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素材：新民主主义理论研讨合集15篇（全文56044字）

　　　
目 录
1.山东大学吴凡：
从“中间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1
2.张泽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 8
3.马丰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9
4.刘涛：弘扬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奉献新青海建设新征程 10
5.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制胜法宝 11
6.张文魁：深入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以务实举措全力推动人民
政协工作
7.扬州大学王海涛：
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15
8.张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启示 19
9.重庆工商大学宋明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党的发展脉络及其启示 22
10.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肖淑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经验与启示 33
11.梅长青：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凝聚力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41
12.张黄元：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启示赓续精神血脉 践行初心使命 53
13.王光鑫、陈坚：
怎样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与启示 54
14.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史亚鑫：
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57
15.朱文浩、朱西周：
重要历史关头的“大局意识” 59

从“中间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论中间党派的历史性转折（1945年—1948年） 山东大学 吴凡
　　　　“民主党派”一词现今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的特指称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用中间党派、中间势力等代指活跃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 直至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首次提到“民主党派”，指那些不依附于国民党且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党派，这一政治术语逐渐得到各中间党派的认同并开始广泛使用。1949年9月，周恩来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中指明参加政协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的决定标准是：在1948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很快响应了“五一”号召的。这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党派的一种官方界定，表示从1948年5月5日响应“五一”口号那天起，中间党派真正从中间道路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实现历史性转折。
　　　　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历史课题，中间党派在政治立场上主张“调和国共”， 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也不赞同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要求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政治改良运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具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以由“三党三派”发展而来的民盟为例，其内部组织成分十分复杂，客观上既有楚图南、周新民等中共地下党员和李相符、田一平等“党盟交叉同志”，有以沈钧儒、史良、胡愈之为代表的“亲共左派”，也有以张东荪、罗隆基为代表的“中间路线”倡导者，还有以青年党、国社党为代表与国民党较为靠近的右翼分子。抗战胜利之初，在相对宽松的民主政治氛围下中间党派迎来了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不少民主人士纷纷组建新党，如黄炎培、胡厥文发起的中国民主建国会， 马叙伦、王绍鏊发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及许德珩创建的九三学社等，而此前建立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第三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也在此时更名、改组、确立新的斗争策略，提出自己的建国方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共两党正式承认了民盟作为中国第三大党的地位，会上民盟与共产党相互配合达成和平民主“五项决议”；直到1947年11月，情况急转直下，中国民主同盟被迫宣布解散组织，标志着中间党派的发展跌落谷底；此后各中间党派转入地下，进入缓慢恢复期。
　　　　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在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这一事件标志着中间党派中的绝大多数放弃了“中立”的政治立场，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民主、统一、和平的新中国不懈斗争。从“中间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一个进步势力努力团结中间势力，荡涤右翼分子，在国共两党中逐步做出选择的漫长过程，而抗战胜利到“五一”口号发布的这三年时间，成为中间党派主流发生质变的关键时期，探究这一时期历史性转变发生的原因，对当前新形势下各民主党派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共产党的拉力作用：在争取民主的合作中越走越近
　　　　（一）深厚的合作基础
　　　　转变和认同无法发生在短暂的三年间，而是一个长期磨合差异、积累共识的过程，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人士在众多历史节点上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合作基础。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政治立场和道路的分歧及受共产党“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中间党派和共产党之间彼此了解甚浅，彼时他们更多的是充当共产党的“反对者”角色，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亲苏亲共产国际立场，所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都提出过大量的批评和质疑。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中共在党内纠正了“左”倾错误观点，认识到争取中间势力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难面前，“民主”和“抗日”成为中间党派和共产党的共同主张，“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进行了广泛的合作：1939年，共产党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中间党派发起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1941年3月19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帮助成立了中间党派最大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1944 年3月1日，为团结更多力量，中共中央在《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中决定共产党加入由中间派人士在国统区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共产党为民主宪政运动找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目标，得到了各中间党派的一致响应，10月民盟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旗帜鲜明地配合、支持了中共的政治斗争，成为与中共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抗战胜利后，“和平”与“民主”成为当时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的普遍愿望，这也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旗帜。1945年7月，在国共两党之间关于战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政治谈判由僵持而陷于停顿之际，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参政员为促使国共双方恢复和谈访问了延安，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与他们进行多次长谈，包括流传至今的历史佳话“窑洞对”。他们实地考察了延安的新景象，深受教育和鼓舞，黄炎培后来撰写的《延安归来》发行达十几万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促使很多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发生转变。在此后的重庆谈判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与中国共产党配合默契，最终通过了有利于民主的“五项决议”。1946年底，共产党于国统区领导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在中间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将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发展到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5月，共产党又和中间党派合作领导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运动。多年的紧密合作，为日后中间党派的彻底转向打下了良好坚实的基础。
　　　　（二）正确的统战政策和实践
　　　　在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中一直坚持将中间党派放在重要位置，对他们进行大量调查分析，制定了针对中间党派的具体统战方针和政策，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总策略一直延续至解放战争时期，在政治上对中间派人士始终坚持“既联合， 又斗争”[2]，“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而批评也是为着教育和团结” [3]。毛泽东指出要“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4]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人利用谈判之余积极奔走，多方疏通，频繁与各中间党派接触会晤，尤其是与民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和切磋，同时向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政治主张。在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共产党确定了照顾“民盟利益、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争取民盟方针：周恩来派李维汉、齐燕铭等人对民盟进行访问和座谈，调查了解其政治态度、看法并订立“君子协定”，对重大问题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 在宪法、土地改革等若干问题上想方设法多听他们的意见，坚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在与黄炎培于土地改革方面出现分歧时，李维汉等人与其交谈整整两天，使黄炎培基本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但当梁漱溟、罗隆基等第三方面提出折衷方案，迎合蒋介石的八项条件而置共产党在军事上于不利地位时，又受到了周恩来的严正斥责。事后周恩来在此问题上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5]后来，民盟围绕抵制还是参加“伪国大” 发生政治分野，中共代表团利用左派报纸配合宣传，坚持向民主人士强调参加“伪国大”必定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并欢迎连同国民党代表在内的任何人拒绝参加“国大”。由此将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彻底孤立和抛弃，同时阻止了民盟以后对于伪宪及改组政府的动摇。[6]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场合各个时机坚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的方针，最大限度的将中间势力团结在了自己周围。
　　　　1947年当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利用相对自由的香港政治生态，共产党在关键时刻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发挥到了极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与李济深、蔡廷锴等陆续来港的中间派领袖取得联络，帮助其恢复组织并进行地下斗争；协助民盟三中全会的筹备，积极参与民盟内部关于中间路线的论战，促成部分“严守第三者立场”的中间派人士左转，如“中间路线”代表人士施复亮在论战后期也逐渐“希望中间派跟左翼党派能够结成巩固的民主阵线”[7]，认为“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8]。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民盟等中间党派迅速完成了对中间路线的全盘清算和对革命路线的全面肯定。共产党方面大量实际具体的统战工作对中间党派的最终转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国民党的推力作用：在反对独裁的运动中渐行渐远
　　　　反之看向国民党一边，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不乏批评的声音，但中间党派总体对国民党持拥护态度并给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国民政府一党专政，不允许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任何主张民主的反对党；政治信用被充斥全党的政治腐败和派系斗争严重侵蚀；经济危机和通货恶性膨胀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坚持内战，撕毁重庆谈判和重庆政协会议决议，执意召开“伪国大”并发动大规模反共反人民内战，这一切都使得中间派人士大失所望。储安平在《观察》开篇中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20年。20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言军事，我们根本谈不上国防，人家已经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们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枪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尤见江河日下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
　　　　1944年后，中间党派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不断发展和深化，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钳制与高压的手段加以打击和破坏：如限制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 禁止争取宪政的活动，捏造取消宪政促进会的消息，派特务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等等。1945年12月策划昆明“一二.一”惨案，1946年2月发动较场口血案捣毁中间党派集会场所，同月特务暴徒捣毁民盟机关报《民主报》， 6月发生反内战请愿代表团在南京被殴的下关惨案。7月著名民主人士、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引发全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责难，彻底打破了民盟等中间派试图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进行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7月初国民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令”，10月27日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此举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将国民党政府解散民盟的行为评价为“失策”： “使人民失去其对政府的信心，并因而使民主同盟赢得主张实行开明的宪政程序者的同情。而且将驱使民主同盟盟员更趋左倾与转入地下活动”[9]。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国民政府背信弃义、倒行逆施的行为既输了道义，也失了民心， 将千百万中间势力推向了共产党一边。
　　　　三、中间党派的困境
　　　　（一）中间党派的自身局限性
　　　　各中间党派所提出的“中国型的民主”理念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他们反对人民战争，企图通过改良主义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但不能发动农民、进行群众工作， 无法获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并对国民党和美国抱有很大幻想。中间党派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判断及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学者许纪霖对此有过准确的分析：“民主的宣传会激起城市知识分子的政治热忱，但难以产生神话般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整合功能，而变革时代负有社会改造使命的意识形态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当时这样一个无信仰的混乱年代，最好的社会动员也许就是政治神话加现实承诺。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就显出其短处。中国社会的核心危机潜伏在内地和广大农村，那里最匮乏的主要还不是自由、民主、人权，而是更基本、更实在的土地、温饱和安定。而这一切，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作过任何许诺，也没有拿出任何操作的方案，它的目光只盯住城市，而漠视危机四伏的乡村，以至于与中国最大的改朝换代的社会资源——农民严重疏离。”[10]中间党派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在一定时期甚至成为牵制革命的力量，受到盟友共产党的批评和指责。随着共产党军事局势的好转，继续坚持“中间路线”无异于为即将失败的国民党张目。笔名为费泼莱的人曾写道：“中间派人士向两边要自由，而自居于中立地位，坚持走中间路线，但实际上既不可能超然，亦不应站在当中，因为这实际上就是间接帮助了压迫者与剥削者。”[11]在这种动辄得咎的困境之下，中间派人士自身也真切地感受到“被挤在夹缝里，左右做人难。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12]《大公报》在其社论中自我感慨：“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 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1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间党派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从组织方面看，民社党、青年党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和拉拢瓦解下，执意参加伪国大，最终从民盟分离。从观点上说，内战重启后以罗隆基、张东荪、施复亮、储安平、章乃器等为代表的中间派人士继续宣传自由主义并正式打出“中间路线”的旗帜，而以马叙伦、沈钧儒、郭沫若、邓初民等为代表的左翼成员则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中间路线”与自由主义行不通，中间党派内部展开了一场关于“中间路线”的激烈论战。后经左翼分子的不懈努力，加之时事紧迫，大批中间派人士逐渐放弃“中立者”的超然立场，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历史关头，彻底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二）时势所驱抗战胜利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化浪潮和党派政治重新组合的形势，为中国政治迈向民主化和多元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14]。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同盟正式作为第三大政治势力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一道， 围绕战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进行了激烈的政治博弈并最终通过有利于民主的五项决议。国共双方寻求第三方政治支持的共同需求为中间党派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中间党派之所以能够在此时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在于战后受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所迫，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国共斡旋的焦点，中间党派的政治地位也随此提高。[15]但随着内战重启，在武力决定政局的中国，模棱两可的中间道路开始在国共激烈的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后期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中间党派“调和国共”的使命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意义，最终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时势变换与中间党派发展轨迹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周恩来日后的说明：“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第三党的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 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16]
　　　　四、总结
　　　　中间党派在长期的民主爱国运动中经过厘定、鉴别，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次合作中逐步加深了对彼此的认同和了解。他们最终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大势，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之际，彻底抛弃走中间道路的幻想， 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主动选择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大的时局背景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中间党派自身在内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 其中既有国民党的推力、共产党的拉力，也有时势发展变化和中间党派自身困境的影响。另外，爱国和民主是那一代与国家民族一起饱经历史沧桑的民主人士的最基本立场，正是从对民族刻骨铭心的爱和对国家独立富强民主的强烈希冀出发，他们最终对同样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共产党张开双臂拥抱，采取努力理解的态度，这应该是我们理解和观察中间党派时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要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
　　　　张泽军
　　　　（2021年5月6日）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的苦难辉煌，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刻感悟信仰就是力量，在学史明理中坚定理想信念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先进分子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确定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无数共产党人为追求理想进行了坚贞不屈、可歌可泣的斗争。“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表现了信仰的伟力和共产党人信念的坚定。新时期，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只有坚定烈士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远大理想，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深刻感悟党的核心领导就是灵魂，在学史增信中坚定政治自信
　　　　28年的奋斗，党筚路蓝缕、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深刻昭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夺取全国胜利最重要的保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新时代只有坚定政治自信，坚决维护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才能不惧各种风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深刻感悟发扬斗争精神非常重要，在学史崇德中提高斗争本领
　　　　中国共产党从50多人的小党，发展壮大为新中国成立时有400多万党员，且经过革命战争和对敌斗争的洗礼，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 虽然当前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点也不比过去少，但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从斗争中赢得未来。
　　　　四、深刻感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学史力行中践行民本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新阶段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永续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马丰胜
　　　　（2021年5月6日）深刻学习领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要在筑牢理想信念、坚定正确理论指导、树立宗旨意识、凝聚思想共识上持续用力。
　　　　一要全面筑牢理想信念。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坚守信仰、坚定理想的历史。历经白色恐怖的大革命失败、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同仇敌忾的英勇抗战、浴血奋战的解放战争，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守信仰、坚定信念、不懈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依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切实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信仰力量，自觉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二要坚定正确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才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才能更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三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为了人民的利益，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领导人民全面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工作方面，一定要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推动落实，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四要广泛凝聚思想共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工作要更加注重传承弘扬党的统一战线优良传统，坚持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工作，把凝聚共识作为政协重要职能，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推进新青海建设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弘扬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 奉献新青海建设新征程
　　　　刘涛
　　　　（2021年5月6日）从红船精神学习“敢为人先”，用拼劲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坚决贯彻落实***总shu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重大要求，主动探索、率先行动，以敢于尝试、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拼劲，着力打造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七个新高地”，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为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作出青海贡献。
　　　　从井冈山精神学习“敢闯新路”，用闯劲推进高质量发展。坚决贯彻落实***总shu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敢做善成、勇于攻坚、拼搏奋斗的闯劲，加快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开展碳达峰行动，降低碳排放强度，以碳达峰目标倒逼能源结构实现绿色转型，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走生态保护优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苏区精神学习“一心为民”，用干劲实现生态惠民。始终牢记***总shu记“扎扎实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的殷切嘱托，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以饱含人民至上、为民情怀的干劲，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好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发展绿色富民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生态更优美的环境中生活。
　　　　从延安精神学习“坚定政治方向”，用韧劲营造政治生态。坚决贯彻***总shu记“扎扎实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的重大要求，筑牢初心使命、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以坚如磐石、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韧劲，以木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为镜鉴，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完成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及“以案促改”各项任务，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护佑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制胜法宝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 郭岩
　　　　（2021年3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精髓。正如***总shu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 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总shu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同时还要把握整体，客观认识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深入认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能够在事物发展的动态变化中认识和把握规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总shu记指出：“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否正确还要接受实践检验并要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 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理论如果脱离了实际，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就会失去其活力与生命力。理论家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只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家，而不可能成为党和人民所要求的实际的理论家。”还要把握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善于研究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不断总结新经验，从而不断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生命力。同时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一切从本本出发， 或者是从狭隘的经验主义出发，导致主观、客观相分离，理论、实践相脱节。
　　　　二、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方法的实践体现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实事求是作为重要思想方法融入到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其指引之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创建时缺乏经验，理论指导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获得，“样板”也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就拿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进行尝试，照搬模仿“以俄为师”。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时，大革命失败、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等，一次又一次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理性思考，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一个又一个挫折后，逐渐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不断深入，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才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坚持实事求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并正式写入党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和不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实践取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深入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 以务实举措全力推动人民政协工作
　　　　张文魁
　　　　（2021年5月6日）新民主主义革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中华民族，具有5000 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毅然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从此，中国共产党不畏艰辛，攻坚克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新民主主义革命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千锤百炼中发展壮大。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 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浴血奋战， 中国共产党在千锤百炼中不断壮大、不断成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孕育了人民政协的成立。194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政协成立奠定了基础。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启了人民政协事业新的篇章。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和党史， 就要汲取革命伟力，全力推动人民政协工作，就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人民政协发展的政治方向，就要坚持统一战线，发挥好人民政协组织的独特优势，就要坚持围绕中心，继承好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以更加务实的举措，认真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扬州大学 王海涛在中国近代史中，出现过较多的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五四运动集结了大批这样的人员，其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五四运动催生了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初步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探寻，有助于当代青年形成较高的社会责任感， 并帮助进行科学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
　　　　一、性质划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
　　　　对五四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需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出发，在对五四运动性质进行分析的众多论断中，较为著名的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狭义和广义这一论断。在进行具体分析时，相关学者指出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定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契合，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主义的。在对五四运动是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探讨时，部分学者就是从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含义开始的。其中的要点在于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将其作为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这里的无产阶级领导又强调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即中国共产党，在此论断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是不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部分学者也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共党的诞生。
　　　　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自觉的革命运动，但是五四运动却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四运动是1919年发生的，而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由此可知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条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重要条件。上述关于狭义的新民主主义的研究指出可以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也基本囊括了较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素。自五四运动时期起，社会大众开始对中国民主革命对象有了新的认知，也催生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五四运动的开展，使人们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知，也使人们了解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民间广泛传播，并最终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而从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出发进行分析，需要结合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其中可以找出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相关分析。毛泽东在该书中指出，一项革命只要其具备反帝这一特质，就可以将其看做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从该论断可知，可以将五四运动看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外，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也针对狭义和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五四运动的革命意义进行了强调，指出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指出五四运动与当时世界局势之间的关联，认为五四运动响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问题进行讨论，需要关注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具备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可以看做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准备与干部准备。因而，将五四运动看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可以作为一个科学结论而长期存在。
　　　　二、思潮兴起——五四运动下的社会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之前，秉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人，以李大钊为代表，整体力量较为弱小。而通过五四运动的成功开展，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与追随。探寻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共产主义态度转变的原因，需要从五四运动的爆发背景进行分析。首先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当时中国是战胜国，并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求将中国在山东地区德国的权益向日本转让，和会对中国的权益进行了严重剥削，但是北洋军阀竟然同意在该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这一消息被国人得知之后，各阶层人们都奋起反抗，学生成为最先的反抗代表，开始罢学游行，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大旗，在五月四日这天集聚于此，并激发了众多爱国市民的热情，壮大了游行队伍。在该游行活动中，民众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恨得到了彻底宣泄，中国青年也开始担负着救国重任，这一幕也被永远地镌刻在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成为警醒世人的重要标杆。
　　　　在1919年五月四日那天，反动局采取了强烈的镇压措施，学生运动由此进入低潮，而在此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呈现出一种独立的斗争状态，开始政治维权，这也标志着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工人阶级，后续还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全面参与，从而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救亡图存的、可以改写历史的社会革命运动。
　　　　对五四运动之前的革命运动进行分析，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其领导者基本都与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关联，五四运动则成为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都开始发挥作用；政治也从此突破了阶级特权， 成为一种全国民众都可以参与的共同事业。由此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的重要转折节点。
　　　　五四运动是一项各个阶级都参与的政治革命，并且包含了各个方面的变迁，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因而对社会的重新建设意义重大。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则在于巴黎和会上的不平等条约，由此可知，外交场上的失败会引发国内社会危机，在长时间的酝酿下，中国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开始想要反抗，国家和民族意识也逐渐增强，从五四运动时期起，中国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经过五四运动，民众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对以后每一个想要获得一席之地的政治势力而言，都需要将“救中国”作为政治大旗，由此也展现了五四运动时期体现出的救亡图存观念与中华民族观念。
　　　　五四运动可以看做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曾有的姿态，体现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完全抵制。从五四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的和根本的力量，那就是人民群众蕴藏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一旦得到激发，就会迸发出强大的效益。基于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将五四运动看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运动，对于当时的时代以及后世，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价值——五四运动与当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
　　　　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当代青年承担起社会责任与时代责任，首先，对于当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需要对其来源进行探寻。此时就需要追溯到中华传统民族文化中，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力量，历代的仁人志士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都将这四句话作为理想和标准。此外，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还具备其他优秀的社会价值观念，包括“留取丹心照汗青”“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当代青年能够从这些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中汲取营养， 并把古代仁人志士作为学习榜样，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作为个人理想。
　　　　此外，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近代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对当代青年价值提供直接的指引。对近代中国青年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分析可知，其社会责任感整体较强，并将爱国救国作为自身的重要责任，以五四运动为代表，近代青年体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当代青年的航向标。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呈现出前赴后继的态势，为中国社会的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全力谱写了近代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篇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理应得到传承，当代青年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学习，并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
　　　　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武装当代青年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下，当代青年应做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同时社会价值观念也提倡对个体进行密切关注，但是最终要让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对于社会成员应关注对其价值观念进行正确的引导，要使社会成员能够更加辩证地看待个体与群体关系，个体要能够在群体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要能够在社会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以维系社会的良好运转。
　　　　而结合五四运动对当代青年进行精神引领，则需要新时期的社会建设人员重视对五四运动等相关历史档案的科学应用，要在高校教育中重视档案管理与利用，尤其是对红色档案的管理与利用。而在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高校档案管理人员可以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并积极构建档案资源管理和利用的信息化平台，为档案使用人员提供更多便利。此外，在对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进行塑造时，相关人员要重视对五四运动等优秀价值观念的宣传，要对其价值理念进行深入探寻，使当代青年能够更多途径地接触到五四青年精神，并结合时代特征，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精神体系，促进当代青年个人价值的彰显。
　　　　四、结语
　　　　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在五四运动精神下，当代青年也可以获得精神滋养，从而能够具备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与更加科学的社会价值观念，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 能够发挥出关键作用。五四运动在历史舞台上是一个耀眼的存在，彰显了青年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价值，并形成一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指导当代甚至后世的青年奋力争先。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涵也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得以丰富，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而言，五四运动又孕育出了新的可能，引领当代青年开展有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不断发光发热。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启示
　　　　张智文
　　　　（2021年4月1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历经千难万险，磨练出了众多一心一意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为了理想主义，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真正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新中国的大厦是无数先烈用热血生命奠基起来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在这个过程中，有名可查的党员烈士有370万之多，还不包括许多无名烈士。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绝非偶然， 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拥有一系列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值得好好学习并发扬光大，其中以“五个坚持”最为突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想追求
　　　　***总shu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准则，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把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人民性质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首要秘诀，得民心者得天下！
　　　　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同甘共苦，清廉勤政、上下齐心，党政军民关系和谐融洽，因此，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可以无往不胜！历史证明：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才能真正赢得人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能打倒一切来犯之敌。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证，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团结凝聚人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共产党人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总shu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了四个“创造性”，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一是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三是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四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是这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从严治党的纪律规矩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强调党的先锋队性质，对发展党员有着严格要求。党的一大明确规定，党员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党的二大以后，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纪律和保证纪律贯彻执行的制度措施。党的五大决定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党的纪律监察工作，1928年工农革命军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着革命条件的发展变化，经过修改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1929年古田会议明确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之后，更是严把入党关，对不符合要求的党员一律清除出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坚持人民民主的探索实践
　　　　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民主的探索与实践：党的一大纲领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党的二大提出要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1927年首次在党章中肯定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七大后，每次大会制定的党章里，都会对民主集中制进行阐述；1931年的《宪法大纲》规定，我们“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1940年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认真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 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坚持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
　　　　***总shu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能从无数次腥风血雨中化险为夷、绝境重生，于攻坚克难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都有赖于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如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等。共产党正是通过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及时消除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实践发展要求，更好地担当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庄严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党的发展脉络及其启示
　　　　重庆工商大学 宋明江
　　　　（2021年5月6日）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思想建党作为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都累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建党初期，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革命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工作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思想建党理论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首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建党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思想建党理论取得重大突破，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思想建党迎来新发展，党创造性的开展整党整军运动，纠正错误思想，初步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思想。通过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党发展脉络，得出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建工作首位、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等重要启示。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建党；现实启示
　　　　一、建党初期党对思想建设的初步探索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此时中国产业工人数量得到了快速增长，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系统的介绍和广泛的传播， 一批中国先进知识份子选择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由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湖南、山东、广东等地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实践活动，为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份子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提高了阶级觉悟，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创造了基本条件。
　　　　（一）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定思想建党理论基石“五四运动”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当时比较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
　　　　辩论，以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社会进步青年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他们积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在中国开始组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在思想上形成了统一信仰。他们在实践中脱下洋装洋服，走到工人群众中去，通过各种形式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发展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与群众基础，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组织在面对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背景之下，就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对于党的发展与组织建设的重大导向作用，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就明确要求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严肃性与纯洁性的统一。为了吸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永葆党在思想建设上的先进性， 党的一大要求今后发展党员必须接受严格审查、认真考察，对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与党时刻保持思想上的统一。
　　　　（二）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党的二大在党的思想建设领域进行了初步探索：一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阐释了从1840年中国被迫进入西方列强的世界殖民体系起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现状，创造性地分析阐释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动力。二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革命纲领与最低革命纲领，历史性地提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未来的前进方向。三是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的思想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是审议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文件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的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急先锋。”[1]“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既不是学会组织，也‘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2]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理论建树在这一阶段得到确认。
　　　　总之，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对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思想教育工作，党的思想建设成为当时党内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全体党员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思想觉悟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与统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成立了专门负责编写和发行马克思主义论著的机构，出版了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度和影响广度的系列理论成果。正是在这期间，大量进步书籍和杂志的相继出版发行，对于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工作理论、指导开展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建立和建全党的组织机构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大革命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大革命时期，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前途命运方面，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农民阶级同无产阶级的联系方面， 以及在革命领导权和武装革命斗争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探索，中国共产党都提出了新的理论立足点。但是，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处于幼年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够系统、不够细致深入，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错误指示，没有明确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导致党在大革命后期先后遭受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所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自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使党组织的发展遇到了巨大挫折，思想建党的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一）思想建党从理论到实践面临革命统一战线提出的新挑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出了“左”和右两种错误的思想导向，这说明在这一阶段党内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够贴近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偏差而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 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关系， 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摆到了更加亟待解决的地位。
　　　　通过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在思想建设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 对党的思想建设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本次会议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强调必须加强党内教育和舆论宣传工作，不仅要提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要注重对全体党员加强政策教育。具体而言， 党的四大强调加强党内出版物的撰写与发行工作，统一编写青年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习教材，加强对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局势、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等相关著作的编译工作。通过以上举措，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反帝反封建觉悟进一步提升，为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二）大革命失败后“从思想上建党”理论开始萌芽
　　　　1925年毛泽东在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给大革命中期的革命者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党的思想建设领域提出要克服小农意识、需对农民阶级开展系统教育等初步构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思想理论教育成为重要工作之一。在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进行深刻分析研究后，认识到思想建设与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以党校、团校和农民讲习所等具体活动组织开展，积极开展党的思想教育，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青年党员干部，提升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具体的实践活动是尽管在大革命时期党在思想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在革命领导权上的妥协和让步，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力量背叛革命时无力抵抗，导致全国范围的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的的国民大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大革命失败后， 觉悟起来的党内同志开始意识到“从思想上建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把握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以先进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使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对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曾指出：“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 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变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而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阶段。”[3]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开始形成
　　　　大革命失败之后，面对更加严峻的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创造性的提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并且在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中，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立足点。在这期间，党开始通过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在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在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除了对土地改革、组织生活、根据地教育的建设外，还着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而应对新形势下的武装斗争。通过革命实践淬炼和一系列独立自主的重要会议推动，党针对思想建设的系统路线开始形成并逐步确立起来。
　　　　（一）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在革命实践淬炼中开始形成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由于主要中心城市笼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 党中央决定将未来的革命重点从中心城市向更为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转移，军队建设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重要措施包括对红军编制进行整合、缩编，强调用思想武装军队；建立健全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重新优化调整各级党组织结构；着重强调加强在根据地对党员同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党员的理论素养，毛泽东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是要从党员思想建设方面入手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毛泽东还亲自拟定了入党誓词。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对于红军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为保持红军战士的纯洁性和革命素养提供了思想保障。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在福建召开，毛泽东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认真总结了当时红军队伍中存在的错误思想，着重强调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必须以全军思想政治建设为中心，辅以政策保障进行修正，运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和指导军队，坚决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和红军的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把修正党和红军内部的错误思想作为今后工作的出发点，从所面临的客观实际出发，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在反对主观主义盛行这一突出问题的同时，党中央还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坚决批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要求不断加强党内政治教育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党员能够科学运用正确与错误的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教育，从而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性。以整军为主要目标的古田会议，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发展实践进一步融合，把党的思想建设提升到了建党建军工作的首位，这标志着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开始形成。
　　　　（二）党的历史上的关键会议推进思想建设理论向前发展
　　　　1935年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内政治路线的长期错误影响，并最终确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对红军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地在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基于革命形势和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自身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新起点。此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将中国革命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定安召开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提出注意成分但不唯成分论的重要论述，强调在思想上武装党和红军。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思想倾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的阶级性质， 确立了要更加注重思想建党的总体方针。为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如何保持党的思想独立和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向、行动方针和政策保障，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为迎接全民族抗战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建设上的准备。
　　　　四、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思想建党理论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时期。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的斗争路线、根据地政权建设以及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导致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经验教训后，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党的建设是关乎于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是我们未来的奋斗目标和中心工作。为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着重加强党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建设工作。
　　　　（一）阐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此次大会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阐明了符合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5]七大的胜利召开以及正确革命路线的确立，不仅有助于指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制定了宏伟目标。实事求是的指导路线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全党确立起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著作中，不仅运用了“实事求是”的鲜明主题，同时还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6]毛泽东还在1941年所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重要著作中深刻阐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的向导。”[7]他从多角度科学解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涵义。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党表决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站在挖掘思想根源的高度，以重要文件的形式，深刻阐释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大会指出：“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8]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从思想的源头上解决了多项长期困扰党内思想政治建设的若干问题。
　　　　（二）思想建党理论得以巩固和发展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及思想建党理论也迎来了新的挑战。有些同志虽然在组织关系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内心深处仍然保留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9年发表系列文件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党，已经成为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9]面对党中央提出的新要求新指示，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建设工作，不断优化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创新思想建党理论，巩固发展了思想建党理论的地位和作用，从思想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领导地位，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修养和理论水平，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好准备。
　　　　（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确立
　　　　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地积累和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长期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中共七大所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0]刘少奇在会中强调：“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11]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有了正确思想为指导，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积极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实现了一个有一个新的飞跃。
　　　　五、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进入新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逆转，在与反革命集团的对抗中，革命形势向着最后的胜利迈进。新形势下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着重从思想上武装党，从组织上完善党，并根据随时变化的革命战争形势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党的思想建设，这一时期的思想建党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一）坚决彻底纠正党内军内错误思想倾向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党的武装力量得到跨越式发展，经过严峻战争洗礼的共产党员，虽然在革命意志上有了较大提升，但在农村基层工作组织中仍然存在组织和思想觉悟不够纯洁的现象。在部分党员干部同志中还存在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思想落后等现实情况。这些问题的产生违背了党的“七大” 提出的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路线。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毛泽东同志要求各级党组织需积极开展以“三查”与“三整”为工作重点的整党整军运动。并实时邀请无党派人士及人民群众参加党组织决议，认真听取无党派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所提出的工作意见和建议。整党运动开展之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全党全军再次深化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确保农村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以“两个务必”破解“赶考”的重大命题
　　　　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清醒地提出“赶考”的重大命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要求全体党员应时刻注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思想建设上的反扑，积极防御敌人在思想领域的猛烈进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 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12]毛泽东结合党内部分同志出现骄傲自满、居功自傲情绪等思想实际，实时强调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三）初步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思想建设理论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举行。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当前国内革命形势下，要积极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取得全国性胜利，系统说明了在全国即将取得胜利的新环境下，党未来的工作重点应从广大农村地区向主要中心城市地区转移，工作重心要以促进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应有所突破。我们从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国进行转变，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政策和制度上的准备。这一时期执政党思想建设理论的提出，为今后党的思想建设指明了工作方向。全党上下应深刻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并积极推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党的重要启示
　　　　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及其不同历史阶段，思想建党是我们党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区别，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和困难，思想建党的重点会有所不同， 既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但每当党的理论创新前进一步，理论武装都要及时跟进，就要持之以恒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从思想上建党，就必须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们的国情和党的具体工作实践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彰显生命力，始终坚持把思想建党放在工作首位，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必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一）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建工作的首位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个全新的，具有极强生命力与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在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开创性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运用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伴随着革命经验的丰富，创造性的提出符合中国客观国情的毛泽东建党思想，这一理论中的中心环节是对于党的思想建设进行了逐步探索并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史，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放在各个时期党建工作的首要位置，是我们的宝贵经验。受益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引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保持着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统一，不断巩固和夯实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与执行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党的思想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统一全党思想作风建设，不断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作风教育，使党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思想理论制高点上，为之后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作为各项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并不是要否定割裂党的其他建设。坚持思想建设的首要地位并不是要把它与其他党建工作剥离开来，而是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建设的引导作用，把思想进步、与时俱进作为贯穿整个党建工作的始终，进入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思想建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就是党的思想建设，是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是紧密不可分的。他们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相互支撑、协作配合、共同发力，并且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把思想建设作为中心环节，坚持以思想建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才能正真调动起全党上下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阔步向前。
　　　　（二）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
　　　　思想建党的本质和落脚点，是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武装全党、指导全党。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确保思想建设是理论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造就了其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新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离开具体的历史阶段，离开具体的国情和社会实际谈思想建设，就不可能改变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更无法完成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问题。早期的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客观国情出发，在中国的土地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然而革命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为中国找到了革命的发展方向和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党的思想建设理论体系，是百年来我们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经验，是当前以及今后思想政治建设前进的强大理论武器与思想指南。
　　　　（三）坚持整党整风，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思想建设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对全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进行系统整顿。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为了集中解决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现象，更加成熟的党中央围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历史中有关重大问题的态度、找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等展开大讨论，运用整风的方式在全党开展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在全党范围内统一了思想、实现了新的团结。在此之后，延安整风精神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引下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实力发生逆转，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思想不纯、组织作风不纯等问题在军队中不同程度地显现。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入开展以查阶级、查思想和查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三查”新式整军运动，以及以整顿组织、整顿思想和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三整”运动。“三查”“三整”运动有效巩固了党的各级组织，有力提升了各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极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进程。
　　　　通过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党发展脉络，我们得出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建工作首位、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等重要启示。这些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伟大历程中，依然闪耀着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对思想建党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在积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经验基础上，必须时俱进地推进党的思想建设，不断拓展党的思想建设新视野、新领域、新路径和新方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升党的思想建设时代化、理论化和科学化水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经验与启示
　　　　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 肖淑萍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开展了杰出的凝心聚力工作，积累了丰富且宝贵的凝心聚力经验，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把握团结联合的着力点、落实团结联合的要求、实现团结联合的目标，依旧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杰出的凝心聚力工作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统一战线使工人阶级与党志同道合。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高度重视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统一。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 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大会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
　　　　统一战线使农民与红军一条道。在农村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各根据地人民群众为革命作出了无私奉献和重大贡献。仅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根据地瑞金县24万人口中，就有4.9万人参加革命，3.1万人参加长征，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万余人；兴国县23万人口中， 参加红军的有8.5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有1.2万人；寻乌县只有8万人口，有2.5万人参加红军，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7700余人 统一战线使国民党士兵由“白道”转“红道”。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但中国共产党却以统一战线的战略眼光，实行善待俘虏的政策，感化了不少国民党士兵拖枪带弹加入红军。中国共产党还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下层士兵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出现哗变、起义事件。如，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宣传下，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于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宣布起义，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成为我党的又一支革命劲旅。统一战线使天堑变通途、“畏途”变坦途。红军长征途经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保证了长征的继续前进。1935年5月，红军到达大渡河。为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必须抄小路经过彝族区抢占先机渡过大渡河。饱受民族压迫之苦的彝民对汉人充满猜忌和敌视，经过彝族区的这条小路一向被视为“畏途”。红军将士开展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彝民的信任和帮助，顺利穿过了密林丛布的彝族区。
　　　　统一战线使条条道路通延安。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进行着铜墙铁壁般的新闻封锁，致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能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具神秘感，没有比红色中国的传闻更让人困惑的了”[1]。中国共产党依靠统一战线进行突围，实现了让世界了解并支援中国革命。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成为采访红区的西方第一人，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诚挚欢迎、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斯诺此后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并公开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爱国青年以及国际友好人士奔赴延安。
　　　　统一战线实现殊途同归。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与命运的决战： 一种是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一种是黑暗的前途，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在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民主人士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和中间路线。国民党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中国共产党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转移保护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宣布与国民党决裂，放弃“第三条道路”和中间路线，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作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性抉择。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主要经验
　　　　（一）民族大义是凝心聚力的旗帜
　　　　民族大义是凝心聚力的一面鲜亮的旗帜。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众望所归。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背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倒行逆施，导致众叛亲离；而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最高准则：党的一大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大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了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不畏种种困厄转战农村，可以不计前嫌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可以不顾安危赴重庆谈判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一行访问延安，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到这次延安之行：“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 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 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应邀发表多次演讲，认为“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他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二）统战理论是凝心聚力的指引
　　　　党的一大提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所以，建党之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多为孤军作战。党的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的议决案》，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但没有提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没有作出具体回答，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调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把着眼点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 成功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但与此同时又对“第三党”等实行关门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内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1939年，首次提出三大法宝思想；在抗战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统战思想，通过调整土地政策、制定民族政策、实行“三三制”等不断调整各抗日阶级阶层关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政策，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确立“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等维持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续发展壮大。解放战争时期，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表明，当统战理论错误时，统战实践就受挫； 当统战理论正确时，统战实践就顺利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为统一战线指明了正确方向，统一战线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至强的发展。
　　　　（三）党的力量是凝心聚力的保障
　　　　党的一大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2]因此，扩大党的组织、发展党员队伍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一个迫切任务。二大前夕注重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党员，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被发展为党员。二大提出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并指出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 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党的组织，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国共合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 全国党员人数已有57967人，党员成分除工人、农民外，还有学生、教师、军人、商人、店员及其他革命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摧残，全国党员人数锐减。
　　　　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再一次强调要注意发展党员队伍。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党的队伍再一次迅速发展，由于处于农村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全国党员人数再一次遭受锐减。为担负起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要求：各地党组织大胆地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坚决的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上；打破在发展党员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反对把党的注意力限在恢复和审查旧关系或旧线索的狭窄圈子里；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已有50多万。到1948年，发展到300万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的党员队伍又壮大了统战工作力量，进一步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凝心聚力工作。
　　　　（四）调查研究是凝心聚力的基础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社会各阶级阶层进行研判，对我们党制定科学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与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7年3月，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和农民斗争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巩固和扩大工农联盟奠定了重要基础。1930年5月，毛泽东开展了寻乌调查，为帮助党制定更加完善科学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土地革命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同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中强调：“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五）解决民生是凝心聚力的关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着力实现根据地人民政治上、经济上的双翻身，收获了人心。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明确：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强调根据地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府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即： 共产党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抗日战争时期，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确定为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以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交租交息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并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调动全民族力量一致对外。1947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订《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 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获得土地广大农民踊跃生产、参军，并以大量粮草、被服、粮食等支援前线。
　　　　（六）事业胜利是凝心聚力的根本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多种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对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产生一定影响，但每一次的最终结局都是失败。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迫使“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下屈服了”[3]，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形成第一个高潮。正是从这些斗争中，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定决心同中共进行合作。大革命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但随之在红军连续几次反“围剿”的胜利的感召下，农村根据地发展成星火燎原之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但红军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各方进步人士纷纷奔赴延安。抗战时期，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 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抗战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大团结，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
　　　　胜利能鼓舞人心，更能凝聚人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成功地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重要启示必须提高认识、增进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对统一战线认识的不断深化、对统一战线的政治认同的不断增进，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增强，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工作得以不断胜利推进。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过20次，几乎每次都将提高全党对统战工作的认识问题作为一项内容。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再一次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法宝，这是我们党的干部都耳熟能详的，但对于其中的深刻寓意却缺乏深究， 以致出现了“拿着海龙王的法宝不会用”的问题。加强学习是提高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认同的重要途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将中国革命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营养剂，系统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效解决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认同问题。
　　　　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凝聚起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从一开始谋求的就是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最大共同利益，从一开始开展的就是人民幸福、民族解放的最大运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总shu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的新思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一次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统一战线性质，就是要求新时代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
　　　　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人认为统战部是二线部门、统战工作是二线工作，因此开展统战工作精神不够振奋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点出了统一战线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做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表明，统一战线团结联合工作从来不是孤立、空泛的，从来不是游离于党的中心工作之外的，统一战线在革命的实践中凝心聚力，同时又通过凝心聚力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党的十九大发出了新时代的胜利宣言，强调这个新时代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是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因此，新时代统一战线必须牢固树立“统战+”理念，在“三个服务”中凝心聚力，又通过凝心聚力去共同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必须改进作风、加强调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表明，调查研究是统一战线明确工作对象、科学工作策略、优化工作手段、创新工作思路、实现凝心聚力的奠基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调整统战工作对象和范围，丰富和发展统战工作理论，使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发展。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统一战线更需牢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嘱托，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大兴调研之风，争创“一线”工作部门，走出机关， 到一线、到现场，多调研、广调研、深调研、实调研、细调研、准调研，练强调研基本功，通过调研争创一等工作，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必须落实大统战格局，壮大工作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实践表明，统一战线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壮大党的工作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更需壮大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工作力量。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强调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新时代统一战线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落实大统战工作格局，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统战力，让全国各级党组织和9000多万党员成为统一战线名副其实的生力军、主力军，使统一战线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凝聚力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梅长青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放为崇高理想奋斗目标，要完成这样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不断提升党内凝聚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围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在加强党内凝聚力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系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凝聚力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不断加强和提升党内凝聚力、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统一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在制定与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凝聚全党力量
　　　　政治路线是政党在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当时社会主要矛盾， 为实现政党的根本利益而制定的总路线，是政党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南。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引领政党事业健康发展的生命保障线，是政党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政治策略、政治利益等的具体体现，是政党成员与政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基础，决定着政党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前进的奋斗方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把宏大的奋斗目标与现实国情紧密结合，制定各个阶段不同的政治路线，将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具体化为党员能够广泛认同的阶段性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成功转换为全党一起奋斗的动力，引领全党为党的事业奋斗。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儿女渴望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曾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燃起了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了。“打倒列强、除军阀”，摆在国人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中共一大政治纲领明确指出：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 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
　　　　但是，在备受帝国主义压迫、封建势力剥削的旧中国，党要带领人民实现这一理想，必须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党的二大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个规范党员行为，保证全党思想上与政治上一致、组织上和行动上统一的正式党章，“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2］28，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133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1］133中共二大制定的政治纲领对民主革命理论有了初步认知，弄清了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界限，指出了党的奋斗目标。
　　　　在随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大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通过系统总结民主革命时期“两次成功”“两次挫折”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时代特征、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具体特点及特殊规律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光辉著作，从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角度，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经典阐发，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科学总结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3］1316－1317。这条政治总路线，内含了革命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革命对象，“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 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4］634；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4］635；革命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革命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666，这两者中间不可插入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胜敌人的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4］606等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路线（总路线）的确立，凝聚了全党共识、汇聚了各方力量、体现了人民意志，表明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阶段性目标、发展前景的认识达到了科学高度。自此，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了正确、科学的方向和目标，党的一系列工作有了总的指导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全党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与勇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政治”大局出发，以马列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为基础，探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三大法宝”， 从而将全党的思想、意志、行动集中统一到共同的革命奋斗目标上来，为加强党内凝聚力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
　　　　二、在确立和拥护党的领导核心中凝聚全党力量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5］151在政党中形成和确立坚强有力、稳定成熟的领导核心对政党的事业发展尤为重要。政党如若没有领导核心，政党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就会遭受严重影响，政党成员就无法围绕党的核心形成共识，政党内部不仅不能团结一致，甚至出现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思想，政党事业将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6］309，并未形成坚强、稳定、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未形成一个能够凝聚党心民心、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负责人）频繁更换，党中央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斗争经验十分缺乏，时常犯右或“左”的错误，导致革命事业多次遭受挫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们党不得不放弃原先付出艰辛努力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而进行长征，在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党内已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渴望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同志的党内核心领导地位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7］86。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下，红军创造了诸如“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等优秀战绩，逐渐摆脱了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被动挨打局面，党开始独立自主地灵活处理中国革命以及党自身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开始从幼年不断走向成熟。
　　　　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在同党内分裂势力作斗争中进一步巩固起来的。长征时期，张国焘私欲膨胀，置党的利益于不顾，自恃兵多枪多不断向中央要权，私自修改并违抗中央既定方针，反对红军北上、制造分裂，多次无视中央劝告、漠视党中央权威，公然成立“第二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据。阿坝会议上， 在遭到张国焘等人围攻时，朱德明确而坚决地表示支持中央作出的红军北上的决定；在卓木碉会议上，朱德更是义正词严地对张国焘说：“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8］147在此期间，为赢得主动权，“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9］392。林育英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边，在陕北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多次向张国焘致电，对中央作出北上的决定予以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在多方共同努力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最终结束其分裂行为、率部北上，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
　　　　王明在长征胜利结束后从苏联回到延安，自恃身份特殊，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宣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2］141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7］137同时， 王稼祥还带来并在会上宣读了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7］137。在此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内许多同志以自己的经历进一步阐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是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7］151。六届六中全会维护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再一次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最终确立。随后不久，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全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 标志着我们党有了一个坚强、稳固的领导集体，全党全军真心拥护党的领导核心，极大地提升和增强了党内凝聚力。
　　　　三、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凝聚全党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靠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意志坚强、行动一致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设、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0］2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把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然而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写入党章，而是要将科学理论与国情以及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这一科学理论在指导党的事业的鲜活实践中展现其理论威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反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为逻辑起点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内错误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在工农红军主要成分为农民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将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不顾国情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经验。这两种错误思想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科学认识， 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针对工农红军中存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根据九月来信的指示、红四军内部情况调查、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教训等，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主持起草决议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党内文件不仅明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
　　　　［11］86－94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由来及改正办法，而且还“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12］294。针对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为此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内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 109，全面客观地指出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所在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危害，详细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价值、具体做法，影响深远。为系统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建党以来未曾提到过的重大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3］65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首次提出、系统阐释，引发了全党及理论界的广泛探讨，实现了从反对错误思想到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行动自觉。
　　　　延安整风运动既是我们党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理论学习、改造自身思想的重要过程，更是我们党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重要阶段。整风运动于1942年开始、1945年结束，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4］812。在整风中，党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而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正确宗旨，上至党的高级干部（整风重点）、中至一般干部、下至普通党员，通过认真阅读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重要文章以及党内相关文件，反思自身学习、思想、工作等，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贯穿始终，在提高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在实践中改进工作作风。这次整风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提高了全党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仅重新教育了党内老干部、老党员，而且教育了大批新党员，达到了在全党范围内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的目的，增强了党内凝聚力。
　　　　经过延安整风，“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统一”［15］22，“党内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贡献”［16］。1945年，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被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凝聚全党意志、统一全党行动提供了强大动力。
　　　　四、在建立健全党内相关制度中凝聚全党力量
　　　　加强党内凝聚力离不开健全的制度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存在着组织制度不健全、主要领导人个人作风专断等问题。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听不进党内同志的正确意见，“一味地忍让退缩，党为此错失了反击的绝佳时机，大革命最后失败”［12］221－222。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对于不支持自己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12］313，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白区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为防范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纠正党内的家长制作风、严格执行党内纪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以制度管党治党就成了党巩固自身团结统一、增强凝聚力的最优选择。
　　　　民主集中制是加强党内凝聚力的根本制度性保证。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受苏联影响就已存在，但仍处于萌芽状态。党的一大到四大并未明确其概念，党的五大首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党的六大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并将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这一党内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4］528。“四个服从”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是党内纪律正常化、规范化的科学概括，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为正确处理党内各类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坚持‘四个服从’，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有力，确保了各项决策有效执行。”［17］
　　　　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民主集中制，为巩固党内凝聚力发挥了作用。在革命战争期间，党领导的政权长期被敌人分割和包围在孤立无援的农村环境中，为灵活应对情况，党中央赋予各地方的党组织与军队很大的自治权。但这随之也带来了弊端，有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人产生了“游击主义、地方主义、经验主义等无政府现象”［18］，甚至把自己管辖的区域当成了“独立王国”，“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 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3］1332，这类情况不利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由游击战逐步转向正规战，全党由分散逐步向集中过渡，不少解放区已紧密连接在一起，不少城市已经或者即将解放，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农村转向城市，“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3］1264，必须“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3］1346。针对这种情况，1948年1月7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发布实施，文件要求全党全军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并定期向中央作相关报告。随后不久，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配套文件《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1948 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1948年6 月5日）、《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1948年6月25日） 等相继在全党全军施行，保证了全党行动一致。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管党治党的内驱力，加强了党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团结发展，提升了党内凝聚力。党内法规是对党员应享权利、应履义务的规定，是规范各级党组织活动的政治规矩，是对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关系、各党组织之间关系的规定，要求所有党员、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依据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制定和修改党章、不断完善党内相关法规，中共一大制定第一个纲领，中共二大、六大和七大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先后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制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1925 年1月）、《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2日）、《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
　　　　（1931年3月5日）等组织法规；制定《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
　　　　《宣传问题决议案》（1925年10月）、《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 等宣传教育法规；制定《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1923年6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1931年8月27日）等党员干部法规；制定《中央巡视条例》
　　　　（1932年3月12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1933年9月17日）、《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等纪律法规。这些制度对规范党员言行、党组织活动， 统一各级领导机关活动等有重要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通过健全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请示报告制度、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改变了党内军内的组织涣散与纪律松弛现象，打破了地方党政机关各行其是的组织管理形态，整合了地方上分散的组织管理体制，保证了党中央政令军令正确、及时、高效地贯彻执行， 加强和巩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捍卫了党中央权威，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
　　　　五、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通过严明党纪凝聚全党力量
　　　　纪律严明是无产阶级政党提升党内凝聚力的关键举措，“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5］15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依据形势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纪律建设，规范和约束了党员干部的各方面行为，切实捍卫了中央权威、维护了党的集中统一、扩大了党的社会影响、团结了广大群众、保证了党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为夺取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有规有纪可依是以纪律建设提升党内凝聚力的首要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和决议案中适时完善纪律条文，从源头上为加强党内团结提供保障。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中用了不少篇幅规定党员行为。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单设“纪律”一章，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强调： “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 ”［1］163党的三大、四大通过的党内文件，其中“纪律”这一章的文字表述与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内容相似。党的五大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提出“政治纪律”这一概念并强调“宜重视政治纪律”［19］208。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首创“自愿脱党论”，即“无充分理由连续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20］481；事实上，缴纳党费不仅在物质上对党有帮助，而且是党员组织观念的具体体现；没有充分理由，连续不缴纳党费，意味着党员不愿意为党尽义务，这样的党员没有组织和纪律观念， 不适宜继续留在党内；采用“自愿脱党”方式，远比用简单开除要好。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增设总纲这一关键性内容，“ 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21］114；党章总纲的出现有助于全党在思想上对遵守纪律产生共鸣，对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有重要意义。党章中纪律的制定和不断完善，使党的活动更加科学规范，为加强党内团结奠定了基础。
　　　　严格执纪是以纪律建设提升党内凝聚力的强大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从严执纪、人人平等，对违纪的党员干部严肃处理。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建党和大革命初期对党作出过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 大革命后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此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
　　　　［22］，中共中央对其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采取了措施，在多次劝说等方式失败后开除其党籍，这在当时对反对党内派别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延安时期，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对黄克功处以死刑；毛泽东在写给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 肯定了黄克功昔日的光荣历史，突出强调了全党全军要严格遵守纪律，在执纪方面不论功劳所有人平等；“黄克功事件”使全党深受教育，党因此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誉。当然，中共党内像这样的党员干部仅仅只是少数，更多的是那些为了革命事业而严守党纪、宁死不屈的优秀党员；正是有了这些为党无私奉献、听党指挥、严格遵守党规党纪的党员干部，党心、军心、民心归于一心， 党的事业才能成功。
　　　　重视纪律教育是以纪律建设提升党内凝聚力的重要方法。纪律本身具有惩戒性质，纪律教育能促推行为人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4］52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纪律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诞生到最终确立并被谱成歌曲广为传颂，成为我党我军加强纪律教育的重要形式，至今仍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把列宁关于党的纪律的相关论述作为全党必学的材料印发全党；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及决定，党内通过政党运动、加强理论学习、组织报告等多种形式加强纪律教育； “进京赶考”前，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牢记并切实践行“两个务必”；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接管大城市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标语、板报、说唱等多种纪律教育形式。这些在实践探索中获得的纪律教育方法，营造了遵纪守纪的良好氛围， 有助于加强和巩固党内团结、提升党内凝聚力。
　　　　六、几点启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治国理政的全局高度全面从严治党，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内凝聚力不断提升。新时代，党要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奋斗，必须认真对待、及时处理影响党的团结统一的问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23］16，确保全党方向明确、集中统一、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凝聚力的实践探索及基本经验，对新时代我们加强党内凝聚力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把政治目标引领放在首位，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符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政治总路线，这一科学政治目标调动了全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新时代，全党要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思想与行动自觉统一到党确立的政治路线上来，坚定地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全面贯彻实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4］，为实现中国梦奋斗。各地方党政部门要向党的政治路线看齐，主动以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要参照，及时校准偏差、更正前行航向，在规划工作目标、确定工作部署、制定工作方法、拟定工作思路、推行工作计划时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绝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法，绝不行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之事。
　　　　第二，把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作为关键，“坚决维护***总shu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极大地凝聚了全党力量，这是党真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全党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全局意识， 坚持一切服从中央，坚决拥护***总shu记的领导核心地位，自觉跟随党的领导核心、主动捍卫党的领导核心、时刻向党的领导核心看齐。“各级党组织、党员及干部要始终在政治道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5］，保证全党步调一致、协调统一向前进。
　　　　第三，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主线，“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2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与各种错误思想斗争中、在革命实践探索及经验教训总结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独特的思想魅力，获得了全党的高度认同，成为指引党不断前进、战胜困难的思想旗帜，成为凝聚党心民心的精神之魂。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我们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需要以理想信念激励全党不忘初心、共筑中国梦。新时代，全党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检视思想作风、精神状态，补钙壮骨、立根固本，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26］354，不断提振信心与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第四，把制度建设作为根本，用制度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制度，为加强党内凝聚力提供了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并实施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201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2019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2019 年1月31日）等党内重要法规制度，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全党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增强党内凝聚力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时代，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7］105，通过制度建设为党内团结保驾护航；要坚持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妥善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积极发扬党内民主、不断增进党内和谐、实行正确的集中、维护党内团结；要健全并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做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相结合，杜绝“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现象发生。
　　　　第五，把严明纪律作为重要抓手，以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加强纪律建设，赢得了党心民心，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胜利不断走向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的纪律建设成效显著，党内凝聚力不断提升。新时代， 要严明党的纪律，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全党要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并自觉遵循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工作惯例、优良传统，以铁的纪律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确保全党统一行动；要重视党章学习，通过党章学习深刻领会党章的精髓要义和“党内根本大法”的重要地位，通过党章学习唤醒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使命意识、公仆意识、守法意识”［28］，通过党章学习规范全党的言行举止；要狠抓执纪监督、强化纪律执行，在党纪国法面前，不论有无职务、职务大小， 人人平等，执行纪律时不留“暗门”、不开“天窗”，让纪律成为“硬约束”；要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对违反者零容忍，从重从严查处，让纪律的力量有效发挥、让纪律成为巩固党内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启示赓续精神血脉 践行初心使命
　　　　张黄元
　　　　（2021年5月6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毛泽东同志把这一实践经验概括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再次重温这段辉煌历程，依然深受启发。
　　　　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日益转化为推动革命进程的思想伟力，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为胜利打下坚实基础；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丰富和完善建军思想， 探索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为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一迫切问题，使党培育出三大作风，确立了群众工作路线，锤炼出严格的组织纪律，为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领导。
　　　　这些经验启示虽跨越时空、但仍历久弥新，始终指导着党守正创新，成功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必须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深化认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以史为镜，潜心研读规定书目，将学习党史同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章、国史、改革开放史等结合起来， 做到全面系统、融会贯通。要以史明志，从党史中领悟理想信念的力量，准确理解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要学史力行，从党史中学习干事创业的经验，从先烈们英勇的品格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怎样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与启示
　　　　王光鑫、陈坚
　　　　（2021年4月8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领导革命胜利的丰富经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特殊国情，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就转化成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物质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性经验。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革命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把控着旧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权，拥有庞大的反动军队。辛亥革命及以前的救亡运动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者始终孤军奋战，没有广泛发动并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从萌芽开始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仅靠中国共产党“千里走单骑”是不行的。毛泽东指出：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根据革命阶段不同状况，党积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敌对力量，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使敌强我弱的形势得到扭转。大革命和抗日战争两次国共合作，最大限度动员力量共同奋斗，为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武装斗争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一开始认识不足，结果大量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就是从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党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为了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使“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开始确立。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而把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根本区别开来。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人民军队探索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导致工人阶级比重很小，绝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很多知识分子， 还有非劳动者阶层革命分子。同时，党还长期处于农村根据地的斗争环境。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成为迫切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党通过经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探索出总结历史经验和整党整风的有效手段，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右倾错误，逐渐走向成熟。党还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这些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949 年6月，毛泽东在总结经验和历史启示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经过革命锻造和斗争考验，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从开始时的50多名党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成为一个拥有448.8万多名党员的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胜利，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史亚鑫
　　　　一、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者
　　　　1840年以来，各阶级都曾试图救国救民于困境中，并为此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和艰苦卓绝的探索，这些都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所有的斗争和探索都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都没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他们都未能认清当时中国“双半”的社会性质， 更没有提出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党在认清近代中国国情、总结前人经验、明确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在此基础上，我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收获了丰富的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建设者、领导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工农劳苦民众最根本的利益，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分给农民土地，实行民主政治，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我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目的是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是要把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这都是需要我党的正确领导、组织和推动的。
　　　　（三）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捍卫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反帝反封的任务完成后，我国就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继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其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我党领导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捍卫。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了我党的壮大、稳固士
　　　　我党成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时，党员人数增加到400多万，现在，我国党员总数达8900多万名。党不断壮大，是因为我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打倒了军阀；满足了广大农民最关心的土地要求；以贴近群众生活的口号、标语、表演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我党的理论、我党的路线、我党的方针、我党的政策，树立了亲民爱民的形象；发扬政治民主，提升了党的政治威望；采取灵活的作战方式，奋力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中国。
　　　　我党以实际行动，提升了自身的公信力与执政的稳定性，让人民相信党， 加入党，跟党走，使得我党的队伍不断壮大、执政地位不断稳固。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积累了许多执政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从近代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科学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中，不仅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基本纲领、道路、基本经验等宏观性路线方针政策，还有针对不同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纯洁性建设、法制建设等具体性经验，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但适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加强了自身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是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最坚决的部分。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十分重视自身的建设， 形成了许多党的建设经验。
　　　　但党自成立以来，走过的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建党初期，除去三座大山等外部因素的威胁，在我党内部，由于“左”和右的干扰，使得党的发展、壮大遇到了挫折，在这些错误路线的错误指导下，我党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后， 我党翻开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 1942年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加强了自身的建设，形成了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我党成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 新民王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正反经验还将继续指导我们不断前进。重要历史关头的“大局意识”
　　　　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分析朱文浩、朱西周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1]96-97。这里的两个“不得”，体现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指示，也是大局意识的体现。1923年8月刘少奇在其文章《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中指出“俱乐部的决议案，总是顾全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是“大局”一词明确出现在党的文件中，这足以说明讲大局、顾大局的重要性。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大局意识的开始
　　　　在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1]147。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的低潮，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下，想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仔细思考与国民党合作，以谋求不断发展，进行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一考量是站在中国共产党长远发展的立场上，鲜明地体现了其大局意识。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为了长久发展。对共产党员也提出了要求，“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此宣言书，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 [1]224。要求党员站在国民党的立脚点上，并不是就不为本党考虑，而是为了党的持久发展，是站在全局的观点上。并进一步规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 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1]225。为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共产党尽力促成国民党各方面的大力发展。当然，由于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经验尚且不足，规模较小，难以独自领导国民革命运动，需要寻求国民党的支持，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从1924年到1925年，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第二，五卅运动的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25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五卅运动就是最著名的一次罢工运动，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运动把1924年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是1925年到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开端，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第三，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由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举行的一次大罢工，是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罢工斗争。省港大罢工是在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举行的，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运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第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广东成了全国的革命中心。随着军事上、民政上和财政上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从而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五，北伐的胜利进军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北伐战争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第六，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促进了北伐的胜利进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又有力地推动了工农革命的继续高涨：相继爆发了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运动；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农民运动也迅猛发展。
　　　　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大局意识的典范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中央从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立足于长远眼光，不完全拘泥于当前的利益。为了红军的长远发展“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2]456 长征不是屈服，而是为了保存红军现有的实力，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扩大势力范围，以求得最终的胜利。这是站在长远眼光上看待问题，从全局出发，而不是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
　　　　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二者的观点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注重眼前的利益，没有为红军的长远发展考虑，导致其思想比较狭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却是着眼于长久可持续发展。中央正是看到了二者的不同，才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并对“左”倾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着眼于大局、从全局出发是党中央坚持的正确思想。从此，中国革命逐渐走向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提供了机会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共中央了解到，西安事变后各方的复杂情况和国民党阵营中出现“拥蒋”的势头，以及亲日派名为“救蒋” 实为进兵挑起内战，使蒋介石的安全无望等情况后，立即更改“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意见，正式提出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的主张，从而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支持，这一主张的提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关键一步。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 [3]128国共联合抗日是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做出的正确抉择。
　　　　共产党主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对于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 [3]128为了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顺利形成，逼蒋抗日，共产党对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给予支持，并派代表与其磋商逼蒋抗日的相关事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从民族大义的大局出发，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才能统一抗日队伍。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出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正确对待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机处理方面的大局观和执行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赢得了国内的初步和平。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促进了由内战到抗战的重大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四、延安整风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进行了一定的纠正，但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刻不容缓。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都开展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4]825明确提出以党的整体利益为大局，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始终以大局为重。
　　　　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经过延安整风，大局意识成为每一位党员、干部和每一级党组织必备的政治素质和工作方法，成为党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证。延安整风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学会顾大局、识大局，从大局出发，将党的整体利益放在其他一切利益之前，始终拥有全局观。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重要历史关头， 始终从大局出发，坚持大局意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从而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一次又一次胜利，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