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全文8527字）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
中共一大会址收藏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封面。资料图片《共产党宣言》（上海社科院图书馆藏本）扉页。资料图片我国最早的《资本论》中文译本封面。资料图片　　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已走过传承与发展的百年历程。文本编译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学术队伍和专业平台的不断拓展，以及自觉性本土研究与开放性国际对话的良性互动日趋频繁，无不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文本阅读和思想阐发是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两大基本向度，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趋向成熟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征程中谱写经典著作研究新篇章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有利于在新时代深入挖掘经典文本的重要价值，进而更好地激发经典著作研究的创新活力。　　1 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辩证关系中认识经典著作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认识既来源于直接的文本阅读，又受到基于文本阅读而展开的思想阐发的影响，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构成在认识经典著作过程中互为前提且辩证统一的两个基本向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应力戒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脱节与失衡，应以充分的文本研究为基础进行深度阐发和广泛宣传，面向时代需求与具体实践，着力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为思想阐发释放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百年研究历程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二者之间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前，当时的社会局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造成诸多困难。虽然早在五四运动前，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已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内引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阶级立场和革命主张，但首部《共产党宣言》汉译全本直到1920年才得以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汉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出版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编译和出版格局，致使基于原著阅读的思想阐发不够广泛和深入。革命运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从原著翻译、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再到思想阐发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转化过程，这一时期的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尚未得到有效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逐渐成为我国通用和权威的哲学教科书，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研究的体系化与规范化。但它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文本阅读和思想阐发的结合上依然不够紧密。在这一体系化的教科书之中，“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概括与逻辑化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在很多时候充当了“原理”的“注脚”，对实践需求提供的理论支持仍然有待提高，从而使如何建构文本编译、考证和解读机制成为了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的学术自主与自觉意识不断增强，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之间有机统一关系的逐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重要文本的编译工作获得进一步发展，这客观上为学者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研究局限，进而展开深度探索提供了文本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学界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注重在思想史视域中把握文本，促进了思想阐释在文本阅读中实现升华，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典著作研究确立了学术传统。学者们通过对新近翻译、引介的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认识。8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的思想研讨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佐证自身观点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但专门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研究对象且具有现代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以思想阐发为主要路径，相对缺乏对文本的深度“耕犁”，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力量难以全面展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界进一步深化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方法论的自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促使学界意识到文本阅读对于经典著作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在思想阐发的同时将对文本的充分阅读作为前提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关系不断趋向有机统一。　　对于“何为经典著作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有学者将其简单视为文本阅读，认为只需阅读文本便可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本真内涵，把经典著作研究变为一种书斋中的抽象演绎；也有学者轻视经典著作研究，认为经典著作研究仅是“书本功夫”或“不结果实的花”，甚至质疑经典著作持续研究的现实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百年历程向人们昭示，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不可偏废的关系必须予以充分认识。　　2 方法论自觉中研读经典著作　　马克思十分重视研究方法，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百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贯穿着“翻译忠于原本”“研究服务于革命斗争”“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文本阐释与考据”等诸多方法。研究方法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结中介，经典著作研究的结论或理论成果往往因采取的方法不同而产生差异。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源于不同研究者的思想“前见”和所处的学术环境，在诸多研究方法中实现科学的方法论自觉是经典著作研究的必然要求。方法论是对具体方法的抽象和体系化澄明，方法论自觉表征着对具体方法“何以可能”的前提性反思，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创新，有益于形成符合文本真实意义和现实思想阐释需要的解读模式，从而推动研究事业的变革与发展。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与辨析，是推动方法论自觉形成的重要动力。以方法论自觉的发展形态为依据，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划分为方法论自觉的萌芽期、初步确立期以及立足中国话语的创新期三个阶段。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在曲折发展中萌发着方法论自觉的意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方法论规定的反思，促使我国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开始由潜在走向自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存在多种研究方法，如在原著编译中坚持的“忠于原本”、在文本研究中贯彻的“史论结合”等，这些研究方法在一般的文本研究中都具有严谨性和规范性。但历史地看，此类研究方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发展中的作用有限，这主要是由于学界只是一般地使用研究方法，而相对缺乏对方法论自觉的关注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典著作研究的规模较小，仅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诉诸经典著作研究以服务革命事业，缺少反思研究方法的自觉性。由于苏联模式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影响，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依据成为经典著作解读的“方法论要求”，就是将编订“教科书”或提炼“原理”的方法与研究经典著作的方法等同起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方法论规定为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规范性，但也因较为强调“概括性”和“标准性”而存在一定局限：容易使人们忽视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过程性，采取同一尺度评价经典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容易将不同经典著作之间和同一经典著作内部表述类似而内涵却有差异的概念或术语混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对经典著作研究方法的认识深化。学界逐渐认识到，研究方法是连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桥梁”，恰当的研究方法应当符合并服务于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初步确立。这一时期，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方法的反思聚合了科学哲学、心理学等多种思想资源，并因为依托理论背景的不同，分别形成了文本阐释学和文本考据学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方法。文本阐释学以“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为学术旨趣，主张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必须实现当下语境与历史语境的“视域融合”，既强调“接近”历史语境，又追求文本解读的时代创新，期望通过“视域融合”实现对经典著作的普遍、多维的深度研读；文本考据学则更加注重对马克思文本的历史背景、版本结构等方面进行细致考究，力图还原“本真的马克思”，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本的历史性和理论的科学性。围绕如何理解两种不同取向的文本学研究方法以及如何评价两种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学界展开了持续的学术探讨。这些探讨主要围绕“是否应该回到历史语境”以及“如何回到历史语境”两个问题展开，而探讨肇始于对文本阐释方法所提倡的“回到马克思”这一学术口号的不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