局境界，切实肩负起使命与责任。要知重负重，真抓实干，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攻坚克难的奋斗者，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党的百年历程，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学习党史，就是要传承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掌握底线思维、调查研究、问题导向、抓铁有痕、全面协调等工作方法，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特别要注重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等实际问题，从最困难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找准服务定位 提升社区基层治理效能　　　　许昌市第38期正科级干部进修班第四调研组　　　　（2021年5月20日）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前哨堡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许昌市第38期正科级干部进修班第四调研组坚持问题导向，选取魏都区的许烟社区、许继社区、府后社区、樊沟社区等4个城乡社区作为调研点，采取座谈交流、实地查看、查阅资料、走访群众等方式，针对社区找准服务定位、提升治理效能工作开展了蹲点调研。　　　　一、调研点基本情况　　　　许烟社区。许烟社区隶属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处，地处老城区。该社区成立于2003年8月，辖区面积0.4平方公里，居民2250户5250人，现有直管党员42人。其中80%以上居民为许昌卷烟厂职工及其家属，属典型的共驻共建型社区。许继社区。许继社区隶属魏都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成立于2002年，辖区　　　　面积0.84平方公里，居民2975户7503人，党员327人，是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和地方共建社区。　　　　府后社区。府后社区隶属魏都区西大街道办事处，位于老城区中心地带， 辖区总面积0.3平方公里，居民907户2700余人，直管党员51人，是一个典型的“文商旅”融合型社区。　　　　樊沟社区。樊沟社区隶属魏都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是一个标准的“村改居”社区，辖区面积0.16平方公里，居民960户2820人，正式党员45人。樊沟社区曾是许昌市多项改革的先头军——1982年，许昌市第一个无地村；1986年， 许昌市第一个村民改市民的村；2001年，许昌市第一个取消村民小组的村；2003 年，正式完成由村委会到社区居委会的转变。　　　　二、社区治理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激活“红色细胞”，在基层治理中坚持党建引领作用。许烟社区党支部通过每月召开党建联席会，广泛吸纳辖区内各类党组织，共同解决群众身边的急事、难事。健全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对照清单与联席成员单位双向认领、双向服务，目前成员单位的5个支部为社区提供了帮扶慰问、图书捐赠、药品发放等16项服务；同时，充分发挥接收的180多名离退休老党员的作用，义务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全社区未出现一例疑似或确诊病例。日常管理中，许　　　　烟社区给60个楼栋配齐“两长三员”，构建起社区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的服务管理体系。同时，把社区党总支书记、小区党支部书记的姓名、联系方式在社区显眼位置公示，接受居民监督。　　　　（二）提升“民生温度”，在基层治理中打通服务群众“堵点”。许继社区60岁以上老人有1700多人，为解决这一群体的看病、托老难题，社区依托共建单位许继医院的医疗平台，为社区老人签约家庭医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定期组织家庭医生到社区坐诊；社区托老站合理推出了生活照料、书画阅览、棋牌娱乐、康复保健、老年餐桌等服务内容；组建了5支专业志愿服务队，有1100多人定期开展社区义诊、家电维修、法律服务等志愿活动；每季度组织志愿者发起一次“捡烟头、捡塑料袋换鸡蛋、换棒棒糖”活动， 积极引导居民爱护家园环境，自觉践行垃圾分类。　　　　（三）凸显“文明底色”，在基层治理中涵养崇德向善之风。府后社区积极组建各类文艺志愿服务团队16支，注册文艺志愿者125人，特色文艺志愿服务品牌“欣馨红色合唱团”，每周两次进社区进行公益演出和义务教学，自成立起共演出80余场次，受益群众万余人；与喜马拉雅音频平台结合，打造社区“有声”图书室，目前有声图书有2万余册；建立由社区居委会、楼栋长、老党员、热心群众为主体的公约团队，共同研究制定行为公约，以公约管人管事，推动有序治理，有效规范居民的日常行为，实现了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四）践行共享理念，在基层治理中夯实和谐稳定局面。樊沟社区通过群众集资在五一路、向阳路等优势地段，改造近百间临街门面房，以房屋租赁的形式，带动社区集体经济滚动发展。　　　　2014年，还清所有集体债务，年净收入300万元；2015年，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集体经济收益以家庭股的形式，划分给社区居民，股权可出售、可转让、可继承，解除了“城中村”失地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目前，社区集体资产过亿元，年收入600余万元，居民各项福利不断“提档升级”：社区退休居民退休金由过去40元/月上涨到2000元/月，社区股份分红由100股500元增长到3000元；辖区居民入住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享七折优惠，社区每月补偿500元，70 岁以上老人免费中午就餐、休息、娱乐；2012年投入20多万元，安装24小时智能监控系统，实现社区所有角落全覆盖，居民安全感大大提升。　　　　三、存在问题及困难　　　　（一）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出现角色错位。社区居委会是社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非政府“下属单位”“基层部门”。由于社区接收到大量硬性“政治任务”，社区工作者每天疲于应对，很难集中精力在提供公共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上有所作为。　　　　（二）社区内生动力未充分调动，参与积极性低。一方面，参与社区活动的主力军主要集中于“老、少、贫”三类居民，中青年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普遍不多，参与内容上也很少涉及社区规划、社区事务决策、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等；另一方面，社区共驻共建单位作用发挥不充分，主动性不强，缺乏行之有效的常态化共驻共建机制和办法，工作流于形式化，效果一般化。　　　　（三）社区队伍发展极为不平衡，专业人才短缺。虽然在学历层次和年龄结构上，较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居委会大妈”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专业人才所占比例不高，尤其是普遍缺乏能进行社区管理体制机制顶层设计的社区管理专才。同时，由于社区工作者目前的社会地位和薪资待遇仍然不高，为数不多的后备人才也流失严重，缺乏专业化、年轻化的后备人才队伍支撑。　　　　（四）社区服务精准度有待提高，社会组织缺位。大多数社区在为居民提供服务上都存在内容单调、重复度过高的问题，社区服务内容创新性不足，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服务精准度不高。而各类能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还处于缺位状态。　　　　四、意见及建议　　　　（一）厘清部门与社区角色定位，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方向指引。一是政府部门的角色要由指挥者变为指导者，把精力更多地投向扶持基层组织、增强基层自治能力上来，投向动员基层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上来；二是对社区的常规性工作，明确具体协助事项、协助方式、工作职责。临时性工作需交由社区承担的可实行“准入制度”，由街道办事处统筹，政府部门不得直接向社区摊派；三是严格规范政府部门对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考核，可定期由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居委会统一进行综合考评。　　　　（二）培育社区居民共同利益点，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动力源泉。一是积极搭建多元化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组织居民参加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价格、规划、预算等听证活动。二是拓展协商议事形式，如利用社区评议会、网上议事厅、社区论坛、社区简报等，来增强协商议事的效果。三是充分利用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阵地，创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社区活动，用活动增强居　　　　民凝聚力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四是建立健全共驻共建常态化工作机制，建立符合社区实际的考核评价体系，量化细化考核评价内容，建立起社区居民评议评价制度，全面调动共驻共建单位参与社区服务工作的主动性。　　　　（三）强化社区工作者综合素养，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智力支撑”。一是在社区设置社会工作岗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备社区工作专业人才，以提高社会服务专业化水平；二是加大对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培训力度，使其掌握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方法、技巧；三是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保障机制，提高考取社会工作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奖励标准，激发社区工作者考取专业职称的动力；四是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规范、评价指标等相关政策，建立可操作性强的社区工作者晋升制度，提高其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认可度。　　　　（四）搭建社会组织融入的平台，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新鲜血液。一是放宽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的条件，出台社区社会组织登记与备案管理办法，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二是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对社区养老、医疗等具有准公益性、专业性的公共服务事项，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来完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政策保障；三是建立社区活动与专业社会组织项目对接机制，借助专业化力量推动社区自治；四是理顺社区与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通过交叉任职、建立联席会议等方式，共同讨论处理社区事务。政府相关部门要赋予社区一定监督制约权，在三方关系协调上，切实增强社区话语权，使其有底气当好基层“裁判员”“守门员”。　　　　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若干重要问题　　　　基于特大型城市的思考俞可平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创造了许多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之一便是快速的城镇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城乡人口比例首次实现了历史性的逆转。在1978-2019年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48亿人，城镇化率从　　　　17.9%提升到60.6%［1］。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19年的672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1013个，在全国38755个乡镇级区划中，建制镇比例达54.2%，已经超过保留乡级建制的单位［2］。城市治理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城市的社区治理也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特大型或超大型城市（Megacity），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尽管城市治理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注热点，但对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治理的研究，仍有许多薄弱环节，探索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有着更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本文将依据“中国特大型城市研究” 课题的案例研究①，并结合“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的获奖案例②，就中国城市的分类、特大型城市的生长逻辑、城市治理的难题和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等重大问题做一分析。　　　　一、中国城市的分类　　　　分类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通例。分类管理的重要前提是对管理对象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然后再进行分门别类的管理。城市管理也不例外。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首先需要对城市进行分类。城市分类是依据城市性质、形态、规模、职能和特色等要素，对各类城市进行划分归类，这是城市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城市、规划城市，进而制定对城市发展更有利的方案。“各个城市情况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整体上研究城市相关问题时，必须对城市进行科学的分类。将城市进行分类，便于我们了解各个城市的发展状况，从而为我们制定城市的发展决策提供依据。”［4］　　　　（P54-62）中国城市的分类至今仍处于变动不居和标准不一的状态，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目前在国内的官方文件和学者文章中，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城市冠以不同的称呼，诸如工业城市、消费城市，　　　　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县级市、副省级城市，设区的市、不设区的市，大都市、超大城市，中心城市、外围城市，资源型城市、智慧型城市，幸福城市、平安城市，等等。在众多的城市划分标准中，行政层级和人口规模是中国城市分类最主要的依据。　　　　行政层级划分最权威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未对中国的各类城市进行专门的和详细的分类，但却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明确地做出了三类城市的区分：直辖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大体上说，直辖市相当于省级行政建制，设区的市相当于地级以上的行政建制，不设区的市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由于在现行宪法条文中并没有地级行政单位的设置，所以对城市行政层级的划分，实际上更多依据于补充性的国家行政法规。在补充性行政法规中，关于城市划分最重要的文件是20世纪80年代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关于设立“计划单列市”的意见，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副省级城市设置”的意见。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于1995年印发的《关于副省级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编发［1995］5号），将原先的计划单列市与部分省会城市整合而成为正式建制的副省级城市①。这样，根据宪法和相关行政法规，从行政层级划分来看，中国目前的城市可分为四个类别，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一般情况下为设区的市，但亦有特殊的地级市不设区②）和县级市（通常为不设区的市）。　　　　人口规模分类最权威的依据是国家的专门法律和国务院的相关法规。1990 年4月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首次按照人口规模将中国的城市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 万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不满50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下的城市”③。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废止了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新的城乡规划法不再对现行城市进行分类。由国家统计局编纂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21世纪初，按市区常住非农业人口规模首次将国内城市分为五类：超大城市　　　　（2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00-200万人口）；大城市（50-100万人口）； 中等城市（20-50万人口）；小城市（20万以下人口）［5］。鉴于国家统计局是国务院直属单位，其城市分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定为官方分类，但不具有法规的权威性。　　　　按人口规模对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的权威标准，是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该“通知”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际发展状况，及时调整了城市划分的标准和类型，“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首次增加了超大城市的类别：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6］。按照住建部的最新统计，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和深圳6个，人口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型城市有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和东莞10个①［7］［8］。　　　　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的城市分类标准的制订和变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城市的分类方面明显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划分标准不统一、不规范，尤其是在同一法规体系中，存在着明显不一致的划分标准。例如，国家的《宪法》及其他相关法规从行政层级上将现有城市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第一类是按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而定义的，第二、三、四类则是按行政层级定义的，第五和第六类则是按市属辖区定义的。其实， 直辖市和副省级市也均为设区的市。如果以此标准，则中国的城市只有两类， 即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又如，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设区的市通常为地级市，不设区的为县级市，但偏偏又有极个别的例外，东莞市、中山市、儋州市和嘉峪关市为不设区的地级市。二是城市划分的法律化程度不高。城市的设置与定位是国家的重大区划战略，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空间战略布局，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明确的法律条款。然而国家的宪法和其他正式法律中，并没有专门的条款对众多城市进行明确的行政定位。例如， 关于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设立，以及把众多设区的市从行政上定义为所谓的地（厅）级城市，均是由国家相关部委的文件性法规授权的，而无明确的国家法律条款授权。三是城市划分的随意性太大。20世纪90年代，官方划分的城市只有三类，50万人口以上均属大城市；10多年后，城市变为五类，新增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两类。四是划分标准模糊不清。例如，小城市和大城市下面，　　　　又分设I型和II型大小城市；此外，特大和超大在汉语中并无明显区别，人们很难从字面上对城市进行区分。　　　　科学的城市分类，是城市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城市分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直接影响着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官方的城市分类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一方面是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化方面缺乏历史经验， 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面前，没有现成的城市管理方法可借鉴；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城市现代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决策部门则对城市管理的法治化和科学化重视不足。虽然近些年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城市治理的研究， 但对城市分类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这方面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尤其少。因此， 学术界应当加强对城市科学的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依据中国的城市化实际情况，提出科学合理的城市分类理论。在此基础上，决策部门应当制定更加合理、规范和统一的中国特色城市分类标准。在条件成熟时，用国家法律条款的形式，将城市分类的科学标准确定下来，从而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化、法治化和现代化水平。　　　　二、特大型城市的崛起　　　　国家关于城市分类的标准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口规模上新增了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两个类别，行政层级上新增了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从更深层的角度看，这反映了不可抗拒的城市化客观规律，以及人们对城市化客观规律的认识。改革开放早期，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研究部门，对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以及城市化对现代化的重大意义都认识不足。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传统，使人们习惯于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过分依赖于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甚至把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道路，没有充分认识到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更没有充分认识到，城市化的客观规律之一就是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从而没有制定相应的城市发展战略。相反，国家在改革开放早期对城市的规模一直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不鼓励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例如，1990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9（］P1）。　　　　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相当数量的特大型城市，既有基于人口自然聚集效应之上的必然性，更有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性。特大型城市有利于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产业的合理布局，有利于产生经济发　　　　展中成本—效益达到最佳比例的规模效应，有利于节省现代化所需的基础建设的成本，有利于形成中心—卫星城市式的发展格局，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因此，早在21世纪初，国内就有不少学者倡导和呼吁国家应重点发展人口规模200万以上的特大型城市或超大型城市。例如，有的专家指出，“198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是1964-1980 年的6.37倍，人口向特大城市持续集中也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因为特大型城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在100-4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在最高点（200万人）大约相当于城市GDP的19%左右。城市的规模收益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明显提高。”这些专家认为，特大城市的这种规模经济效应还包括土地的集约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最大效用、城市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等，以及降低人才使用成本、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保持人文多样性、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等人口聚集效应［10（］P14-21）。　　　　由于人口规模百万以上大城市的大量涌现，以及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给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现代化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带来的巨大积极效果，国家决策部门对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重要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调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文件，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这一规划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城市化的规律和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例如，该规划强调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规划还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城镇化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城镇化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11］。　　　　2015年，中共中央在间隔37年后再度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将城市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意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城市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　　　　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会议还首次强调，城市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城市发展就是将分散的农村人口转化为聚集的城镇人口：“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城市和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 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12］　　　　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这份“意见”表面上看是专门针对城市规划的文件， 实际上是通过抓住城市规划这一制约城市发展的“命门”，来规范和引导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因而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该“意见”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存在的突出问题：“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 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治理城市力度不够，违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蔓延加重。”接着就如何加强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提升城市建筑水平，推进城市节能建设，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营造城市宜居环境，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推进城市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提出了明确要求［13］。　　　　随着对城市化规律和意义认识的加深，特别是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宏观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的城市化从21世纪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除了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城市数量大量增多、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并最终超过农村人口之外， 另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涌现了一批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这些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巨大，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和标志作用。2008年，500万市区常住人口以上的特大型城市（含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型城市）总共12个，总人口约11129.56万，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8.38%；总产值约72376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国民总产值的24.07%；当年全国人均GDP为22640元，特大型城市的人均GDP为65027.85元。10年后的2018年，特大型城市上升至17个，总人口约18750.12万，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3.4%；总产值265913　　　　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29.54%；当年全国人均GDP为64520.7元，特大型城市的人均GDP为141820元［14］［15］。从上述简单的数据比较中不难发现，特大型城市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规模经济效应和难以抵挡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引擎。　　　　特大型城市不仅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优势，而且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国民教育素质、医疗卫生条件、城市公共服务、公共文化事业、社会保障体系、社区综合治理和人均预期寿命等与人民幸福生活直接相关的外部条件来说，也具有突出的优势。因此，国家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从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转变为引导和规划特大城市的发展，无论对国家的公共利益还是对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正确的战略选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在特大型城市中也尤其突出，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和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在特大型城市中也最为明显。城市规模越大，其复杂性、风险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也越大。正如有专家所提醒的那样：“一方面，特大型城市会时常遭遇诸如火灾、水患、流行疾病等传统的常规性风险，但由于特大型城市的人口流动性高、城市空间密度高、人群集聚等特征，常规性风险会带来难以估判的巨大破坏性。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特大型城市还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金融风险、信息网络安全风险等非传统危险”［16（］P19-20）。　　　　简而言之，特大型城市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具有战略引领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尤其是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也同样具有引领作用和典型意义。如果特大型城市无法有效应对城市治理的各种风险和有效治愈各种城市病症，造成“城市治理的失效”（failureofurbangovernance），那么，由此导致的危害也将是灾难性的。　　　　三、特大型城市治理的难题　　　　特大型城市虽然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综合实力和存在问题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 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治理问题和严峻的挑战。概括地说，特大型城市在公共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共同面临着典型的“城市病”，例如，人口规模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公共交通拥堵、自然资源短缺、公共服务不完善、城市居民老龄化严重，等等；其次是在城区面积的迅速扩张　　　　中产生的一系列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如同一城市中的城乡双规制、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城中村”现象、“三无居民”等；其三是城市规划的问题，如空间布局不合理、职业区与居住区分离率过高、城市功能定位模糊等问题；其四是城市管理的问题，特别是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城市的多头管理、执法粗暴、城管困境、公共安全等；其五是外来民工的问题，如流动人口居高不下、新老城市居民之间的各种矛盾、户籍制度导致的居民权利不平等和身份歧视、外来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等。除了这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之外，每个特大型城市又或多或少会有各自面临的特殊问题。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其城市定位及治理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及中央对首都的特别要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5年中央批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之前，北京市先后共制订颁布过7个城市发展规划，经历了从消费型城市到生产型城市，从现代工业化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到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最后确立“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等发展目标的重大变迁［17］（P123-124）。因而，对北京来说，“战略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便是面临的首要问题。除此之外，首都的治理还存在以下重要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地方利益的博弈，包括京津冀三地之间以及三地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在公共资源分配、重大项目布局、区域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利益博弈；治理分权与协同集权的平衡问题，是中央政府主导还是区域平衡协同或多元驱动；治理协同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问题，特别是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重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多中心治理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匹配问题，北京的空间结构从原来的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后，需要对城市公共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功能疏解与人口疏解协调的问题，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必然涉及人口的疏解，这两者之间既有重合又不能等同，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是首都治理面临的新课题；公共产品供给空间格局重组与民众生活成本的关系问题，医疗和教育等核心公共资源的重新布局，势必影响到众多居民的生活成本，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国际大都市区与公共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城市功能转换与治理体制创新问题［3（］P26-41）。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一直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改革开　　　　放前，上海一直是中国的超级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改革开放后，上海作为中国超级经济中心的地位遇到挑战，但其传统的大都市优势依然存在。2017年国　　　　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对上海市的性质和目标作了如下规定：上海是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到2050年，要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18］。作为中国绝无仅有的传统大都市，上海在城市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是，与全球化时代的上述远景目标相比，尤其是鉴于其他新兴大都市的竞争性挑战， 上海的城市治理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公共服务的空间配置问题，尤其是随着城市中心的外扩，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必须随之调整；流动人口导入地区的问题，随着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需要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导流；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海是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城市，相应的户籍人口中老年的比例也在全国最高之列，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比其他城市更加突出；城市人口收入及社会分层化问题；城郊特大型社区和城市区域隔离问题，上海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近40%，且多半集中在城郊的特大型社区，不仅成为新的城市不稳定因素，而且也影响了城市公共品的平等供给［3（］ P53-58）。　　　　与北京和上海这些传统大都市完全不同，深圳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是中国和世界城市化历史上的奇迹。深圳从一个边境县城变成一个副省级城市，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从一个新兴城市变成国际化超大型城市，也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到2019年底，深圳市区常住人口达到1344万，居全国第五；GDP达到24221亿元， 居全国第三；人均GDP高达189568元，居全国第一。深圳作为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经济特区型特大型城市，它面临的城市治理问题也与其他特大型城市有所不同，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一是城市治理层级过多，联动性不强，例如街道办下面除了居委会外，还设有社区工作站，本意是整合基层的行政和服务功能， 但事实上造成了多头和多层管理的结果；二是社区不堪重负，居委会边缘化突出，市、区、街道、社区形成一个倒三角，社区是倒三角的末端，职能多达100 多项，却缺乏足够的自主权；三是行政审批形式改变很多，但有实质内容的革新则很少，从1997年开始，深圳先后进行过五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但缺乏有　　　　效的程序和机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四是特区内外差距明显，一体化程度不高，例如特区内外执法标准不统一，造成“一区两法”，住房、交通、薪酬、教育和基础设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关内”与“关外”的“一区两制”；五是公共服务不均衡，“二元化现象”明显，“关内”与“关外”、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差异导致了公共服务的相对不平等，引起市民的严重不满。在2013 年的《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评价》中，深圳在34个城市中出乎意料地位列倒数第四，其中房价、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四项指标，处于倒数第一［3（］P172-184）。　　　　杭州既是人文积淀深厚的六朝古都，又是西子般美丽的人间天堂。改革开放后，像其他城市一样，杭州的城区也大规模扩张，城区常住人口到2019年底已达到657万，进入特大城市行列。2016年修订并经国务院批复的《杭州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将杭州的城市性质确定为：“浙江省省会和经济、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作为浙江省会，正像浙江的治理创新走在全国前列一样，杭州的治理创新也同样处在全国城市的先进行列。杭州的民主促民生、开放式决策、杭州议事厅、政府绩效考评、智慧杭州等治理改革，一直是城市治理创新的模范样本。因此，在城市治理方面杭州面临的问题也与一般城市有明显的不同。例如，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杭州在城市治理方面面临着如下几个困境：其一，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杭州在城市治理中率先倡导“复合主体”式治理，但在复合主体中，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缺少足够的平等，政府过于强势；其二，社会的行动能力有限，社区公众的参与能力弱小，民间组织发育不足，导致公众的社区参与存在严重局限；其三，社会参与治理的领域有待拓宽，许多本来应放手交给社会的事务性和服务性事项，政府并未完全放手；其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有待深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和公民个人之间在城市社区复合治理中边限界定不清，公私单位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职责不明确；其五，城市治理创新项目缺乏法律保障，特别是作为杭州城市治理亮点的复合主体治理， 缺乏必要的赋权、监管等程序性和规范性法律规定［3］（P249-257）。　　　　除了上述这些具有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外，特大型或超大型城市治理还存在着另外一些特殊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特大型城市面临很大的治理压力：人口流动带来了社会稳定的压力，利益分化带来了社会整合的压力，需求多元化带来了公共服务的压力［19］（P50-59）。有的专家认为，特大型城市在公共安全方面由于具有隐藏性、突发性、耦合性和脆弱性等特点，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其总体风险程度偏高。例如，根据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深圳市的公共安全总体风险处于“中等偏高”水准，在洪涝、地质、火灾、交通、生产安全等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等方面，深圳仍面临较高风险［20］（P7-12）。有的专家认为， 特大型城市在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着以下难题：部门内专业职能明确，部门间却缺乏协同；部门内信息通畅，部门间信息流通则阻塞；政府积极作为，民众则并不认同［21］（P34-37）。有的专家认为，特大型城市在生态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挑战，例如，生态布局存在风险，环境结构性矛盾突出，城市规模的承载力匹配失衡，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完善［22］　　　　（P76-81）。有的作者认为，特大型城市在精细化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 例如，体制机制不够顺畅，标准流程不够完善，预见性管理不足，社会参与活力不强，技术手段运用不充分等［23（］P13-17）。　　　　四、特大型城市治理的经验教训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特大型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更加直接关系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景规划。中共中央在2015年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对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并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各特大型城市的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城市治理的改革创新，纷纷针对各自面临的“城市病”和治理难题开出了各种药方，采取有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综合“特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课题组的8个城市案例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特大型城市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主要有以下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根据国家的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城市规划和城市布局，科学合理地定位城市的性质和主要功能。所有特大型城市都制定了各自的中长期城市整体发展和建设规划。由于特大型城市在本地区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甚至对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定其长期发展规划便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通常位列各特大型城市改革创新的优先事项。从程序上说，城市规划在制定前要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各界市民代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经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审议，然后报中央批准。从内容上说，除了具体的中长期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增长、居民生活、城市建设、文物保护、城乡统筹、城市管理等目标和指标外，还包括对城市的战略定位和核心功能界定。例如，在制订《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过程中， 市委主要领导坚持“开门编规划”的原则，先后召开了5次座谈会，广泛听取意　　　　见，最后确定了以“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作为新规划的“牛鼻子”［24］。上海市在制定《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时，也同样坚持“开门做规划”的原则，从2014年5月6日开始启动编制，到2017年12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历时整整3年多时间。期间规划制定部门通过线上和线下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了市民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最终确立了把“新发展理念”作为“上海2035”新规划的“一根红线贯穿始终”［25］。　　　　二是打通特大型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多重壁垒，走区域协同发展的道路。一方面，特大型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龙头，既对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又承担着带动周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特大型城市在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许多短板，周边地区往往在这些方面有着特大型城市所缺少的优势，双方具有优势互补的特点。因此，特大型城市与紧邻区域的协同发展便成为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普遍经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珠三角、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协同发展战略。早在2008年，国务院就批复了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要求“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实施协同发展［26］。2015年颁布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把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协同发展当作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以及“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关键环节，要求京津冀三地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27］。2019年中央颁布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同样也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的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明确要求“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加强跨区域协调互动，提升都市圈一体化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区域联动协作、城乡融合发展、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28］。　　　　三是城乡统筹，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区和郊区的一体化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后特大型城市的快速成长，就是城市中心区域对边远郊外农业地区的大规模吞并，由此产生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系列独特的问题，例如， “城中村”现象在特大型城市中随处可见，同一城市中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同一城市的居民却拥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不同的身份， 以及同一城市中在人均收入、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国民教育等方面明显的城乡差别，等等。因此，城市统筹发展便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特大型城市现代化战略，所有特大型城市都把城乡统筹当作各自的优先发展目标之一，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例如，在城乡统筹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成都市， 从2003年开始就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总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宏观战略，制定了“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三个集中”政策，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和农村扶贫开发”三大重点工程，最终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和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这“六个一体化”目标，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3］（P200）。又如，2007年国务院批复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被认为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城乡总体规划”， 而该规划“最为关键、最为紧要”的环节就是城乡统筹，最终实现“重庆市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的一体化发展［29（］P44-47）。　　　　四是适应新的城市人口结构，及时改革长期形成的城市户籍制度，努力弥合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鸿沟。户籍制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基本社会管理制度之一，它发端于先秦，至今仍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对特大型城市来说，户籍制度造成了常住市民之间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人为区别。这一重大区别实质是不同的身份认定，直接关系到本人的教育、就业、收入、住房、医疗、选举、参与以及子女的入学和就业等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因而也是造成本地人与外地人、老市民与新市民等政治经济差异的制度源头。严格地说，所有特大型城市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都不是一个概念， 常住人口数量总是多于户籍人口数量，这两者的差异以深圳市最为典型。2019 年末，深圳市的常住户籍人口494.78万人，常住非户籍人口849.10万人，非户籍人口反超户籍人口，而且非户籍人口几乎是户籍人口的1倍。由于户籍常住人口与非户籍的常住人口之间的差异，实质上关系到市民的权利平等，因此，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渐缩小直至最终消除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差异，是所有特大型城市共同的重要改革任务，也是特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难点之一。在各种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办法中，积分制逐渐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2011年北京市率先推行积分落户制，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要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到2019年底，全国已有30多个城市推行积分落户制，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青岛等特大型城市［30］（P76-85）。相对来说，中小型城市的　　　　户籍制度改革比较容易，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分离问题已经基本上得以解决。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大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但对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①等特大型城市来说，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仍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艰巨任务。　　　　五是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和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特大型城市人口密度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城市热岛效应明显②，空气污染相对严重；另一方面，城市的水电等能源和食物消耗巨大，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尤其突出。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特大型城市特别重要，这既是城市治理的重点，也是城市治理的难点。各特大型城市在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方面各显神通，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和维护生态环境，包括实施绿色GDP、生态补偿、垃圾分类、交通限行、洁净能源、工厂外迁、绿色出行、污水处理，等等。北京除了疏解非首都功能、搬迁首钢等大型污染企业、调整能源结构、控制人口规模等“绿色北京”措施外，还相继制定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和《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等地方法规，而且在2015年率先在全国启动红色预警制度，依靠法律的强制手段来维护和改善都市生态环境。在红色预警期间，全市实施工厂企业停产或限产、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中小学停课等措施［3］（P11-13）。上海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了改善环境质量， 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天更蓝、气更净、水更清、地更绿、居更佳”的国际性生态城市，其途径与措施包括了结构调整、功能建设和城乡生态关系的协调等方面［33］（P349-354）。2020年上海市还颁布了《上海市绿色发展行动指南》（2020年版），对上海市的绿色产业、绿色规划、绿色建设施工、绿色运营管理以及与绿色发展相关的各种政策措施做出了十分详尽的规定，以期把上海市建设成为“引领国际超大城市绿色、低碳、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标杆”［34］。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特大型城市，从经济特区建立伊始，就非常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确立了“生态立市，环境优先”的理念，不断探索、推进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 经过40年的历程，初步形成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制度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圳样本［35（］P65-72）。　　　　六是运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新技术，普遍推行智慧城市战略。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甚至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纷纷进入城市社区的治理　　　　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提升了特大型城市的治理现代化程度。人类进入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以后，信息网络技术已经成为任何领域的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城市治理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信息网络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特大型城市的电子政务、社区治理、社会监督、社会诚信、街道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等城市治理的所有领域。除了信息网络技术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之外， 智慧城市也是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从城市演进路径看，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从城市发展内涵上看，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转换器，是一种具有新特征、新要素和新内容的城市结构和发展模式”［36］（P6-12）。基于这样的认识，信息网络技术之上的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也纷纷成为特大型城市推进城市现代化的抓手，许多城市不仅在总体规划中列入了智慧城市的内容，而且相继出台了推进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的专项规划。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特大型城市始终走在全国城市的前列。宁波市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发布了《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政府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和《宁波市加快创建智慧城市行动纲要（2011-2015）》；上海市于2011年发布了《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北京市于2012年发布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一些特大型城市始终把智慧城市和数字城市建设视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环节，实际上起到了引领国内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例如，杭州市在“十二五”期间就制定了《杭州市十二五信息化发展规划》，首次提出了智慧杭州的建设目标；接着又相继颁布了《杭州市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数字杭州”发展规划》，对杭州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做了全面的部署［3］（P279-285）。 2018年，杭州市被《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白皮书评选为“中国最智慧的城市”。　　　　除了上述这些经验与做法，特大型城市也与其他大中小型城市一样，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举措。例如，加大社会保障的力量，提高最低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起点，切实增加市民的福祉；改革城市公共服务，增大公共服务的预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普遍推进“一站式服务”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倡导共享价值，发展共享经济，城市生活进入共享式新时代，如共享单车、共享服务等；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全面引入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党建引领社会共治和社区自治等新的方法。　　　　各特大型城市的上述这些改革创新举措，在治理“城市病”、应对新的挑　　　　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明显改善了城市治理的质量，为探索中国特色特大型城市的治理现代化规律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但坦率地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些老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因此，教训也很深刻。概括地说，这些教训包括：城市治理要遵循普遍规律，需要科学的决策，集思广益， 充分听取专家意见，不能搞长官意志；城市的发展规划，必须从中国和本市的实际出发，有重点地推进，而不能贪全求大，盲目地与国际接轨；城市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进行城市治理，营造所谓的城市新形象；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要重效能， 不能不计成本，否则就会得不偿失；要切实转变理念，将城市管理转到城市治理上来，变管制导向性治理为服务导向性治理，将城市管理寓于城市服务之中； 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要脚踏实地，不能无视现实条件，开空头支票，失信于民； 各种形象工程往往劳民伤财，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　　　　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来看，中国未来的特大型城市治理创新应吸取上述教训，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要牢固树立人民主体或市民主体的意识，增强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市民是否满意作为评价城市治理的基本标准；二是城市治理创新要以市民权利为导向，即所有的城市治理改革创新，都要把维护和增进公民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文化权益作为根本目标；三是与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一致，城市建设也要围绕“服务型城市”展开，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来避免特大型城市陷入“城管困境”①；四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普遍趋势，但城镇化不应制造新的城乡差别，而应当通过城镇化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五是将信息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运用于城市治理和城市服务，切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让技术造福于民；六要大力改革不合时宜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重点推进多规合一、参与式治理和社会共治，将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引领全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应地，特大型城市治理在整个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也起着引领和表率的作用。深入研究特大型城市的成长和演变规律，总结特大型城市治理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分析特大型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破解特大型城市治理的难题，不仅是城市现代化的紧迫课题，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紧迫课题。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思考　　　　西南民族大学 姜怡卓　　　　一、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背景　　　　（一）从中小微企业内部管理来看。许多中小微企业的规模较小，大量资金用于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用于融资担保抵押的合格品较少，抗风险能力较差，难以满足当前金融机构的放贷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微企业往往通过寻求合适的担保机构进行担保贷款，但由于中小微企业自身实力较弱，很难找到愿意提供担保的机构，即使能找到，其贷款的担保费用也常常较高，期间较短（大多不超过一年）且几乎只针对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这使得中小微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压力，融资成本过高，融资效率较低。　　　　此外，中小微企业往往缺乏专业的人才与体系，以至于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资金管理较混乱，报表编制不够规范，信用等级低，这一系列常见的问题导致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回款信心不足，相比之下，其更愿意贷款给规模大、信用好、体系完善的核心企业，所以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　　　　（二）从金融机构来看。金融机构自身的商业性质决定了其逐利的目的。面对众多的借贷方，考虑到利益和风险双重因素，其必然优先选择信誉好、规模大、实力强、资金运营好的大型企业。一直以来，由于中小微企业的不良贷款较多，给金融机构带来的坏账率较高，导致金融机构在实际业务操作中为了规避风险和追求盈利，从而减少给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比重。2020年8月据银保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了9.25%，比各项贷款不良率高出0.88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5月末，银保监会报道，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是5．9%，比大型企业高4.5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3月末，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2.75%，比大型企业高1.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近三年来，中小微企业相比于其他大中型企业的贷款不良率更高，信用度更低。　　　　此外，由于大量中小微企业处于供应链末端，不适用于征信系统的评级， 金融机构很难对其进行信用评价，且小微企业通常难以提高自身经营信息的透明度，而这种较高的信息不透明程度，使得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从而加大了融资负担。于是，在这场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双方博弈中，中小微企业处于弱势地位。　　　　（三）从社会环境来看。中小微企业缺乏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征信体系　　　　不健全，监督机构发展较少，措施比较严苛，金融服务创新不够，这些也都是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因素。　　　　因而为了帮助中小微企业摆脱以上各方面的融资困境，企业不断深入研究和发展贸易融资和物流金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金融改革创新是关键，供应链金融也逐渐被人们广泛关注和认同，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　　　　二、传统供应链金融三大融资模式　　　　（一）应收账款融资。应收账款融资是指处于弱势地位的上游供应商对核心企业赊销，将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专门的融资机构，从而得到所需资金。如图1所示，当上下游企业订立合同形成应收账款后，供应商困于资金压力将应收账款转让给金融机构，并经核心企业的确认，承诺付款，随后收到金融机构的贷款，缓解阶段性资金压力。（图1）　　　　（二）预付账款融资。预付款模式也称为保兑仓模式。在供应链贸易业务中，由于核心企业处于强势地位，其往往要求下游中小企业先预付款再供应货物，若下游购货商没有能力预付货款时，可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收取一定保证金，并采购货物，控制提货权，同时核心企业承诺回购未被提取的货物，而下游中小企业可分批提取货物，并在未来的收入中向金融机构分期偿还贷款。在该种模式中，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可被引入监管供应链中的货物交易。（图2）　　　　（三）存货融资。存货融资也称为融通仓模式，即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融资交易时，以存货为质押。其中，当融资企业提出申请后，需专业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对其在供应链中的综合运营能力进行评估，确认风险较小后方可授信。金融机构也可赋予第三方物流企业一定的授信额度，由其直接负责融资企业的贷款回款和风险管理，从而提高整个流程的运作效率，降低成本。　　　　三、传统供应链金融落地难的原因　　　　（一）从资金提供方角度。金融机构作为供应链中资金流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整个供应链金融贷款中，金融机构不仅要评估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信用度、运营状况和资金周转情况，还需要评估其依托的核心企业的征信情况和现金流转情况等，整个评估成本较高，且由于供应链具有整体性，各节点联系紧密，一旦其中某个链条出现问题，就会蔓延至整个供应链， 波及其中各个环节，从而导致更严重的金融灾难，这对于资金提供者来说，风险巨大且不确定性较多。　　　　（二）从供应链主体企业方角度。核心企业与中小微企业都是供应链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核心企业，其作为整个系统的物流中心、信息交换中心和资金结算中心地位十分重要。然而核心企业多为实力强、信誉高的大中型企业，其资金流充足、负债率较低，融资渠道也较多，参与供应链金融的直接利得较少，因而对其吸引力不够，故大多参与动力不足，意愿不高。另外，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合作履约能力和资金周转情况也是保证整个供应链金融顺利运行的重要因素，然而大多中小微企业财务报表信息不规范、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信息质量不高、经营状况透明度较低，难以达到融资要求。若要以信息披露、审计等方式提高信息透明度，其成本又过高，效率比率太低。　　　　（三）从监管方角度。目前，我国的监管中介机构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体制机制不完善，监管指标未统一，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一般供应链金融中都会找第三方物流公司作为监督方并辅以核心企业的隐性背书，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物流公司与整个供应链中各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融机构很难识别其中交易的真实合理性。而且由于各行各业现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信息不对称性较大，即使监督机构能保证真实公允，独立评估，也难以防范其中末端企业及微小节点的隐患与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无法通过监管方准确地了解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故不能及时合理地调整信贷额度，风险较大，供应链效率也较低。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供应链金融的痛点包括交易真实性难以证明、操作成本较高、中小微企业参与市场覆盖率不足等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热点技术的聚焦，下文着重研究与分析了为解决上述问题，现有的第三方物流视角下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以及财务公司供应链自金融模式。　　　　四、第三方物流视角下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　　　　近些年，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恰好与区块链发展相适应，二者的结合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对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其所提供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是利用现有已搭建好的信息技术平台来实现的除仓储服务、配送等基础业务外的增值服务，配合银行为其客户提供融资服务。通过区块链技术链接生产、贸易、订单、运输、仓储等供应链全过程，形成具有信用价值的数据链，逐步打造信息流、物流、商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开放性平台，为中小微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打下了可信可靠的基础。　　　　五、供应链自金融模式　　　　（一）供应链自金融概念。“供应链自金融”是指在供应链体系内，链上的企业主体（第三方物流企业或者核心企业），为供应链上的其他主体提供融资服务，属于非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通常对于供应链中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来说，金融服务主要是指如银行此类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流动资金借款。现如今， 我们身边许多的金融服务都是通过金融机构才实现的，例如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发放贷款、提供各项金融服务。从提供或需求资金的企业角度看，现代金融服务都属于“第三方金融”或“他金融”（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外的第三方）。在过去的金融服务中，由于安全性、透明性、真实性、不可灭失性这样底层问题的持续存在，使得“第三方金融”普遍流行，但如今随着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的突破与实现，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自金融”的出现与落地也将指日可待。　　　　在传统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中，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与小微企业（供应商/经销商）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具备主动承担金融服务的职能，而是一味地被动地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的中介金融服务。故在传统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发展过程中， 这种“他金融”模式导致供应链上主体在金融服务中具有极大的被动性，严重阻碍供应链金融的改革创新。如若要完成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改革创新，就必须改变当今供应链金融模式中供应链主体在融资服务中处于被动地位的现状，也就是基于区块链、物联网技术来实现“供应链自金融”模式。　　　　（二）财务公司供应链自金融模式。在供应链体系中，一些自身企业管理较好的核心企业或者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的同时，为了降低风险， 提升资金使用率、增加收益，一般成立的有单独的财务公司来进行资金的集中管理。以此类财务公司为依托，契合产融结合，以准银行的模式为供应链体系上的大量中小微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融资服务。　　　　财务公司供应链自金融是财务公司凭借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企业或第三方物流企业在供应链中所具有的信息优势、风险控制优势，针对供应链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风险小的、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模式。在财务公司供应链自金融模式下，供应链体系中核心企业或者第三方物流企业所开设的财务公司可以利用融资手段来对供应链金融资源进行配置，依托自身企业战略，解决了链上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现了战略价值和财务价值最大化。　　　　六、结语　　　　本文以如今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发现当前中小微企业贷款难导致其自身难以快速运转以及存活，同时分析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模式效率低、难以落地的原因。在以上分析基础上，聚焦到了第三方物流视角下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以及财务公司供应链自金融模式的思考，希望本文对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许昌市第8期公务员进修班第三调研组　　　　（2021年5月20日）　　　　按照市委党校的学习安排，许昌市第8期公务员进修班第三调研组到禹州市磨街乡陈庄村进行了专题调研，深入该村金叶雨酒厂、两所村小学、建材厂、洗煤厂了解情况，到神垕镇杨岭社区钧瓷体验园、鸿畅镇李金寨村、鸿畅镇鸿硕农业基地进行了参观，与禹州市财政局和乡镇政府的有关负责人、村委成员、村民代表、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座谈。通过这次调研，我们感受到村委、村民谋发展的热情和开创农村新事业的激情，也深感发展集体经济的不易，对村级经济培育和提升有了一些思考和认识。　　　　一、禹州市村级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一）整体情况。目前，禹州市已经实施省、市、县三级共同扶持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52个，利用扶贫资金在653个农村（不含25个城市社区）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全覆盖，带动发展产业15个，流转土地520亩，新增就业人员270 人，新增农业产值300万元，新增农民收入290万元。　　　　（二）村级集体经济情况。神垕镇杨岭社区投入资金160万元，建设钧瓷体验园，整体出租给华龙钧瓷，每年大概有9万元的集体收入。浅井镇张村庙村投入资金120万元，成立农机服务有限公司（农机合作社），购置了105万元的农机具，用于出租服务，每年7万元集体收入，同时本村村民享受20%到30%的农机具使用费优惠服务。顺店镇柳林村采取基金入股企业模式，成立了产业发展互助资金协会，确定了14家企业作为投资对象，投入财政资金共计160.8万元，每年的投资收益为16.8万元。范坡镇岗娄村投入资金120万元，建设一个粉条加工储备车间，购置加工设备，建设厂房及仓储场地260平方米，带动本村就业17人， 年实现收益9万元左右。　　　　二、陈庄村村级集体经济现状　　　　（一）基本情况。陈庄村地处禹州市磨街乡东部，距乡政府6公里。全村面积3平方公里，荒山面积600亩，耕地面积625亩，退耕还林1850亩。该村辖6个村民代表小组、4个自然村，共625户2547人，有党员111人。该村先后被评为“禹州市美丽乡村”“禹州市五美示范庭院先进村”“禹州市文明村镇”等。　　　　（二）村级经济现状。陈庄村原有5个小煤矿，2011年左右按照国家关停小　　　　煤矿的要求，5个煤矿陆续停产。目前，村域内有4个经济体，3个为私营企业， 1个为村级产业基金，每年集体收入约10万元。其中，金叶雨酒厂年产白酒80吨左右，销售收入1300万元左右，吸引村民就业27人，人均工资3000元以上；建材厂年产煤矸石砖2190万块，销售收入766万元左右，吸引村民就业30人，人均工资3000元以上；村级产业基金利用100万元扶贫资金，作为股份投入天源科技公司，每年集体分红收入约10万元；洗煤厂处于停产状态。　　　　（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基础。一是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陈庄村属原有小煤矿集聚地，煤矿形势较好时，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学校、卫生室、敬老院等民生设施健全。二是具有较好发展空间。陈庄村生态环境优美，退耕还林1850亩，绿化覆盖率达到70%。陈庄村土地资源较多，荒山面积达到600亩，并且都集中在居住区的山地中，易于集中规划使用。三是具有一定产业基础。陈庄村区域内有酒厂、建材厂以及洗煤厂等经济实体，虽发展态势不良，但仍维持生产，具备一定发展潜力。尤其是金叶雨酒厂属高产出、高附加值、高税收的生产行业，如生产和销售顺利，将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四是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陈庄村处于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位于神垕镇和鸠山镇大鸿寨的中间位置，交通便利，尤其是距离神垕镇不足5公里，具备发展旅游经济的得天独厚条件。五是人才资源较好。陈庄村拥有两所学校，已培养12个博士， 几十个研究生，具备雄厚的人才资源。　　　　三、陈庄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思路　　　　（一）融入旅游经济体系。立足区位交通优势，依托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和神垕镇老街、大鸿寨等周边旅游资源，把陈庄村打造成一个以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为主线，以“吃、住、行、游、购、娱”产业带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　　　　（二）积极盘活发展现有产业。帮助金叶雨酒厂盘活和发展，计划投入改造资金1000万元，争取年产白酒600吨以上，年销售额1亿元以上，税收达到1700 万元，生产工人70余人，销售人员30余人。同时，利用荒山进行经济作物种植， 计划种植200亩红高粱。　　　　（三）实施林地改造工程。积极推动森林乡村建设，着重对1800亩的残次林进行改造，学习“刘门经验”，努力发展柿树林果业，打造集观光、休闲、果园采摘为一体的农村经济形式，利用“一亩田”实现网络销售。　　　　（四）打造“一村一品”。依靠山村自身优势，调整种植结构，引进“一村一品”中药材种植基地项目，种植金银花、皂角刺、血参等中药材。计划2020　　　　年6月之前完成200亩中药材种植，5年内在陈庄村9.6亩老中学院内建设中药材加工厂。　　　　四、陈庄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瓶颈和困难　　　　经过分析，存在的问题有：一是认识出现偏差。陈庄村村委目前存在“等、靠、要”的老思想，没有将重点放在挖掘内生动力上，没有将人才、区位等内部优势进行深度挖掘。二是村委年龄结构偏大。陈庄村“两委”班子成员共7人， 年龄大多在45岁以上，文化素质不高，市场经济观念落后，企业经营知识缺乏， 决策能力和执行力不足。三是选取项目缺乏科学性。陈庄村发展集体经济主要依靠金叶雨酒厂，项目过于单一，缺乏规划性，没有明确集体经济和私人企业产权关系，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四是缺乏发展经济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回流吸引力小，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缺乏具有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运作的专业人才，缺乏懂市场、能经营的能人。五是村级产业发展停滞。陈庄村唯一具有发展潜力的金叶雨酒厂基础设施陈旧，生产条件简陋，没有品牌效应，自我发展能力较差，对村级经济和村民收入带动效应有限。六是缺乏资金支持。近年来，禹州市面临财政收入持续下降的局面，财力很弱，能用于扶持村级集体经济项目的资金规模较小。　　　　五、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强有力的村委组织力量，为发展集体经济提供支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强“两委”班子力量，真正把那些眼界宽、能力强、素质好、呼声高的“能人”“贤人”吸纳进村委，鼓励懂经济、会经营的人进入村委，优化村委年龄结构，建立农村后备干部队伍库，鼓励年轻人回乡当村干部，参与家乡的建设发展。　　　　（二）统一规划，增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联动效应。建议市、县、乡做好乡村项目的统筹规划，结合本地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生态资源、种养特色等， 统一规划发展方向，提高产业发展的成功率。比如，统一规划神垕镇、鸠山镇、鸿畅镇等旅游乡村资源，打造各具特色又丰富的旅游经济带。　　　　（三）拓宽资金来源，破解发展瓶颈。一是整合财政资金，发挥资金集中效应。统筹各部门涉农资金，优选村级经济扶持项目，集中资金进行扶持。二是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探索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想方设法吸纳民间资本，向外推广本地区的优势资源，吸引投资者主动到农村投资建设。三是坚持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多元化。村级集体经济坚持独立投资、控股、参股等投资模式，坚持　　　　服务经济、发展基金、物业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坚持合作开发、投资入股等多种方式。　　　　（四）培养、吸引人才，增强村级经济发展动力。一是培养人才。对于本村有能力的人员提供专业知识培训，定期进行考核。二是引进外来人才。在引进项目、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方面，偏重经济管理人才的引进，共同助力农村经济建设。三是促进人才回流。鼓励高端人才吸引资本和资源，回乡创业，支持务工人员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归家乡，实现个人价值。　　　　（五）创新营销模式，培育村级经济品牌效应。一是要注重模范带动。选择一批不同基础、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村，加大培育力度，总结提炼经验， 推动形成一批集体经济示范村和明星村，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二是要加大产品营销力度。利用网络直播、乡贤会、老乡会、现场推进会等，让乡村特产通过乡情、友情、同学情、战友情等传播和销售，采取成本低、范围广、效果好的营销方式，吸引消费群体。三是着力打造品牌效应。乡村经济和产品立足地域特点、生态特色等差异化标识，深挖文化内涵，打造鲜明品牌，带动乡村特色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