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研讨发言12篇（全文26816字）

在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12篇）

目录
　　　　1.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及维度 2
　　　　2.数字贸易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7
　　　　3.如何增强xx经济发展“韧性” 12
　　　　4.百年经济思想创新的深刻阐释 17
　　　　5.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特征 19
　　　　6.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深度融合 26
　　　　7.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28
　　　　8.全方位保障绿色低碳发展 31
　　　　9.高校经管人才协同育人模式创新 35
　　　　10.正确认识并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 40
　　　　11.以消费为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45
　　　　12.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 49
　　　　

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及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研究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过程。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化中国”，即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分析和理解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即在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理性思维，并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和形式。“化中国”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中国化”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分作四个阶段，展现为四次历史性变化。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飞跃。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是这一时期的“序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及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经济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创造性地走出了基本经济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和生产力持续增长同步的发展模式；接着，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阶段。砥砺奋进、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均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等，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1978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发展，着力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探索，在系统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等主导性理论以及在主导性理论交互作用中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论，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体系。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2017年底，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经济思想被概括为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个方面“坚持”的理论要义。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新概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境界。2020年，中国共产党在对“十四五”发展规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长期规划制定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的阐释，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时代意蕴。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是五千年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晶，是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在中华五千年经济思想文明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相伴随，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也是在曲折中谋求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正是在工业文明时代，在中华文明处于危亡之中兴起的，它改变了中华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是引领中华经济文明再次崛兴的指导思想，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放在中华五千年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中来审视。
　　　　第二个维度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对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方面作出了探索，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第三个维度是在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凸显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对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高度关注，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时，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值得深入研究。

数字贸易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让全球供应链遭遇“断链”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受阻。然而异军突起的数字技术及数字贸易，使全球得以建立起更具弹性、更趋稳定的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使各类经济体得以广泛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之中，使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稳定性。数字贸易以其无与伦比的新发展动能，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受阻
　　　　2018年以来，美国以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名，升级贸易摩擦，先后对中国中兴、华为等高新企业实施“精准打击”，全球供应链面临供应中断、技术中断、合作中断等风险。中美贸易摩擦人为增加了供应链成本，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运行，使全球供应链出现萎缩、转移、扭曲、破坏甚至直接面临断裂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国纷纷关闭国门，封锁边境，限制人员流动。世界各国同时遭遇全球需求萎缩和全球供应中断。全球生产链、产业链及供应链等的突然断裂，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困境。
　　　　数字贸易具有新发展动能
　　　　数字贸易是以数字平台为交易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为实体贸易货物、数字化产品及服务提供电子化信息数据交互，通过贸易合作机制，改善贸易结构和提升贸易效率，并实现智能化发展的一种新型贸易形式。数字贸易是对传统贸易形式的拓展、延伸、迭代，具有无与伦比的新发展动能。
　　　　第一，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贸易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运用，产生高效率、低成本的复合技术，打破了资源成本的限制。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进行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变革，新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降低数据的获取、分析、存储和利用的成本，数字贸易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第二，交易方式的变革。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采用链式交易模式，数字贸易在多重贸易主体的参与下，转向网络平台式交易模式。数字贸易交易对象，既包括货物贸易，也包含数字产品贸易，还包括数字服务。交易方式日新月异，数字贸易自由化与在线消费者保护成为数字贸易交易与谈判的争议焦点。
　　　　第三，组织方式的变革。数字贸易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发展，依托于数据间的无限关联性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数字化，借助竞争合作互赢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方案，将加快全球供应链融合发展进程。
　　　　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供应链
　　　　数字贸易通过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手段，为贸易摩擦与冲突日益激烈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贸易合作方式，数字技术下的商品贸易形态为消费者提供了另一种消费体验，使全球范围内产品与服务的供需更为便捷。数字化知识与信息可成为重要交易对象，产品、服务与企业管理与信息产业的紧密结合，以保障全球跨境商品贸易流通与产业供应链的生产信息的精准对接，实现全球公共贸易信息服务共建共享、联合运营，从治理模式、运行效率等方面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缩减供应链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供应链风险。
　　　　一是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供应链运行效率。在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制造商、中间商及销售终端随着链条层级的增加，供应链运行效率下降。然而，数字贸易通过全球范围内共享贸易信息，对供需匹配关系进行重构，打通了供应链的供需与信息交互。制造端，通过提高产品信息监测与应用能力，促进制造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销售端，通过对交易的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建设，解决了销售过程中的信任、质量控制及价格评估等关键问题；在供应方面，加快了仓储、物流和金融的数字化升级，以实现需求和供给精准匹配和对接。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与贸易开展过程的深度融合，构建新型供需关系、协作关系和合作共赢关系，提升了全球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二是数字贸易缩减全球供应链成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贸易平台能对全球采购、生产体系、支付体系、跨境物流体系、信息管理体系、全球运营服务等进行有效渗透和生态化整合，使全球供应链参与者的搜集成本和获取信息成本大幅降低。交易过程的全程跟踪、监督、顾客评价及售后服务也变得更加高效、快捷和透明，供应链的运行、组织和协调成本显著降低。在数字贸易框架下，供应链结构更趋扁平化，供需双方的贸易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数字贸易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企业，带来了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稳定的多源开源供给有助于进一步缩减全球供应链的其他成本。
　　　　三是数字贸易缓解全球供应链风险。数字技术使全球得以建立更具弹性、更趋稳定的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体系，使得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稳定性。在全球供应链运营过程中，电子数据交换及数字化信息与产品的传输和跨境流动，为合作缓解全球供应链风险提供了可能，如通过平台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共同管控中断风险。数字贸易下，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效率得到提高，高效交换的离散数据以及高速信息处理能力，可整合企业贸易信息数据库，为全球供应链风险提供了缓释传导路径。在区域供应不确定情况下，企业之间各类交易可实现高效配对，降低供应中断风险。数字贸易平台促进多流合一的全球供应链生态协同，实现全球供应体系的强稳定性，提供创新化生态的风险缓释路径。数字贸易下，供应链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得到提升。
　　　　四是数字贸易重构全球供应链治理模式。数字贸易重构新型全球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下，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并从其产生开始就具备全球生产和消费属性，将推动数字产品全球供应链分工模式诞生。更多的产品种类、更大的服务范围、更便捷的供给方式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中来，为全球供应链体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不断扩张贸易边界，拓宽新兴贸易领域，并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重构，倒逼全球供应链转型升级。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为全球供应链转型发展提供保障。世界范围内尽管还没有出台一套专门服务于数字贸易的法律规则体系，但在国家共识基础上组建标准化机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共同制定全球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方案，通过程序保障合理避免单边规制措施，发挥非国家力量协调作用，淡化国别政策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如何增强xx经济发展“韧性”

　　　　2022年开局至今，xx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同时，上海、浙江、广东等南方省份一季度GDP增速全面回落，南方省份占全国GDP比重近二十年来首度缩小，从去年同期的64.7%下降到64.4%。
　　　　xx如何应对当前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风险因素，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稳定、可持续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风险因素复杂多元
　　　　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俄乌战争等国际地缘冲突、全球原材料涨价及加息预期??多种风险叠加，是导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体量大、产业链长、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上述风险对xx、上海、广东等经济强省强市的影响面更广，影响程度更深，增速下滑也就更为明显。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申俊喜教授认为，疫情是首要风险因素。xx是服务业大省，增加值已超过了GDP总量的一半，疫情对xx服务业的冲击尤其巨大。其二，俄乌战争爆发后，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xx是能源消费大省，目前能耗水平仍较高，由此带来的是能源成本骤升。其三，美国陷入新一轮通货膨胀，为降低通胀率，美联储不断加息，收缩资产负债表，造成大量资本流向美国。同时，中美、中欧贸易战至今未息，美欧对华关税整体税率水平仍未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xx吸引外资和外贸出口的增长。
　　　　今年一季度GDP大幅飙升的多数是能源、资源大省，侧面证明了全球能源大幅涨价对xx等经济强省的冲击之烈。山西、内蒙古名义增速均超过20%，领跑全国，而两地原煤产量之和占全国的55%。宁夏、陕西、青海等能源大省的名义增速也超过10%。同期xx名义增速为7.7%，广东为5.1%，上海为5.8%。所谓“北方省份增速逆转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正在于此。天津、xx、吉林等北方省市的增速居全国各省之尾，呈现明显的分化之势，更说明了这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xx省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骆祖春表示，一季度全国及xx经济增速放缓，必定与金融因素相关。但金融毕竟是服务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增长乏力的根源是市场主体发展放缓。今年一季度xx外贸的拉动力较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出口增长15%。申俊喜分析，一季度xx出口额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在于，一方面，xx在全球主要商品供应链中地位较为突出，很多环节难以替代；另一方面，xx出口商品中，机电、电子类比例较大，附加值相对较高。
　　　　然而，即便是外贸业，今年以来所面临的压力也在加大。xx省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张远鹏认为，全球范围重要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国内供应链因疫情出现种种问题、海外市场消费力下降，也是导致xx外贸乃至整体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的主要因素。自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粮食、锂钴锰等稀有金属价格均不断上涨，今年以来涨势尤猛，工业品生产成本因此明显上升。制造业是xx经济的基石，大批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甚至原材料供应不足，产销量下滑。海外一些国家地区虽已宣布“正常化”，放开了疫情管控，但疫情仍在持续，居民收入减少，预期弱化，欧洲国家能源价格上涨、非洲粮食价格上涨，消费下降，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少。此外，由于俄乌战争持续，2月下旬至今中国至黑海海运航线、中国与欧洲陆路贸易新通道——中欧班列均受波及，物流不畅，面向俄罗斯及中东欧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有所下滑。
　　　　骆祖春认为，投资、消费、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但国内投资与消费的拉动力较弱。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55.7亿元，同比仅微增0.5%。由于消费的慢变量属性，当前投资拉动力不足的问题更为凸显。
　　　　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xx，从上海、浙江到广东，长三角乃至沿海省市都不同程度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和症结。
　　　　应对：政策拉动投资企业修炼内功
　　　　面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速下行的困局及其风险因素，xx乃至各大经济强省强市应如何应对？
　　　　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申俊喜的看法是，未来两三个季度乃至未来一两年，各级政府应有更积极的作为。譬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新基建”投资，补新一代信息网络、大数据、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短板，激励市场消费。在已出台的减免税费等纾困解难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激励社会投资。他建议，去年以来的“一刀切”式地产调控政策应予以调整。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xx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3.1%。推动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同时，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推动居民消费。
　　　　此外，他认为，化危为机，还需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xx应针对困局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率先从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的增长路径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型，真正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一季度南京、苏州等龙头城市的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最快，已体现了一种良好的趋势。为此，xx各地还应保持去年以来的良好势头，继续吸纳全球的创新人才。
　　　　骆祖春分析，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针对疫情下国外需求不确定性增强、国内企业普遍遭遇困难的现实，先后推出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绿色金融支持工具等一些政策工具，使得稳健的货币政策变得更加灵活，政策发力更加靠前。xx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居全国前列。3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比年初新增1.18万亿元，同比多增1354亿元，新增额居全国第一。但是，他认为，xx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担负国家经济的“压舱石”作用，xx金融业还应继续凝聚政策合力，在落实省政府“苏政40条”“苏政办22条”和人民银行、外管局23条政策的基础之上，推动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特别是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这是拉动投资和消费的“源头之水”。
　　　　xx省社科院社会政策所所长、xx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春龙认为，在国际地缘冲突和国内疫情散发的双重压力下，一季度xx经济增速虽未能“高歌猛进”，但也基本实现了“就业稳、物价稳、消费稳”，再一次体现了xx经济的“韧性”。韧性，即抗风险能力，不会因为“大风大浪”而出现大的波折。一季度北方部分能源大省名义增速颇高，其实也暴露了其经济发展动力的单一性和脆弱性。而xx不同。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在海内外逆境下，支撑经济增长的二产、三产都保持了一定增长，这与近几年xx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转型升级有着密切关系，韧性因此显著增强。
　　　　他认为，随着上海等地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可以预见，xx以及长三角地区未来几个季度将会逐渐迎来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但俄乌战争与国内疫情仍在持续，全球经济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对xx经济应对复杂多元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建议，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居安思危，形成常态化经济风险防控的意识及预案。企业更须继续修炼内功，增强竞争力，做好应对新风险的准备。

百年经济思想创新的深刻阐释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指引着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前景，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壮丽凯歌。总结党带领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和基本经验，由顾海良教授和邹进文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从经济学的角度，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的研究和写作，日前已公开出版发行。
　　　　该著以编年史为线索，回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理论脉络、历史脉络和逻辑脉络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著作的出版，对于以史鉴今，弘扬优秀经济思想，繁荣学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该著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主题和真谛。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先进知识分子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百年来一以贯之地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全书坚持这样的主题，阐述各个历史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实现了党的经济思想史和实践奋斗史重大主题的统一。
　　　　该著坚持以唯物史观总结党的百年经济理论创新史，提供了编撰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范例。全书坚持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坚实的史实依据，令人信服。正如该书所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和把握发展规律。”该著作给予读者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探索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启迪。
　　　　党的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总结党的经济思想史，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前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阶段新任务，挑战和机遇并存。该著作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学习和牢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初心和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特征

　　　　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效率，给社会和经济结构带来深刻变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进一步加深了实体经济数字化的改革。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受益于企业，受惠于人民。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体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体现在融合发展规模及速度方面。总体趋势上，融合规模逐年上升，融合进度加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首要助力。其融合水平主要体现为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由于信息技术的注入，使我国传统产业遇到了新的机会和挑战，在转型和升级中，重新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数字经济规模加快发展。2002年数字经济规模为1.2万亿元，到2020年达到39.2万亿元，增长了32倍，增长速度远超GDP，而产业数字化规模从0.6万亿元，上升到31.7万亿元，同比增加53倍。2012年，由于国家政策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推动，一些优秀的信息化企业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如东阿阿胶、海尔集团等，逐渐加深对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2015年国家倡导“互联网+产业”，该方案促进了第一批制造业、农业等实体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随后，电子商务、平台和共享经济等服务业相继进行新旧模式的转换与接替，以产业数字化模式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得到进一步加深。2015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推动了数字化与实体企业的有效结合。2015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13.8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例达74.3%，2014年到2020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50%。2017年，国家确立了实体企业数据要素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方式，力促“两高一低”企业升级，企业加大对大数据的重视和投入。中国信息通信院的调查显示，在受访企业中有一半在2017年对大数据的投入比2016年提升6.7%。其中，投入提升超过50%的企业占25.5%。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投资进一步增长，其中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增长了39.6%。
　　　　第二，体现在融合发展产业结构方面。在数字经济内部分类上，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规模逐年扩大，但是产业数字化增进速度优于数字产业化。2002—2005年，两者规模相当，均占数字经济规模的50%。从2006年开始，产业数字化规模迅速增长，到2020年，其规模占数字经济规模比例达到80.9%，远高于数字产业化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我国产品、技术和服务与数字化融合并渗透到各个传统产业之中，传统产业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效应逐年提升。在三次产业结构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低到高的特征。2016年数字经济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渗透系数为6.2%、16.8%、29.6%，到2020年分别增长到8.9%、21%、40.7%，约为1∶2∶4，分别增长了2.7、4.2、11.1个百分点。显然数字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渗透率增长比率远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处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领先地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更多企业利用大数据对接生产与服务，倒逼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转型升级。服务业，尤其是电子网上消费、信息共享等模式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2020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上升到11.8万亿元，占总社会零售额的30%，比2016年增长近20%。在线教育用户比2019年增长了22%，在线远程医疗服务规模达到940亿元。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工业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领域，无接触生产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2018年生产设备、关键工序及设备的数字化率分别达到46%、49%、39%，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8.7%。工业数字化的应用，使劳动生产率、产能得到提升，生产成本逐年下降。
第三，体现在区域发展方面。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的通知》精神指引下，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在各省市相继出台，使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得到了更进一步优化。2019年各地区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规模占比均超过60%，西部部分地区占比接近95%。浙江、xx、广东等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浙江、xx等地区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万亿元，广东省达到3.5万亿元。但各区域之间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呈现东强西弱、南优北劣的状态。东部和南部，尤其是沿海沿线省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高，新兴的信息技术相对前沿，拥有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在全国具有领先水平。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显示，全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融合指标平均值为30.1，东部地区达42.3，其中xx融合指标分别达到58.8、56.9、53.5，已连续两年位居前三。中部地区也在平均值之上，达到31.4。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传统产业发展相对较弱，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与东部地区相差比较大，数字经济融合指标只有21.7和21.6。总体上，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融合发展水平上逐年提高，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了实质进展。在产业结构上各区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特征。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地区间融合指数差距较大，2019年全国31个