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中国智慧(全文2755字)

面向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中国智慧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信息通信技术、生命科技、数据与智能科技等新兴科技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技术时代。单从技术形态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技术时代,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和埃吕尔批判现代技术和技术系统时所置身的那个技术时代,可以称之为技术时代2.0。而更重要的是,在上一个技术时代置身其外的中国,无疑是这个新的技术时代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诸多创新和应用已然走到前沿甚至“无人区”。因此,当下中国科技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一要致力于洞察我们所处的技术时代的基本特征,二应更多地审视身边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及时作出哲学层面的省思。  正是在科学与技术加速整合的态势下,深度科技化成为新的技术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带来一系列重构、型构和创构,使得技术对世界、人和未来呈现出多重不透明性,亟待相应地展开深度哲学反思和系统伦理审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历史与思想的自觉,那就是这些审视是在中国通过自立自强迈向科技强国的语境中进行的;从科技创新和应用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已经站立在科技与价值相激荡的时代潮流之中,只能依靠自身对切身经验的思考直面深度科技化时代的挑战。在面向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伦理审度与调适中,中国科技哲学研究应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迈出四个具有中国思维特质的新向度。  其一,从代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的有机整体论视角出发,拓展关系哲学和生成哲学的向度。在人与技术、人与自然、人与机器的关系的理解上走出二元论的思维架构,寻求开放性的实践智慧。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科技对世界和人的构建是具有局限性的“术”,而“术”的运用需要“道”来驾驭,人与器也应保持适当距离以免沉溺其中。面对加速变迁的深度科技化时代,应该搁置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古典技艺与现代技术、解放与束缚、自由与控制、器与道等观念层面的二元对立,转而从人在与世界和技术的关系中生成和安身立命的维度,主动直面技术时代引发的总体性问题。一方面,对技术的伦理追问不应仅关注已存在的价值冲突或被动地等待伦理难题的出现,而应该通过具有连续性和加速度的思考,纵观不断变迁的技术趋势,积极地对其进行前瞻性评估,全面权衡其可能的伦理影响。另一方面,应该意识到技术伦理审度的关键,在于揭示技术对世界、社会和未来的建构中固有的不透明性,不断提高洞察新技术及其运作机制的能力,使其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不公正的情况乃至失控的危险得以及时地纳入伦理辨析与考量之中。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执中”与“权变”观念的运用尤为重要。所谓“执中”,就是要拓宽视野以超越对立的视角,从而在更大的整体视野中达成平衡;所谓“权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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