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素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理论文章5篇（全文33202字）

　　　
　　　　
1949—1976：怎样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中国。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任务是搞建设，因而从1949年到1976年，又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的目标，是搞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赶上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但是，怎样搞建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现代化， 怎样才能追赶世界的现代化潮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全新的时代要求， 全新的时代课题。由于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摸索着尽最大努力去问、去学、去试、去做。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称之为探索。
　　　　探索从学习开始
　　　　新中国的探索，是在怎样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呢？
　　　　新中国的治国理政，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一个国家的利益，还包括尊严。如果失去了尊严，这个国家的其他利益都可能被强大的敌视者按自己的愿望作最大限度地索取。这些，便成为新中国在探索建设道路的起点上一种基础性的情结。
　　　　那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局面。1960年5月27日，英国皇家元帅蒙哥马利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着重询问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在回答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 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说：“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即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毛泽东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冷战共处”这个看法很独到，属于毛泽东对新中国面临的世界格局和走势的重大判断。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如何处理中苏和中美关系，始终摆在新中国国际战略的突出位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尽管在革命年代有过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毕竟意识形态相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又大力援助中国搞建设，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也欣欣向荣，中苏结盟是可靠有效的。中国的探索，是从向苏联学习开始的。
　　　　这种学习，事实上从准备成立新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了。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学习清单，包括苏联的国家组织、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4个方面，一共30个细目，大到怎样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小到实行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乃至学校课程的安排。总之，是要弄清楚苏联方面是怎样治国理政的，好搬到中国来运用。
　　　　在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向苏联学习就更具体了。1952年，在准备编制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中国政府学习讨论了苏联编制五年计划的书籍，搞了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8月间，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这些在中央政府主管经济建设的领导人，带着一批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先后到达莫斯科。他们拿出《草案》向苏联专家征求意见，苏联的专家们看后认为，这个所谓《草案》，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于是，只好先务虚“上课”。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每个人都来给中国政府代表团上课，讲解应该怎样编制经济建设计划。
　　　　大工业的景象让人们激动，也使人们感到格外新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他们投入的显然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事业。为此，曾有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来中国帮助建设。他们带来了技术和设备，手把手地教一些昨天还是农民的青年工人怎样操作机床。
　　　　与此同时，学习俄语和苏联文化成为中国城里人的时髦。电影院里放的是苏联的电影，书店里摆满了苏联的书籍，几乎每一个青年学生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熟悉《卓亚和苏拉的故事》，几乎每个城里人都会唱几首像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苏联歌曲。人们真诚地相信，苏联就是大工业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是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三种情况，让中国人警觉起来。一是全盘照办，机械学习。比如，苏联的文化组织中，只有作家协会（简称“作协”）， 没有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
　　　　1954年，有人就想以此为依据取消文联，毛泽东觉得不妥，文联才得以保~留。还有，苏联医学专家们一度认为，吃鸡蛋对人的身体有害，结果，中国的医生就建议中央领导人不要吃鸡蛋。二是发现苏联的模式也不是尽善尽美，也是有缺点的。三是在学习过程中，苏联难免摆谱，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由此，中国从1956年开始，决定走自己的路，去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随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开始争论，相互攻击，最后导致国家关系破裂，以至于在1969年爆发了中苏边境冲突。中国也不可能向苏联学习了。
　　　　那时候，苏联搞社会主义已经40多年，有了固定的模式和不小的成绩，还反思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在冷战背景下，拥有了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地位。中苏关系开始走向破裂时，中国搞建设才10年左右，正在千辛万苦地探索自己的道路，不仅自身贫弱，面对的国际压力也很大。因而，双方的论战实际上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经验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审视对方、看待世界。
　　　　邓小平后来说，自己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在1989年对这场中苏关系的破裂作了客观到位的解释和评论：双方争论的实质， 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没有搞清楚；希望马克思、列宁为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这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感受中，更实质的问题是不平等，观点不合， 苏联就撤销援助，进而恶化国家关系，让中国原本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使“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由此，站在各自立场的中苏论战，双方都难免讲了不少空话和过头话。
　　　　出现分歧是必然的，有没有可能避免国家关系破裂呢？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各走各的路不就行了吗？但在当年，处于东西方尖锐对峙的冷战格局中，无论中共还是苏共，都很难达到今天的认识水平，很难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态。
　　　　再看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
　　　　对美国，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抱有很大好感，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处甚好。由于美国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帮助国民党政权，使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印象急剧恶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别是美国在1950年年初还宣布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就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国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中美关系从此彻底对立。一直到1971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美苏争霸加剧， 中美双方互有需求，中美关系才开始解冻。~中美关系长达20余年的对立，使中国一直被西方世界拒绝。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西方主流政治家大多认为，新中国没有能力自给自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表示：“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
　　　　美国是怎样使用这件“武器”的呢？说起来真是恍若隔世。今天的美国， 是多么希望中国购买自己能够出口的产品！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不仅拒绝向中国运销自己的产品，还反对别的国家向中国出口。比如，1953年2月，中国经波兰租船公司租得芬兰籍油船“维马号”，从罗马尼亚运载1.02万吨煤油到上海。美国知道后，先是要求芬兰政府制止“维马号”油船驶往中国，接着又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地扣留该船，但均未得逞，美国政府最后甚至考虑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舰击沉“维马号”油船。这一事件拖了几个月，尽管中国政府想了多种办法，想让该油船驶向中国内地港口，但都未能如愿。最后，“维马号” 油船的船东竟然私自把中国进口的这批煤油全部卖掉了。中国不仅失去了这单生意，还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那时的中国，努力走向世界，但事实上只能走向半个世界。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没有放弃向西方学习的努力。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是这样表达的：“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在同西方国家交往很少的情况下，接受他们的建设经验，显然缺少渠道，很不现实。但毛泽东还是心向往之。
　　　　直到1972年和1973年，中国相继和一批西方发达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往才多了起来，开始大批量地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 包括一些管理经验。
　　　　在探索中干了什么大事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期的探索，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巩固新政权，刷新旧国风。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塑造不同于旧中国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明价值取向。头条号：如来写作网，QQ3231169，海量优质文字材料和PPT课件
　　　　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过去告别。首先是中国大陆从此告别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让中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还实现了56个民族的团结。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紧接着，是进行社会动员，让人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事实上把所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奇迹般地调动了起来。
　　　　当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人们加班加点地工作，把增产增收的东西捐献出来换成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比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捡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一架“石景山钢铁厂号”飞机；四川简阳县种棉花的农民发起一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捐献了两架“棉农号”飞机。中小学生们也通过放学后捡稻穗和麦穗、打柴火换来的零钱，捐献了“儿童号”和“中国少年先锋号”飞机。许多民族资本家也不甘落后，最多的是上海著名的荣氏家族，捐出了7架飞机。青海塔尔寺的僧人，也出现在爱国捐款的队伍里。据抗美援朝总会的数据，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界人士组织的捐款，就达到55656多亿元（旧币），折合战斗机3710架。
　　　　赶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发表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至今还被选进一些中学课文。新中国的几代人，都把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感受，把一个民族的尊严， 把一个民族的和平愿望，浓缩进了这篇报告文学，浓缩进了电影《英雄儿女》和《上甘岭》，浓缩进了“风烟滚滚唱英雄”和“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歌声
　　　　经历大变局后，普通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日子怎么过。渐渐地，对那些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子果然开始向过去的模样告别。
　　　　流离失所的游民和乞丐，开始被政府收容安置，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对居住在北京天桥附近龙须沟旁边的贫民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感受， 是告别了臭气熏天、蚊蝇丛生的居住环境。作家老舍在《龙须沟》中借用大杂院里市民的话说：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新政权在清理旧社会顽疾方面，更是雷厉风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150万兵力，进入各地边远乡村、深山老林剿匪，肃清了遗祸中国人民的匪患；在北方，则取缔了各种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组织，仅山西一省就有8万多群众退出各种会道门，北京则逮捕了100多个“一贯道”骨干；对那些吸食鸦片烟毒的瘾君子来说，日子也不好过了，因为政府通令严禁鸦片买卖，坚决采取措施收缴烟土~毒品，禁绝鸦片种植，制贩烟毒者从严治罪；妓女曾经是司空见惯的职业，也被挡在了新社会门槛的外面，全国各大城市下令封闭妓院，政府还专门成立妇女生产教养院，让她们获得新生。
　　　　对中国妇女来说，随着1950年《婚姻法》的实施，她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这部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 推行自由恋爱和男女平等。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妇女地位的空前转变，使“解放”的内涵延伸到了社会细胞之中。不少妇女因为对婚姻不满或受到虐待而要求离婚。那些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最喜欢看的小说，是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最喜欢看的戏曲，是评剧《刘巧儿》。
　　　　《刘巧儿》里面有一段唱词，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重新理解： “从那天看见他，心里头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但愿这个年轻的人呐，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
　　　　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渐渐树立起来。比如，移风易俗，反对愚昧迷信；强调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倡导识字运动，推进义务教育；推崇艰苦奋斗、劳动至上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事实上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前提和文化准备。
　　　　探索中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从而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
　　　　新中国的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就是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搞计划经济，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1949年的现实国情还不允许这样搞。
　　　　到1952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在1953年到1956 年之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 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新构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提高，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从而进入社会主义。~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年，河北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正是靠这3条驴腿，这个初级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 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就在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时候，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56年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过的那样，也不像苏联实际搞的那样进行无偿的没收和剥夺，而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这种办法可以减少社会震动。
　　　　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工商业者，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说，国家富强，是“共同的富，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公私合营后，私方除参与企业管理外，政府还按资产付给资本家利息。究竟付多少利息合适呢？大多数资本家都抱着“争三望四”的心态。用他们的话讲，是“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结果政府一律给他们定息为5%，从1956年1月算起，付定息期限为7年，后来又决定延长到10年。最后，1966 年9月定息取消。这是出乎多数资本家意料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创造。
　　　　从1953年到1956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怎样看这件大事？今天人们的认识有三点。一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以和平赎买的温和方式，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确实也有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遗留下诸如社会层面的经济创造不活跃这样一些问题。三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今天的中国也在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制度。
　　　　探索中做的第三件大事，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社会生产力，基本上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条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叫作“一穷二白”。所谓“穷”，是指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具体表现为粮食少、钢铁少、机器少；“白”指人民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存在大量不识字的文盲， 全社会科学文化水平不高。
　　　　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1953年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新中国前行的脚步出现了新的音符。《人民日报》这天的社论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说：“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从1953年到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包括钢铁、煤炭、炼油、机械、飞机、汽车、发电各个工业领域。
　　　　鞍山钢铁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大的钢铁厂。建厂前，此地是一片废墟， 日本人走的时候断言，今后的鞍钢只有种高粱了，要恢复生产，必须要20年的时间。然而，江山易手，情况便是两样。鞍钢不仅很快恢复了生产，1953年还新建了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生产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根无缝钢管。
　　　　还有新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厂，1956年便生产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后来人们专门编了一首《老司机》的歌曲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哇笑脸扬啊，拉起了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就学会开汽车呀，摆弄那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呀，可就是呀没见过呀中国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这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
　　　　值得一说的还有，为了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预防战争，同时解决历~史上造成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从1965年起，把一些重工业产业逐步向西部延伸，在过去比较落后的西南和西北，建设了一大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设施。比如，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同时，还形成了攀枝花、绵阳、六盘水、宝鸡、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大大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最让中国人引为自豪的成就，要属“两弹一星”。从1964年起，中国先后发射成功原子弹、运载火箭、氢弹、人造地球卫星。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以上这些建设成就，构成了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怎样看探索中的失误
　　　　毛泽东说过，“建设比革命更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探索的过程就像是雾中行走，很曲折，很艰辛，也很容易出问题，甚至出现让人扼腕痛惜的挫折、令人唏嘘的失误和造成历史顿挫的错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上出现的最大失误，是为了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1958年搞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 的问题有三。一是全民炼钢。那个年代，钢铁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代表着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但是用小规模、土办法，靠缺少专业技术的群众炼出来的钢铁， 多不能用。二是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许多地方弄虚作假，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说：“没有万斤的思想， 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于是，见诸报道的小麦亩产最高的达到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的达到13.0435万斤。三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把若干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生产资料以及某些生活资料不分社队统一调配。结果在分配上，存在穷生产队揩富生产队油的现象。不少地方还以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为单位，办起了集体食堂。头条号：如来写作网，QQ3231169，海量优质文字材料和PPT课件。
　　　　这三方面的问题，从1961年起逐步得到纠正。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犯的最大错误，是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主要是毛泽东认为党内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危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各个领域占有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个判断，并不符合党内实际，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
　　　　这场“革命”，当时被冠以“文化”之名，主要因为它是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开始的。在当时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全国，煽动“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批斗封资修”，进而发展到抄家、打人、砸物。一些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的人，受到批斗和侮辱。
　　　　随后，各地出现大批造反派组织，掀起了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乃至工厂、农村领导机关权力的狂潮。造反派的大规模武斗，造成大批人员伤亡，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各级政权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深刻地反思了这场运动，认为它实际上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必须彻底否定。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待自己历史的顿挫和曲折，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错误经验和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今天人们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使用的正确方法是：深入分析那个时候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些事情如果没有当时的积累和成就，我们今天就很难做起来；有些事情当时也开始在做， 由于条件的变化，我们今天做得更好了；有些事情可以不那样去做，但当时为什么又那样去做了，留给我们什么教训。这样一来，历史就真正成了后人的教科书。~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及启示
　　　　罗平汉~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回顾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鉴于中国原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直接走入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过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基础上，再将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各类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地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到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了重大胜利，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经过3年多的努力，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国营经济得以建立并起到领导作用，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利用、限制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人民民主政权更为巩固。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5年中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企业694个，其中156项是由苏联援建的，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
　　　　“一五”计划实施后，全国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期间，建设了一批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工矿企业，生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迈出了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
　　　　在国家工业化起步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进行。在农业方面，早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我国互助合作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到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这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100.8万个，入社农户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实践上看，在1953年以前，重点放在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
　　　　1954年到1955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阶段。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工作会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 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这时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各地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到这一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
　　　　对于手工业的合作化，主要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也有一些不足，如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但在这样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很大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和了不起的奇迹。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党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和主张，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次会议深刻总结我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由于对形势作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之后，党的领导人试图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快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1958年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过程中，全国人民以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干劲。但是，“大跃进”以高指标、“放卫星”为特征，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并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同时，由于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影响，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之从1959年起， 我国连续3年遭遇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严重的困难使人们一度发热的头脑清醒起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好转。
　　　　在共和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忘我工作， 涌现出了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无数英雄模范人物。
　　　　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石油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成了大庆油田，实现了原油和石油产品自给。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然而，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严重地混淆了敌我，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因此，必须对其彻底加以否定。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此期间，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广大工人农民仍坚守在生产一线，许多知识分子克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 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从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间，虽然曾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做了重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当时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没有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取得了重要进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实践的经验很少。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能是在摸索中前进，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难免走弯路、出现失误。正因如此，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中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使生产关系的变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等。邓小平同志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这个角度上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进行的探索，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 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敢教日月换新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孝感市史志研究中心
　　　　（2021年3月15日）~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1978年的近30年间，孝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孝感这块曾是一片废墟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文化大革命”和走向伟大历史转折等时期。
　　　　1949—1952年，即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年，是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贯彻实施时期。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积极领导全区军民开展清匪肃特反霸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多项改革运动，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全区7县的党支部发展到471个，党员发展到6015人。同时，开展了统一财政管理、稳定社会和物价等工作，使全区遭新中国成立前严重破坏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1953—1956年，为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时期。从1953年1月开始，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起步，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 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区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这一时期，各级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发展。全区7县基层党支部增加到2900个，党员发展到35000多人。积极开展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和统战工作，促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驻孝部队支援地方抗御1954年特大洪灾，参加水利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此间，执行“一五”计划取得显著成就。
　　　　1956—1966年，孝感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先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基本区情认识不足，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等运动，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又连续3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经济极度困难。
　　　　从1966年5月起，孝感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之中。1976年10月，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两年，中共孝感地委在全区范围组织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开展整党整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受迫害老干部的工作，拨乱反正，使科教文卫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可以说，从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间，尽管出现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片面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失误，但孝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设施、农田水利、重点工程、地方工业、粮棉生产等诸多方面取得伟大成就，为我们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比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形成
　　　　陈金彪~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匠精神形成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工匠精神有着特殊的时代“印记”。我国现在所提倡的工匠精神的核心在于提高产品的品质，侧重于追求产品的“精益求精”，即完成产品从“有”到“优”的过程。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 工匠的任务侧重于首先打造出产品，工匠精神主要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期的工匠精神，处于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之中，主要完成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保家卫国的任务。探索该时期的工匠精神，对于我们补充完整工匠精神的历史发展图谱以及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继承、创新和发展工匠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四重转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是一个崭新的工业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我国进行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改造工业和手工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加速推进工业化、追赶世界新工业革命的“脚步”等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工匠群体自身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匠精神形成的必要条件。
　　　　（一）工人阶级执政提升了工匠的社会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从被压迫、被剥削者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相应地，作为工人阶级主体力量的工匠也完成了从旧社会被迫劳动到积极建设新社会姿态的转变。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封建专制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工匠社会地位低下，“工”排在“农”之后，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古代科学技术主要是通过手工业获得发展，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现在广为赞扬的古代工匠精神主要彰显于官营手工业创造的成果。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一般是被官府控制的匠人，身份地位低于平民；民间手工业者不仅要为生计劳作，还要缴纳赋税，政治地位低下，这种情况决定了古代的工匠不能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进行自由的生产劳动。在近现代，机器大工业极大程度上代替了传统手工业，工匠则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 被具有不可抗拒力量的轮子碾压着①，成为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 毫无经济和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一跃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政治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存~在，而是兼具生产者和建设者两种身份。相应地，工匠群体也充满了精神力量， 各行各业的工匠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建设国家而奋斗。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生产资料变成公有制，工匠的劳动成果不再被私有制下的个人剥削， 而是由联合的劳动者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劳动是为造福国家和人民，这就大大激发了工匠们无私奉献的热情。工匠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心态的转变让该时期的工匠精神“脱胎换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风貌。
　　　　（二）传统手工业转为现代工业改变了工匠的身份
　　　　从整个世界工业进程看，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是与世界各国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的过程，这种转变在国家间的区别只在于速度的快慢，以及有无出现曲折和倒退。由于现代工匠群体强烈依附于工业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转变使工匠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旧中国并没有大规模的机器工业，而“手工业生产门类极多，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社会商品生产的主要形式，构成了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②，“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手工业仍然是中国社会商品生产的主干”③。这就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传统手工业工匠群体，他们的劳动方式以手工生产为主。二三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国逐渐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方式大大压缩了手工业生产的比例，机械化生产者代替了手工生产者，传统手工工匠也逐渐变成能使用和操作现代化机器的工人。工匠身份的转变也改变了传统工匠精神的一些内涵。传统手工业主要使用人力或畜力，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工匠生产十分依赖自然且分工比较简单，加之许多手工行业都是世代传承， 工匠们一生只需要把精力放在一件事情上，这有利于制造出精致、优异的产品， 也有利于赋予手工产品以更多的人文意蕴。而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具有规模性和效率性，分工十分复杂，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由生产方式刺激而产生的大规模的社会需求。现代工匠们往往只负责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很少有人能完全掌握整个生产流程，这就容易使他们形成单一的生产意识。另外，现代机器生产所消耗的资料并不都是直接从自然获取的，很多都是其他行业制造出来的产品，这有利于“单一生产意识”集合。因此，不同生产方式下产生不同的工匠，工匠精神的具体内涵也有所不同。
　　　　（三）体力劳动转向技术劳动改变了工匠的劳动方式
　　　　在人们的印象中，传统型工匠的劳动方式几乎都是体力劳动或者是艺术劳动，各行工匠之间的不同之处只存在于体力劳动强度的大小和技艺的高低。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劳动方式的性质有所变化，体力劳动型工匠开始向技术型工匠转变，经验开始为科学技术所代替。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彻底完成了的，而是一种趋势，这恰恰符合了那个时代的背景。新的工业革命突破了以往的工业生产方式，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产生了一批技术人员和高科技研究人员，他们不再需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业生产劳动，转而从事脑力劳动。例如，从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在航空、原子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我国一大批优秀的大国工匠“群星闪耀”，为我国打造了众多世界“第一”，相对于一线劳动工人，他们为国家贡献的更重要的是脑力和心血。加之，现代社会生产和管理日益结合在一起，即使还在工业生产一线的工匠，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负责管理一些生产环节，例如，担任生产小组组长，这就需要他们在生产中既要从事体力生产劳动也要从事管理型生产劳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开展了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为核心的技术革新运动，主攻方向是使手工操作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既做到了紧密结合当前生产，又做到积极地向高级、精密、尖端技术进军①。这项运动使大批的工匠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改变了许多部门的生产面貌。工匠劳动方式的转变使工匠精神的内涵得以拓展和深化。
　　　　（四）工业化体系逐渐开放拓宽了工匠与外界的交流途径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对外交往主要集中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也影响到了工匠与外界的交流。起初，我国也不是独悬于世界之外发展工业的，而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的技术引进。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曾4次集中引进国外技术，技术引进被当做填补中国现代产业空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一条捷径②。整个50年代，我国先后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引进项目合同。项目与技术的引进同时也包含专家人才的引进，苏联援助中国的时期，大约派遣5400名工业企业部门专家③，同时， 我国也成批派出人员到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例如，中苏双方签订156项援建项目，苏联给我们提供贷款和工业援助，项目中多数重要岗位的生产技术人员，如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关键工段长都在项目建设的同时就成批被派往苏联对口工厂进行培训④。这种国际间的工人流动创造和改变了工匠与外界的交流途径，也使我国工匠精神和国外工匠精神有了对比和借鉴。在原来纯粹的手工业生产时期，工匠无法也不需要与外界进行交流，有些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还隔绝交流，即使是在需要手工生产合作的行业里，交流也仅限于行业~内部，工匠们就只能专心扑在自己的工作上，专注认真，但也缺乏国际视野； 机器工业生产时期，工匠们都是生产环节上的一环，进行最多的是生产过程中的交流，或者是与国内不同地区同行人员的交流。但当与外界接触之后，我国的一些工匠看到了国外工匠的劳动方式，从而体验到他们的工匠精神以取长补短；看到了自己所在行业在国家乃至世界工业体系中的位置，从而磨炼出一种国际视野、国家情怀；看到了我国在工业上的落后，从而激发了发奋图强的决心。
　　　　二、技艺与境界相统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内涵
　　　　精神是有传承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匠精神继承了传统工匠精神的核心内容，并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增添了新的内涵，包括爱国、担当、合作、精制、创新精神，其中，爱国、担当、合作是工匠的精神境界，精制、创新是工匠的价值追求，这些精神互为条件，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一）爱国敬业、服务人民的工匠爱国精神
　　　　爱国敬业、服务人民的工匠爱国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主题，这一精神贯穿在工匠担当、合作、精制、创新精神之中。工匠的爱国精神并不是一种对工匠技艺的要求，而是工匠的一种精神境界。因为，其一， 每个工匠都是属于某个国家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爱国是工匠的自发情感； 其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要动员全体劳动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要求工匠们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而工匠们也只有具有爱国精神， 才能全心投入生产，立足自己的岗位，兢兢业业，努力地壮大国家力量。另外， 爱国敬业和服务人民又是统一的。一般工匠们从事一份劳动，往往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报酬，满足自己的生存和生活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些工匠看似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物质回报，在精神境界上很难谈得上是为了服务人民。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杰出工匠则有所不同，但凡取得杰出成就的工匠，都有大情怀、大格局和大担当，都怀着一颗报国心，立志为祖国争光，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果发挥最大的社会作用， 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所熟知的“大庆精神”“螺丝钉精神”“铁人精神”，还是“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红色精神，都浸润着我国优秀工匠们爱国家、爱人民的政治本色和忠于职守、坚守岗位的职业操守，彰显着我国优秀工匠们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二）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工匠担当精神~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工匠担当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动力源泉，成为激励我国工匠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本来是“南泥湾精神”的核心和本质，后来这种优良传统得以继承，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在工匠身上，自力更生、发奋图强集中体现的是一种担当精神， 它能促使工匠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位置，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不仅是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手段，而且还是和国家、民族利益密切相关的，从而产生为国家、民族付出的冲动，形成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干劲。自力更生是奋斗的逻辑起点，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工业比较落后，尤其是在苏联撤走所有专家之后，剩下的“摊子”需要我国独立撑起。这种情况下，我国工匠勇担大任，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我国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等等。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果，填补了诸多“中国空白”“世界空白”，而大桥开始建设之前，苏联撤走专家，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筑桥工匠们白手起家靠肩扛手挑，完成了这座“争气桥”①。“两弹一星”是我国工匠精神的重要表现， 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为保家卫国，广大科研工匠培育和发扬崇高的担当精神，“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 极大地鼓舞了中华儿女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信心。
　　　　（三）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工匠合作精神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工匠合作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内在要求。从传统手工工匠的劳动过程来看，互相学习和帮助的行为似乎集中存在于学徒和师傅身上，我们很难看到同行业之间工匠们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反而相互封锁、以邻为壑。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就改变了传统的工匠的交往方式，他们开始互相合作、互相帮助。虽然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旨在通过竞赛的形式提高工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但是它强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②。在一个部门中，总是存在着技艺比较先进的工匠，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但是他们秉持共同提高的原则， 帮助后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匠学会他们的技术，原来属于个人的先进生产力就快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就能极大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例如，我国工匠的典范———马恒昌工作小组，从1950年至1978年，29年累计完成了43 年零10个月的工作量，靠的就是互相帮助的精神③。这个小组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妨碍提高生产的行会观念，全组成员在生产上互相帮助，亲密团结，把高~度的劳动热情和钻研技术相结合，改进生产工具和劳动组织，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成为全国先进生产小组的旗帜①。这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工匠合作精神，充分发挥了工匠们的劳动主动性，最大地发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 激励了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出丰功伟绩。直至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环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匠的这种在竞争中合作的精神，仍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四）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制精神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制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从工匠精神的图谱来看，不管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工匠精神还是西方社会的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始终都是工匠精神的最根本的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匠精神也具有这项基本属性。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内含着敬业乐业、专注专一的品质，主要是指工匠在制造产品时的一种追求完美的态度和责任心， 通过不断打磨细节，使之更加完美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匠身份和劳动方式的转变，这种精致精神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它不仅通过工匠造物的方式表现出来，更通过技术型工匠的技术生产表现出来；它不仅要求打造出精美物品， 更要求技术臻于完美。例如，王启民从王进喜手里接过大庆油田的“接力棒” 后，“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怎么开发好大庆油田”③。为了使油田持续稳产高产，他力求完善油田开发方法和配套的工艺技术，为了画一张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他收集了近一万个数据，花了10年时间实验。后来， 他不断更新自己的技术，为大庆油田实现持续高产高效开发做出重要贡献。又如纺织女工郝建秀，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摸索出“细纱工作法”，经全国推广后大大提高了我国纺织工人的工作效率；建筑工匠小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始终坚持用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取得超额完成建筑生产任务的成绩，13年间，平均工作效率达到国家定额的163.85%，优质品率达到97.8%，并为国家节约钢材60多吨④；等等。精致精神以一种激励工匠不断超越自身的激励因素，促使工匠不断取得进步，并为工匠创新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刻苦钻研、技术革新的工匠创新精神
　　　　刻苦钻研、技术革新的工匠创新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核心之一。创新是工匠精神核心内容的一部分，杰出工匠制造出的产品之所以价值较高，一个重要因素是工匠的创新能力使它具有差异性、独特性和独创~性。当个人或群体的生产技术达到社会的平均生产技术水平时，质量层面无法创造出差异空间，那么创新品质就成为必然要求；当现有工具的使用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时，生产需求却仍得不到满足，那么创新工具就成为必然要求， 等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新精神就在我国工匠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当时， 我国发展工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我国的生产资源有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提高生产率；二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和经验，需要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因此，我国就在各个行业开展技术革新、技术运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一大批优秀的工匠涌现，他们爱国敬业、刻苦钻研，积极从事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例如，王崇伦研制出“万能工具胎”，将车床加工功效提升6至7倍；倪志福创造了“倪志福钻头”，大大提高了钻头的使用性能和切削寿命，在国内外切削界引起重大反响；马学礼研制出高速“套料刀”， 效率比原来的苏式工具提高6倍；苏广铭、孙茂松、盛利、傅海泉发明出新刀具， 提高了我国金属切削能力；黄荣昌、王全禄创造的木工机械的推广，推动了我国木工机械化的进程等等⑤。这些优秀的工匠不满足于现状，刻苦钻研，以创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我国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面取得了“跨越式” 进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贡献了力量。
　　　　三、精神与物质的“互动”：工匠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先进的社会精神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工匠精神代表了工匠文化的精华，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不管是在促进物质生产上还是在发挥精神引领作用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为保卫新中国的和平与安全创造了物质基础
　　　　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在保家卫国上，物质力量始终是最基本的“硬实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工匠精神为保卫新中国的安全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迫切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然而， 仍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从事破坏活动；国际上有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它坚持与中国为敌，对新中国政治上进行孤立、军事上进行战略包围，甚至直接参与对新中国的军事行动。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还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期间还要应对与周边国家的冲突。这些都对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和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也严重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政治孤立和核威胁。核武器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威慑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曾多次受到美苏的核威胁，~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工匠勇担大任，不仅研制成功了导弹、坦克等常规武器，更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等战略武器，将我国的军事影响力提高到了世界级水平。军事工业的进步也带动了煤炭、石油、交通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工匠怀抱爱国担当和创新精神，实现了众多产品和技术创新，使一些行业的生产效率超过国外的先进水平，他们为我国打造了众多个“第一”，显著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的环境。
　　　　（二）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
　　　　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程，从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至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完成了四个五年计划。虽然中间有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素干扰，我国的工业发展经历波折，但工业产值总体是呈上升趋势的，尤其是我们完成了成果丰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取得这些成就的精神力量主要可归结为政治领导力量和精神动员力量，而工匠精神就是一股庞大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工匠精神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中介就是工匠的实践活动。首先，工匠的爱国和担当精神撑起了我国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化建设的精神“脊梁”。他们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任和时代使命， 立足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打造出优秀产品，为国家摆脱一贫如洗的状况不懈努力。其次，工匠的合作精神让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具有协调性和融合性。合作本来是内含着包容性，也高于竞争。当我国在接受苏联援助时，在引进外国设备、技术时，我国工匠都能以一种包容的心态， 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又能在生产中互帮互助，这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生产技术的作用。最后，工匠的精制和创新精神让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跳跃向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工匠身上的“不服输”、不甘落后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不断创新，所取得的创新成果，缩小了我国与国外的技术水平差距，甚至还让我们在某些领域超越了它们，这使我国的工业建设跨步向前。
　　　　（三）塑造了劳动者的精神世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就指出，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①。由此可见，党和政府对~先进模范的评价非常高，将他们放在代表先进生产力、连接党和人民的重要位置。当时的劳动模范群体的范围非常广，包含很多行业，产业工人群体也在其中，自然而然，工匠群体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代表，工匠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秀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时局复杂，有战争，有改革，有自然灾害等。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要稳定全国劳动人民的心态，并使其凝聚起来共同进行建设，需要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工匠精神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优秀工匠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一个优秀工匠能够激励一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劳动者奋斗。例如，建国初期的孟泰和赵占魁等工匠，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匠担当精神，就促使愈来愈多的工人抛弃旧的劳动习惯，鼓舞了广大群众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和饱满的政治热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在国民经济遭遇困难时期， 王进喜发挥“铁人精神”，展现了中国石油工人的硬骨头，不怕困难、钻研创新，结束了我国石油靠进口的历史，增强了人们的信心①；即使是在“文革” 时期，“四人帮”在思想上造成混乱的情况下，依然出现了像王启民、高金颖等优秀工匠②，他们身上展现的工匠精神为那个时期的劳动群众树立了一面坚定的精神旗帜，稳定了人们的心态，指引着劳动群众坚定走正确道路。
　　　　四、结语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匠精神是该时期工人劳动的一种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它与古代的工匠精神相比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它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匠精神相比具有更先进的特性。工匠精神兼具有职业素养和社会政治意识两种属性，从后者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匠精神的生长土壤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决定了我国工匠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生产产品的分配方式与私有制下的不同，因而，由此产生的工匠意识也是不同的。所以，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把工匠精神放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视野中考察是应有之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我国一种新的工匠精神形态的形成时期， 考察该时期的工匠精神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对于科学准确地剖析该时期工匠精神的内涵及其产生的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匠精神对新时代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并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到新时代，工人的政治地位没有变，工匠的身份、劳动方式和与外界的交流方式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产生的种种影响和作用在新时代依然有其价值。在新时代，我们要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发挥其引领形成劳动光荣的风尚和精益求精的风气的作用，为打造“制造强国”贡献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的近30年，党领导“三农”工作经历了曲折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之初，党把恢复社会安定、保障农民生存发展权作为重大历史使命，迅速恢复农业农村经济；合作化时期，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开辟适合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适时开启新农村建设，克服指导方针上发生过的严重失误，农业经济发展，农村面貌一新。30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思想政策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新中国之初，把恢复社会安定、保障农民生存发展权作为重大历史使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迅速恢复农业农村经济
　　　　新中国成立时，农村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处于“崩溃与动荡之状态中”。全国5.42亿总人口中，农村人口比重高达89.36%，农业劳动力比重为88%，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在国民收入总构成中农业占68.4%。中国共产党把抓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
　　　　第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恢复社会安定，给农民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以有力保障。匪患是旧中国一大恶疾，农民群众深恶痛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地主阶级的斗争，同时在新解放区按照25%的比例减租，并废除南方农村中广泛存在的押租制。至1951年秋，各新区大都完成了减租退押运动。由此，减轻了农民负担，新解放区农户中有50%～70% 增加了收入。清匪反霸至1953年初基本完成，人民解放军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1]。
　　　　第二，建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农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1949 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2]。自1950年秋始，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进行土地改革。至1953年春，全国除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农民每年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还分得耕畜297万头，农具3954万件，房屋3807万间，粮食5.25亿公斤[3]。土地改革铲除了中国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拥有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实现了从未有过的身份自由和人格平等。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农民生命财产权利受到宪法保护。
　　　　第三，构建农村基层政权和党组织体系。清匪反霸摧毁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其封建统治势力，瓦解了保甲制度。土地改革奠定了农村基层政权和党组织建设的经济社会基础。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按照这两个文件，至1952 年底，农村基层政权体系构建基本完成。据内务府1952年9月统计，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共建县辖区18330个，乡（行政村）284026个。与此同时，乡村农民协会、妇女会纷纷成立，一大批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乡村干部。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建立起来。
　　　　第四，全面恢复农业农村经济。由于列强侵略与掠夺、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及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时，所有农产品产量都比二战前最高年份有所下降。1949—1953年，为确保农产品供给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给养，党和国家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兴修水利，为农业经济恢复奠定基础。从1950—1952年，国家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共约7亿元，占国家预算基本建设投资的10%以上。全国4.2万公里的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整修，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基本进行了全流域的治理[4]。二是出台鼓励农业生产的系列政策。比如制定农产品收购政策，实行优级优价、低级低价、公平合理地按级定价，并保证收购和运销；降低农业税收，户均农业税负担占其收入的15%左右，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逐年降低，至1954年下降至13.4%。三是农业税收越来越多地返还于农村建设。粗略估计，国家直接用于农村建设的经费占农业税的比重从1950年的37.7%上升至1952年的70%左右[5]。上述系列政策措施，成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1949—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53.4%，年均增速15.4%（见表1），主要农产品产量超过了二战前最高年份产量。
　　　　二、推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促发了深刻而巨大的农村社会变革
　　　　土地改革完成后，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成为“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颁布实施，开启了有计划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互助组有三种类型：一是临时互助组，主要是季节性劳畜变工互助组；二是常年互助组，成员基本固定，组内有生产计划和一定的制度，除了劳畜变工互助外，开始在技术、副业与供销领域合作；三是若干互助组联组，日常生产仍然以小组为单位，在联组内互相调剂劳动力，共同使用农具。到1952年底，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41.77%，共有互助组830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3663个。互助组的实质是农户个体经济联合体，尚不具备集体经济的完整形态。
　　　　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颁布实施，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进入初级合作社阶段。“到1955年年底，全国已经有了一百九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七千多万户”[6]。1956年初，全国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初级社统一使用社员的生产资料，并逐步地把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集体经济制度已初步形成。
　　　　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是毛泽东1955年的三次重要讲话和1956年初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促成的。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标志着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已经成型。到195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国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总农户的90%～ 95%”[7]。高级社阶段，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自留地集体所有、农民使用，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基本形成。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颁布实施，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进入到人民公社阶段。决议指出，“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具有不可阻挡之势”[8]。此后，人民公社运动高潮迭起，乃至犯了急躁冒进错误。1962年9月， 几经修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 对集体农业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首先，调整所有制关系。公社初期是将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公共财产，以及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及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无偿收归人民公社所有；“六十条”定格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其次，调整生产管理和剩余分配关系。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划小生产和核算单位，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四固定”到生产队，实行集体生产责任制度，以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统一生产、管理和按劳分配。第三，允许社员保留少量自留地、小农具和有限的家庭经济，增加农户收入，活跃市场。人民公社把农业农村农民都统一到一个有序、高效运行的组织体系之中，加上利益关系调整，社员的集体主义热情焕发出来，体现了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总的来看，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总体是有效率的。1957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的总产量分别达到19505万吨、164万吨、419.6万吨，比1952年分别增长72.3%、269%、63.7%。人民公社化适应了当时的发展需要，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压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1957—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60.6元，年均增长不足3元[9]。农民无法忍受公社体制掣肘，农村改革“箭在弦上”。
　　　　三、高举农业农村现代化旗帜，开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毛泽东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拉开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1957 年颁布实施《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农业纲要》），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第一个中长期规划诞生。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指出，“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充满信心，一定要实现农村集体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群众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农村充满期待。
　　　　第一，以农田水利为重心，大规模开展基础建设。“一五”计划期间，国家投资修建和扩建的灌溉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积4100多万亩，加上农民群众自己投资兴修的数以千万计的塘坝井渠和小型水库所增加的灌溉面积，到1957年末， 全国总灌溉面积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3亿亩和1952年的3.1亿亩，发展到5.2亿亩，相当于世界各国灌溉面积总和的30%。在灌溉面积的总量和增长速度方面，~中国已占世界第一位。此后，我国农田水利经过“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 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举世触目的成就。“30年水利基建投资和农田水利事业费一共花了760多亿元，还不算社队自筹资金。国家和社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显著效果”[10]。
　　　　第二，以粮为纲，农业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粮食“上纲要”是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也是激励农民生产的口号。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政策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政策调整过程及效率，映射在1949—1978 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的三次快速增长和两次波动中（见图1）。每一次增长和波动都与党和国家的农业农村政策调整相关联：1949—1957年间的快速增长， 映衬了土地改革及合作化政策的效率；1958—196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急剧下滑， 一方面反映了“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记录着我国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小的历史痕迹；1962—1965年的快速增长，是对整顿人民公社和建立健全公社基本制度的最好回应，证明了“六十条”的历史功绩； 1965—1970年，农业农村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冲击，农产品产量保持了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放缓；1970—1978年，增长再现上扬趋势，是对“抓革命、促生产”号召的回馈[11]。农业农村全面发展的业绩还体现在：农村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快速发展，产值不断增长。到1978年，全国共有社队企业150万家，农村工人2800多万，占农村劳动力的9.5%；94.7%的公社和78.4% 的大队都有工业企业，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农村工商业发展，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小城镇建设，改变了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也为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构建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体系。
　　　　新中国前30年，国家财力较弱，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投资采取“民办公助” 方式，民办资金主要来源是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金”本质上是农民负担。对“民办”确有困难的，国家财政辅之以补贴。依靠民办公助的投资方式，我国农村基层相继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机械管理站、水利站、畜牧兽医站、经营管理站等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机构；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村的流通部门，负责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设立了粮管站， 负责粮食的统一购销、储存与调配。此外，还设立了文化站、广播站，建立了卫生院、办起了合作医疗，承担农民的精神文化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职能。30 年间，我国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体系，组织上基本健全，功能上基本完善，~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满足农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农村的社会福利事业，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发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经历了曲折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熟练地运用“先进示范、典型引路”等方法，引领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工作。
　　　　“农业学大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1959—1961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撤走专家等国内外重大矛盾，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变化需要而树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样板。大寨大队1957年粮食总产量138.34吨，平均亩产174.5公斤。1964 年总产量增长到285.45吨，平均亩产量达到404.8公斤[12]，超过了《农业纲要》目标。陈永贵到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大寨情况，并向首都军民1万余人作报告，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随后，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联合调查组到大寨考察20余天，认定大寨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四清的单位。在此基础上，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可见，大寨村创造的业绩是突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决策是慎重的。
　　　　“农业学大寨”从1964年展开到1978年结束，大寨村共接待29个省、市、自治区近千万人（次）和来自五大洲134个国家的2.5万名外宾[13]。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农业发展的样板。如“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 的河北省遵化市沙石峪村，被周恩来总理赞为中国北方“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儋州市石屋村被周恩来誉为“海南岛上的大寨”；河南省林县人民修筑总长1500 公里的红旗渠，创造了世界最长的“人造天河”的奇迹，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搬上银幕。
　　　　无数这样的典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党领导“农业学大寨”的成就。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影响和危害，大寨的经验被扭曲了，“阶级斗争为纲”淹没了艰苦奋斗精神，“农业学大寨”出现了些偏差，增加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政治元素。如今来看，治沟、治梁乃至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依然需要弘扬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以及团结一致的有效的集体行动。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教育引导群众。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重大措施之一，也是党的群众路线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新中国前30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三农”工作的重要举措。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有成功经验，也有惨痛教训[14]。
　　　　五、根据政治形势和实际情况变化，实事求是制定和调整党的政策，推动农业农村向现代化逐步迈进
　　　　我们党自始至终把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作为前进方向，自始至终把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重大战略，自始至终把政策和策略作为党的生命，坚定不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三农”思想政策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完善的真实写照， 也是留给党领导当代“三农”工作的有益启示。
　　　　第一，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为核心，不断调整农业税收和农民收入分配政策，化解农村贫困问题，追求共同富裕目标。
　　　　带领广大农民探索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是根本任务。1949年，全国农村人口几乎都是绝对贫困人口，到1952年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78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95%。1949—1957年，粮食、棉花、油料、糖料、水果等主要农产品的农民人均占有量，分别由208.9、0.8、4.7、5.2、2.2公斤，增长到306.0、2.6、6.6、18.7、5.1公斤[15]，农民基本解决了低水平的温饱问题。1955年7月，毛泽东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明确要求，“ 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 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6]。
　　　　不断调整农业税收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是重要手段。1950年9月颁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鼓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规定一定时期内免交农业税，超过常年产量的照常年产量计税。1952年，对农业税再次进行调整，只征收农业生产税，牲畜杂税等概不征收。1953年，中央又规定此后三年内将农业税额固定于1952年的水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农业税制基本建立起来，因其切合实际，所以得以沿用47 年之久，直至2005年12月被依法废止。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农村分配制度是关键措施。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党不断调整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一方面降低国家税赋，另一方面调整集体公积金、公益金提取比例， 增加农民收入分配。但人民公社初期的供给制和“一平二调”伤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迅即予以调整。“六十条”实施后，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的数量
　　　　一般地应该控制在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到五以内”，“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的生产队，可以少留或者不留公积金”[17]。为防止上级对生产队“两金”平调，还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总体来看，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保障农村有限社会财富公平、平均分配，减缓农村贫困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通过提供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赡养农村特困户、“五保户”等困难群体，实行救济式减贫是有效政策。对边远落后地区群体、因灾致贫群体、战争伤残群体提供物资或现金补助，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由于降税、减贫和增收政策多管齐下，到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134元，增长了205%；恩格尔系数由1949年的98%下降到67.7%，降低了30.3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2.5亿人，贫困发生率由1952年的95%降低到30.7%，降低64.3个百分点。这些成就，无疑为2020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和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以化解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需矛盾为核心，制定政策和修正策略。
　　　　针对粮食短缺，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粮食短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较长时间内的一个基本状况。据陈云估计，1953年粮食收购部门与销售两相比较，可能出现87亿公斤的缺口[18]。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年11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自此实施。执行这一政策， 全国渡过了粮食难关，十分紧张的供求关系缓和下来。但这个过程中也出现征粮过头的现象，引起了群众不满。中共中央认识到指标定得过高，影响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1954年6月2日发出《关于控制粮食数字和掌握粮源的指示》， 10月18日又发出《关于粮食征购工作的指示》，征粮的基本原则变为“国家需要、农民够吃、余多多征、余少少征，不余不征”。1955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发布，~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三定”政策是完善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施后全国粮食征购和供应迅速恢复正常。统购统销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但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初期是一个适合当时需要的积极举措，对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支持国家工业化，稳定物价，维系社会秩序等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与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国务院关于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的命令》以及《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两个文件，前者规定农村实行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明确了农民吃自产粮；后者对企事业单位集体供粮、社会居民供粮以及对粮票、布票、邮票的管理使用等作出规定，要在“按户核实”的基础上，对城镇非农户口实行按人定量供应。1956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和国籍工作移归公安部门接办的通知》，要求健全农村的户口登记与管理各方面的工作并对其加强指导。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新中国户籍制度正式确立。这部法律在之后的户籍管理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大发展，二元户籍制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造成了城乡居民身份分化和利益不平等，阻碍了人力资源流通与合理配置，因此成为必须改革的对象之一。
　　　　第三，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和策略与时俱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任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我国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在我国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 和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农村生产关系一系列变革和政策调整，以及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农业科技和发展农村文化等一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是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展开的。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经过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再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的“四化”发展过程。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讯——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20]。
　　　　1959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农业机械部的报告时指出：“从1958年起以10—15年的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 [21]。此后，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多次指示、批示和写信。人民公社时期， 党和国家逐渐意识到，农业现代化不仅包含“四化”，而且应当是一个伴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于是在农业现代化政策和策略中，加入了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应用。
　　　　新中国前30年，我国农业经济主要指标向现代化水平迈进了一大步：农业机械化水平极大提升，195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到1978年增长637.6倍，农村种植业综合机械化程度由新中国初期不到1%提高到20%左右；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增长1.25倍；农村用电量增长505.2倍；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升，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单产量分别增长1.46倍、1.78倍、0.38倍[22]。无须讳言，因遭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冲击，我国农业现代化延缓了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