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学校官场毁誉参半

学校于1980年成立团委，周平校长让我负责首届团委工作，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清凉寺已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于是大概在1984年左右整体搬迁到了常州西郊。那时在校学生已在短时间内扩大到四个专业一千多人。为了便于管理，学生成立了学生科，就相当于大学的学工处，负责招生分配和日常管理。可以这么说，学校工作一是课堂教学，二是日常管理，而管理的任务学生科承担了绝大部分，婆婆妈妈，吃喝拉撒，奖惩处罚，招生分配，样样要管，我担任学生科副科长不久便由副转正。三十出头，正科级，似乎还不错，一直做到1992年初离职。

实事求是说，无论是团委工作还是开始做学生科工作，一开始我还是颇有点雄心壮志的，而且确实很辛苦地做了好多年，每天早晨六点前起床到宿舍赶学生起床出操，出完操督促他们排队买早饭，等他们吃了早饭我才回家吃。早饭碗一丢立即赶到办公室处理事情。每周要开班主任会议，每周三下午政治学习我要在大礼堂作所谓报告，晚饭后要督促他们上晚自习，下了晚自习督促他们休息，等所有房间关灯后才回家，天天如此，加上平时的各种考核检查一个接一个，家里的事几乎一点也做不到。我儿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我一次家长会没参加，一个班主任也不认识，全是我老太在操劳。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不起家庭。但那时年轻，总想好好工作，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但随着学校领导班子的不断调整，我在学生管理方面与校领导之间时有想法不一致的地方，因为我是从农村来，心比较软，始终记得列宁的名言：“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而周平先生的继任者们大都主张对学生严格管理，对犯错违规的学生以处罚。争归争，吵归吵，领导的意见不得不执行，于是对抽烟的，旷课的，恋爱的，打架的，当面批评，行政处罚，有的还要通知家长等等，看看学生又可怜，想想家长求情又难过，但领导那里又通不过，我常常处于两难之间。

比如对个别身体有病的学生，领导要求退休休学，比如对报了高中后再来读中专的一律要辞退等，我觉得这实在有点残酷。要知道八十年代能读一个中专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我老实交待，在我任期内，曾有多名学生因报了高中没上却来上中专被我私下留下来，领导让我根据人民来信去家访，我自己当年就深吃人民来信的苦，所以回来汇报时我一律向有利于学生方面说，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在省级机关市级工作，很是有出息，有的已经是厅级领导，有的现在是技术骨干。如果当年把他们退学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又会是如何。

记得有次与校长助理范先生当着校长面争论，我们俩都拍了桌子，他大怒，我亦大怒道：“从今往后，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后来我到报社工作，每次见面，他总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被他说笑了几十年，好在我们都是为工作，没记仇，我仍然请他吃饭，他总是一边吃一边大嗓门嚷：“姚庚荣，今天有你没我，你为什么又请我吃饭”，我们一笑。有位女同学是班上团支部书记，在临近毕业时谈恋爱了，凭她的成绩和表现，足可以进省级机关的，可这事被领导知道了，一定要处分。离毕业已经很近，处分了是不能撤消的，肯定会影响她的人生，我不赞成，但领导那里无回旋余地，最后被记过，分配时只能回县里直接到工厂，我在后来几十年中一直关注她，但一直没有勇气与她联系，总觉得对不起她，好在她回到县里后工作十分优秀，早已是一家企业的董事长，我在这里暗暗地祝福她。

任学生科长多年后，我反复评估自己的能力和脾气，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至少有三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从农村来，从社会最基层来，看不得受苦的人，学生有什么事，家长一抺泪，我的原则就没有了。二是不强硬，缺乏铁腕手段，处理事情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杀气。三是不会拍马屁。其实无论什么领导，无论他在台上讲得多漂亮，几乎都喜欢听话的，溜须的，与领导一致的，甚至能在私下里为领导做点私活的，比如扛扛煤气罐啊，倒倒马桶啊，上上医院啊，挡挡酒水说说谎啊。我不行，绝对有个性的不行。所以我觉得我在官场上这条路走不长，于是从八十年代未开始就有了想不干的想法，觉得还是写文章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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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学校官场 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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